国内外翻译研究热点与趋势 ——基于译学核心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

摘要

本文以CSSCI期刊与SSCI、A＆HCI的翻译学研究文献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绘制该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考察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热点前沿,旨在回答：1）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学术期刊阵地布局如何？期刊之间的研究倾向有何质化量化区别？2）国内外高产作者和科研机构具有什么样的特色？3）国内外翻译研究热点在1995—2015年期间经历了哪些历时变化？以期能够对国内同行更有针对性地参与学术对话和国际访学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

翻译研究 翻译批评 知识图谱 翻译理论 文献综述

1. 引言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两次转向： 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表现出三大根本性的突破：首先，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间的对等研究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其次，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最后，不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而是置于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谢天振 2003)。许钧教授曾考察20世纪中国译学发展，指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在认识上比西方起码要迟二十年”。诚如是，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是否都落后？局面如今是否得以改进？得到了多少大程度改进？有哪些具体体现？这些问题均值得实证研究。

　　本文在文献计量基础上，结合文献细读，具体回答：（1）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学术期刊阵地布局如何？期刊之间的研究倾向有何区别？（2）国内外高产作者和科研机构具有什么样的特色？（3）国内外翻译研究热点在1995-2015年期间经历了哪些历时变化？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回答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译学发展的差距。

2. 研究设计

　　有研究者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技术分析了某一译学术语历时变化，以体现中国翻译话语的接受与认知过程。比如，刘润泽等(2015)历时地描述了Nida的“对等”术语30年间在中国当代译学语境中的谱系化发展特征，并借之探讨术语翻译的知识传播与理论生发功能。金胜昔等(2016)调查了十年间我国认知翻译研究。有学者关注当下国际近期热点。比如，李红满(2014)基于6本翻译学SSCI期刊回顾了2008-2012年国际译学热点。还有关注近年国内翻译热点变化。张继光(2016)基于12本外语类核心刊物调查了2005-2014年国内翻译研究的热点变化。这些研究均是文献计量学支持下译学发展追述的有益探索，但是兼顾横向国内外横向对比和纵向历时比较者凤毛麟角。再者，囿于软件算法，Citespace进行关键词聚类有时不甚理想(宋秀芳, 2016)。因此，本研究还整合了更接近于WOS数据的工具VOSviewer。

　　本研究使用的国内数据来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翻译”、“口译”和“笔译”为主题词，选取14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现代外语》、《中国外语》、《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外语研究》，检索时间设为1995-2015年，剔除通知、目录、征稿后得到6433篇文献。使用的国外数据来源为Web of Science下属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数据库，选取13种国际翻译学研究权威期刊：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Babel、Interpreting、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eta、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Target、Translator、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Translation Review、Translation Studies，检索时间同上，剔除编辑素材、目录、传记、会议摘要后得到4694篇文献。以下是笔者借助CiteSpace IV和VOSviewer对文献的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国内外译学期刊对比分析

　　除了发文量之外（表1），目前，我国的翻译学CSSCI期刊是《中国翻译》和《上海翻译》，前者排名前3位专门关键词是：文学翻译、翻译教学和翻译策略；而后者为翻译策略、翻译教学和应用翻译。由此可以管窥两家刊物的办刊思路和用稿倾向。发文量最少的3本期刊均明确体现了用稿倾向：《现代外语》侧重语言学范式下翻译研究，《外语界》侧重翻译教学实施与评价，《外语电化教学》侧重语料库和翻译教学，其他9本外语类CSSCI刊物基本上是综合涵盖翻译学各个方面。

    我们发现国外期刊体现了明确办刊倾向和用稿偏好：Perspective重语言学范式、译者研究； Translation & Literature重英语文学在域外的翻译；Translation Review重跨文化文学移植的理论与批评思考；Translator重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各个方面；Target重描写译学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重跨学科；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重译员培训；Babel重专业领域翻译和翻译策略；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重翻译政策和语言政策；Interpreting重口译跨学科研究。其他三本期刊：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和Meta涵盖口笔译研究的各个方面，不限于学派和领域。值得向国外同行学习的是明确翻译研究侧重点，既有利于学者投稿有的放矢，繁荣学派，又避免期刊的同质化竞争。

