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

摘要 

     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两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令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侧目。因应这一变局，学术研究须改变一百多年来的“西化”研究范式，重新确立中国文化自信，调整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格局。在语言研究上，要改变思路，从中文实践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出发，以西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学为参照探索汉语特色，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学，在此基础上对人类普通语言学研究作出贡献。在翻译研究上，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应从引进转向实实在在的研究，要对已引进和将引进的各种理论进行认真比较、鉴别、消化和吸收，加强对中国翻译传统和中国自身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实践要特别加强中译外，这将是今后翻译的重头。

关键词：大变局; 文化自信; 语言研究; 翻译研

1.两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同治十一年( 公元 1872 年) 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写道: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是“大变局”在近代最早出现并引发世人的警醒。1991 年 2 月，季羡林先生( 1991) 预见性地提出了“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的观点，认为几千年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还是三十年河西，什么时候三十年河东，我不敢确切说。这一定会来则是毫无疑问的。二十一世纪可能就是转折点。”2015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也提出了“大变局”概念，指出全球治理体制正处于数百年以来的大变局之中。

      纵观以上几种说法，我们能够强烈地感知，中国和世界在当前真的又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如果说 19 世纪中叶中国经历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次打开国门，面向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世界，在危急存亡关头被迫走上一条变法自强、学习西方、由西变中的道路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道转换，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近二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次风向变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中国文化又一次引起西方的关注。乐观地说，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中国崛起已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估量。

      《周易》有云: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大变局必然带来思想和行动上的大变化。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顺应时代，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各行各业均是如此，学术研究也不例外。谈及学术研究，先要对近代学术研究的历史进行回看反思。

      一百多年来，在上一个大变局带来的大变化中，在学术研究上我们走的是一条坚定不移的西化之路: 由西观中，以西律中，甚至“全盘西化”。这表现在一方面猛烈地批判、消解我们固有的文化，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一方面急切地大量引进西方学术，以填补消解后留出的真空。具体做法是，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以西方学术为筛子，对传统中国学术进行全面筛选、解构和重组，把可以纳入的东西强行塞进西方学术体系的构架。那些无法纳入的，就被排除出“科学”的殿堂，任其自生自灭。而有幸进入“科学”体系的，则唯西方马首是瞻。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国际学术研究上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其理论、概念、术语、方法，甚至话题和争论的焦点都来自西方，研究者以引进、套用西方理论为荣。20 世纪上半叶乃至五六十年代，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我们“引进”时还有所批判、有所选择，八九十年代以来则更表现得饥不择食，在“与国际接轨”的冲动下捡到篮里都是菜，甚至出现了以西驭中的学术研究范式。大量硕、博士论文以及一些专家的学术著作以“某某理论观照下的某某研究”等为题，其框架大多是先用一定篇幅介绍国外理论，接着提出一些所谓的问题，再套用国外理论解释一番就算完事。这类“恶性西化”的研究恐怕只能叫做“伪学术”，实际上既没有解决任何理论问题，因为理论本来就是现成的; 也没有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因为想解决的问题还在那里，并不因为理论换了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对于语言中的双宾语现象，今天有人用结构主义解释一下，明天又有人用生成语法解释一下，后天还会有人用最简主义、认知理论或者别的什么理论再解释一番。然而，双宾语还是双宾语，并没有因换了理论的“马甲”而前进一步或有所改变。有人认为，运用新理论也是创新，那要看是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否则最多只能证明理论发明者的创新。

      伴随新的大变局的到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学术研究问题。中国经济上去了，军事上去了，科技上去了，国际形象上去了，国际关系的格局改变了，文化怎么办?学术怎么办? 还是走一百年来的西化道路? 还是唯洋是从，在外国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下讨生活? 显然这与时代的要求是不相称的。大变局必然要求学术研究的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自信，转变研究立足点和视角，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变由西观中为由中观中、居中观西。学术问题不能只由西方说了算( 尽管西方学者未必有此心) ，不能只是西方在那里不断创新，我们只是持续不断地跟进和照搬。我们也要争取发言权、话语权。如果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习惯的学术研究套路是: 瞄准西方“前沿”，引进吸收，解释中国“问题”，与国际“接轨”，则大变局下新的学术研究路子应该是: 从中国关注出发，借鉴西方经验，创新中国学术。这里说“关注”而不说“问题”，是因为只有关注了才会发现问题，而且今后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还有世界和人类的问题。再者，借鉴“经验”而不说“理论”，是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我们真正需要借鉴的并不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结论，而是他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和经验。在学术研究中最不足取的是套用别人的现成理论，在别人的理论下做研究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创新。唐代韩愈有言: “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①。”宋代宋祁有言: “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②。”近代大画家齐白石亦有言: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虽然他们谈的是作文和作画，但隐含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