   结合表1和表2，发文总量看，中国（6433篇）超过了世界（4694篇）。但从年代看（图1），国内外均呈现1996-1999年我国翻译研究的低潮期，2000-2009年是高速发展期，2010-2015是平稳期；国际同行1995-2004保持平稳，2005-2015是高速发展期。发文量的变化并非仅与张继光（2016）发现的期刊改版有关，更重要的是研究趋势变化（详见后文“突发词检验”）。单从发文量看，1995年-2015年中国译学研究并没有落后于西方同行。

图1 国内外翻译研究的总体趋势（1995-2015）

3.2 国内外翻译研究高产作者及机构

　　借助Citespace，绘制了国内翻译研究的高产作者及研究机构的知识图谱。将“time slicing”设为1995—2015，1年为时间切片单位，选取每个切片单位内发文量最高的30位作者和机构，采用寻径算法（pathfinder），生成作者及研究机构的知识图谱。为了使图谱清晰可辨，我们设定阈值为11，即图2中出现的作者和研究机构发文频次均不小于11。图中节点代表作者及研究机构，发文量越多，节点越大。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作者、机构之间的联系。我国翻译研究机构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不仅高产（表3显示CSSCI发文量几乎是SSCI的两倍）且彼此保持了密的合作，合作者关系多是博士生导师与其学生。

图2 国内翻译研究高产作者及机构（1995-2015）

研究国际高产作者同理设置参数，调试最小生成树算法（MST），生成作者及研究机构的知识图谱。为了使图谱清晰可辨，我们设定阈值为14，即图3中出现的作者和研究机构发文频次均不小于14。

国际译学研究高产机构之间联系以散点呈现，保持独立研究。其中，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不仅发文量最高而且与法国里昂二大、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比利时天主鲁汶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合作。表3是本研究归纳的国内高产科研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的国外高产作者与(李红满 2014) 结果大相径庭，因为本研究时间跨度和研究期刊更全面，更重要的是前者研究排除了书评这一体裁。许建忠、Clas、 Elliot等人均有大量SSCI书评文章。比较而言，CSSCI高产作者（图2）几乎全部是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根据基于普赖斯定律与综合指数法等文献计量手段得出对某一学科领域有焦大影响力的作者。但绝不等于学者学术水平排名。]。耐人寻味的是，我国期刊是否应该学习国际同行，扩大书评版面，视翻译书评是翻译批评的一部分呢(刘金龙 2014) ？

图3 国际翻译研究高产作者及机构（1995-2015）

3.3 国内外翻译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因此常用高频关键词来分析某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排除翻译和translation等较宽泛的关键词后，得到国内外翻译领域研究前十位的关键词（表4）。

SSCI关键词体现三大特点：第一，明确具体翻译领域，特别是视听翻译和字幕翻译。第二，翻译教学研究细化，重视翻译能力、翻译过程，这得益于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译员培训专门期刊。第三，强调意识形态。笔者猜想是因为Lefevere与Bassnett (Lefevere, 1992)扛起了文化学派的大旗，宣称以忠实为旨归的哲罗姆模式行将终结，标举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为翻译本质。如表2提到，意识形态研究在Target为代表的描写译学期刊发挥得淋漓尽致。核心作者高被引文献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解释。图4为国际翻译研究排名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借助VOSviewer的自动聚类功能，SSCI前10位高被引文献可归为2个聚类（表5）：聚类1主要是Hatim & Mason (1990、1997) 的话语分析学派和Nord（1991、1997）的功能学派，他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等语言学领域广泛地汲取养分。但是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也许是未来趋势。换言之，语言学翻译研究还会有新突破。聚类2主要由Toury (1995) 的描写译学、Venuti (1995、1998) 的异化理论、Lefevere (1992) 的操纵论组成。也就是说，聚类1代表语言学范式，聚类2代表文化范式的核心观点。笔者与谢天振（2003）“先后两次转向”的看法不同：一是考虑到高影响力著作才能够代表所谓的研究“转向”，而两个范式的国际高影响力著作发生时间几乎同步；二是因为两个所谓的“转向”紧密关联，并没有因为文化范式的兴起而代替语言学范式。三是语言学派高影响著作数量种类均大于文化学派。因此，转向的提法为修辞话语而非纯粹的科学事实。迄今为止，翻译学已经经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技术转向等等说法不一而足。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虚指的“转向”只是各自学派标举自己重要性的修辞手段而非实质替代，否则翻译学频频转向，我们的研究又该如何寻找方向呢？笔者认为翻译批评应该站在客观的学术立场上观察批评，区分译学术语与修辞话语，“转向”之说可以休矣。近期，学界也意识到这种非替代性的新动向实为学科属性使然，体现了翻译范式与科学范式的不同之处 (胡庭树 2017)。图4显示两个聚类间有一个强力的“纽带”，即Toury (1995)的描述翻译学分析译文在目的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功能，尤其关注的是译者决策、翻译规范、文本的选择及其影响，这种“场外征用”恰好是从聚类1语言本体研究扩展到聚类2文化学派的一个中间桥梁。正如Holmes(1978：72)所言：学者的任务是描述翻译文本与原文的关系。显而易见，他必须试图决定译者心目中两幅地图的特点，以系统地发现规则、规范的偏离和预期。在描写译学看来，对等即译者的诗学。

图4. 国际翻译研究高被引文献

表5也显示，语言学范式与文化学派的高被引文献的出版时间几乎同步，更有力证实了笔者对“转向”修辞话语虚张声势的批判。Baker(1996)认为语言学范式与文化学派是互补的关系，同时又警示我们异化、阻抗式译法以及女性主义的劫持翻译策略（hijacking）对翻译的理解无补。可惜Baker (1996) 并没有告诉我们两个学派的联系桥梁何在，本文的研究可以从学者研究引用文献的角度得以实证补充。当下翻译研究不仅是实现语言学与文化学派的跨学科研究，更应该实现打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超学科研究。正是如此，近年来语料库翻译研究又陆续推出了语料库翻译文体学（王峰、刘雪芹 2017）、口译语料库、多模态翻译语料库等新兴命题。在“认知科学”的影响下，ERP技术、眼动仪、核磁共振等技术手段也介入了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Albir, 2015)，所得结论又与翻译作为产品的研究之间实现“三角互证”(Jiménez-Crespo,2015)。

表4显示CSSCI关键词体现了对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方法与策略等课题的重视。VOSviewer的自动聚类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内翻译研究的前100位高频关键词可以归为4个聚类（图5）：翻译理论、文学翻译、翻译技巧/策略、翻译教学。国际研究可归为7类：语料库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翻译评估、语言学范式、文化翻译、译员培训、文学翻译（图6）。

图5 国内翻译研究的top100关键词聚类密度视图

国内翻译理论关注的热切程度远高于国际同行，尤其是“传统译论”，这是我国翻译研究素来的情节。罗新璋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我国自称体系的翻译理论”，归纳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脉络。1987年，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刘宓庆首倡“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从70年代末零星译介西方（包括苏俄）译论，到21世纪初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大规模引进“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学者一面在跟上国际同行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反思如何继承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披沙炼金，凝结散论，用现代话语体系再包装。40年来的“西学东渐”让一批学者不禁冷思考中西译论的体用关系。以潘文国（2016）为代表，痛批大量硕、博士论文以及一些专家的学术著作以“某理论观照下的某研究”等为题，其框架大多是先用一定篇幅介绍国外理论，接着提出一些所谓的问题，再套用国外理论解释一番完事。这类“恶性西化”实际上既没有解决任何理论问题。本文认为接下来中国传统译论的根基土壤是什么？如何利用现代话语阐释与充实？传统译论如何接轨世界翻译话语体系？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图6 国际翻译研究的top100关键词聚类密度视图

　　另一方面，也并不意味着国际同行不再重视翻译理论。图6显示国际研究聚类成7个不同领域，以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理论驱动，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文学翻译关注儿童文学、性别研究。社会翻译学凸显了全球化、本土化、复译、惯习。语言学翻译研究凸显了多模态、衔接和术语。另外，跟进西方研究同时，须知批判接受。比如，在描述性翻译研究范式之下，多元系统理论的主客二分、忽略译者的不足渐渐凸显，其所标榜的纯粹客观描述也进一步受到质疑，社会学理论就是在对多元系统论的质疑声中进入了翻译研究。但是社会翻译学背离人文属性，淡化文本，翻译贴合度不够等问题也浮出水面（赵巍 2013）。

3.4翻译研究的前沿

　　借助Citespace的“突发词检测”（detect bursts）算法，从文献的题目、摘要等提取出突变术语，检测某一学科领域研究兴趣的突然增长，追踪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李红满 2014：25）。表6中深色线条为突变发生显著变化的年份区间。翻译行业、翻译过程、翻译教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等是国内翻译研究的前沿，视听翻译、声音描述、译者行为、信息技术、文化翻译和法律翻译是国际翻译研究的前沿。

　　笔者在图1分析的我国翻译研究阶段划分与表6可以互为印证：1999年之前的低潮期，不仅是张继光（2016）分析的期刊改版因素，更重要的当时的研究问题和视野过于狭窄。如果说西方翻译史上“直译—意译”之争还是优劣判断，中国译界则纠结概念定义，每个人都先要对“直译—意译”下一个定义，再加以发挥。结果讨论中出现“直译不是死译”、“意译不是胡译”这样认真但有点好笑的辨析；也会出现“直译就是意译”这样打混仗的主张，争到最后竟是得出“好的翻译既是直译也是意译”这种匪夷所思的结论(潘文国 2016 )。图1归纳的2000-2009年我国译学高速发展期，恶补西学之余，也曾有过理论皈依的迷思。中国翻译学界一方面捕捉了翻译服务、认知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伦理等新兴理论课题；另一方面发挥东方智慧，立足本土需求，陆续推出了变译学、生态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其间也发生过商榷与辩论，但是澄清了误解，扩大了影响(刘爱华 2010)。理论系统性完善，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形成国际同行公认的话语体系将是本土译论努力的下一站。2010年后步入平稳期，历经了语言学派、文化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各个流派轮番登场之后，翻译研究悄然进入了“后理论”时代。依据是表6显示这一阶段除了翻译社会学之外，并没有突发理论标签明确的关键词，代之以外宣翻译、法律翻译、中国文学等实际问题驱动的研究，反映了翻译研究紧跟社会现实需求的新特点。以译者教育为例，到2016年，全国MTI学位点206个，每年招生超过8000人。根据MTI教指委的统计数字，截至2016年4月，全国MTI累计招生近36000人。本专业已累计为社会培养了20000余名毕业生。MTI教育已步入第十个年头，亟需206个学位点在师资建设、课程设置、考试招生、教材开发、实习基地等方面深化内涵建设，形成特色教育，满足社会需求。

4. 结语

　　本文对比国内外翻译学重要刊物二十多年来的知识图谱，主要有以下发现：我国在1999年之前译学研究开拓期，一方面是期刊阵地尚在建设，一方面是研究问题过于陈旧。2000-2009年译学高速发展，大量吸收西方术语，重新阐释传统译论，但是焦点有所不同，我国重视翻译理论、翻译批评；而西方最大的焦点是文学翻译、视听翻译。本文预测未来视听翻译也许随着多模态研究的成熟会成为我国未来的翻译热点。我国译学高速发展期间，除了追随西方影响最广的文化转向之外，还有社会转向、语用转向、技术转向等等不一而足，本文在调查国际高被引文献时发现所谓转向多数是一种修辞话语，而非替代性变化。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以描写译学作为强有力的纽带。2010年以后的中国译学进入平稳期间，也正悄然地从理论驱动研究转变到问题驱动的后理论时代。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我国翻译研究面临的三大机遇：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办学；呈现三大趋势：学界与业界结合、本土化与全球化结合、超学科研究范式；迎接三大挑战：翻译与传播、翻译与传承、翻译与教育。

作者简介

王峰，同济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双学位博士候选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文体学。

陈文，硕士，东华大学外语学院。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文献计量。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感谢王峰老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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