      立足于这一基本认识，笔者就大变局下的语言和翻译研究提几点看法。

2.大变局下的语言研究

     我国目前的语言学学科体系有“中国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之分。这本是人为的划分，而有的研究者就将之视作当然，认为搞外国语言学的只要研究外语和外国语言学理论就可以了，不必关注汉语，因为那是中文界的事。殊不知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才造成了几十年来我们深为忧虑的“两张皮”现象。外语与中文分治的结果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对外语学习和研究的伤害尤甚。以至今日，学习外语、甚至学习翻译的学生中文程度之差，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笔者认为，语言学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一个。对中国学者而言，尽管有研究中国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的领域分工，但只是出发点和途径不一样，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从理论方面来看就是促成中国语言研究发展和中国自身语言学建立。语言学界的前辈，如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张志公、许国璋、王宗炎等，都是这么做的。我们总不能说研究外国语言学是为了促进外语语言学，比方说英语语言学发展吧? 可能有人会说，语言学还有研究人类普通语言学的任务呢，这当然是对的，但人类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要建立在自身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如果对自己的语言漠然无知，或者只有在国外语言理论“观照”下的一些碎片化知识，所谓的“普通语言学”研究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理论上不可能有突破，实践上也只能是“屋下架屋”。因此，笔者主张语言理论研究，特别是汉外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模式应该是: 改变思路，从中文实践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出发，以西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学为参照，探索汉语特色，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学，在此基础上对人类普通语言学研究作出贡献。外国语言学学者必须了解和熟悉中文和中文的研究传统，不能如毛泽东曾经批评的那样，只知希腊却不知自己的祖宗。当然， “中国语言学”研究者也需要懂一点外语和外国语言学理论，不能像 19 世纪以前的学者那样闭目塞听。消除“两张皮”之后，这两股力量终将合流。

      从实践来看，语言研究有两大服务领域: 语言教学与语际翻译，翻译的问题下面再谈。就语言教学而言，语言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促进中国人学外语和外国人学中文的教学。我们以前更多关注前一个方面。随着大变局的到来，中文必然会加速走向世界，则后一个方面的任务也会加速到来，速度甚至会快得超出我们的预想。要跟上和引领时代就要提前谋划，未雨绸缪。在以前的西化氛围之下，我们的语言教学法研究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语言教学法是普世的，某种语言的教学法一旦产生，也必然适用于其他语言的教学，因而这些年来我们不加区分地大量引进西方语言的教学法理论和教学模式，不但用于教中国人学外语，还如法炮制地用于教外国人学中文。结果实践证明，效果有限。笔者认为，不同语言会有不同的语言研究理论，也会相应产生不同的语言教学理论。更进一步，不但不同语言需要不同教学法，针对不同对象教授同一种语言也需要不同的方法。教美国人英语、教中国人英语，教中国人中文、教外国人中文，方法都应该是不一样的，都值得单独专门研究。即如教外国人中文，在中国环境下教和在外国环境下教，情况就不相同; 对象的母语背景不一样，方法肯定也不一样。教学法当然可以互相借鉴，但教学效果更取决于个性。英语在世界上已经传播一两百年，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中文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虽然已有三十余年，但只能说还刚刚起步，特别是教学法上还未能摆脱英语教学法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大有潜力可挖，而且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沿带沿路 60 多种语言将为汉外对比和汉语国际教学研究带来无数新课题。

      从大变局下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今后应该加强以汉语汉字为主体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汉外对比研究和汉语哲学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应力争用外语出版，让汉语和汉语理论走向世界，在国际普通语言学界发出汉语研究的声音，争取汉语研究的话语权。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体现汉语特点的字本位观点可以说已经成为主流认识，但教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教材编写和研究还没有跟上。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有许多工作可做。在对待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法理论上，要强调适用性、局限性和更高层次的共性研究。所谓适用性，是指外国理论对于汉语研究适用与否及其适用程度。所谓局限性，是指外国理论用于汉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局限。所谓更高层次的共性研究，是指在对比和比较的基础上，探索中外文和中外文教学在更高层次上的共同点，为人类普通语言学研究作出真正的贡献。

3．大变局下的翻译研究

      在翻译研究领域，大变局带来的是中译外的极大发展，这一时代要求必然会引起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变化。

      在前一个大变局下，由于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中国事实上可以说未曾有过认真的翻译理论研究。19 世纪末，马建忠提出“善译”①，严复提出“信达雅”②，本来是从中国传统出发的很好的翻译理论构想，可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式翻译理论。然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西化大潮中“信达雅”被类比于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按三原则的理论作了相应改造。接着在新文化运动中，“雅”因主张“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被剔除，“信达”则变成“忠实”与“通顺”的对立。更后来有人提出，“信达雅”三字其实用一个“信”字就可概括，言下之意不仅“雅”字，连“达”字都是多余的。如此这般，一颗原创的中国译论萌芽就在“研究”过程中自我消解了。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初，我们就从西方引进在西文互译语境下产生并贯串西方翻译史的“直译—意译”说，既以此来解释“信”与“达”的矛盾，又以此来比附中国翻译史上长达数百年的 “文质之争”，更以此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由于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中西互译时基本不存在逐字( word-for-word) 翻译的可能，所谓“直译”只是一个假命题，因而“直译—意译”之争也是一个无谓之争。如果说西方翻译史上“直译—意译”之争还是对错、好坏之争，中国译界的“直译—意译”之争却是概念、术语和定义之争，每个人在争论前先要对“直译—意译”下一个自己的定义，再加以发挥，一如中国语言学家在讨论汉语语法时总须先对诸如“形态、主语、宾语”等下一个自己的定义，然后才能发表意见一样。结果讨论中既出现“直译不是死译”“意译不是胡译”这样认真但有点好笑的辨析，也会出现“直译就是意译”这样打混仗的主张，争到最后竟是得出“好的翻译既是直译也是意译”这种匪夷所思的结论。而这场混战居然延续了半个世纪( 潘文国 2009)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仅理论，连争论的焦点也来自西方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勃然而兴，迅即出现井喷现象，各种理论蜂出。几十年间，语言学派、文化学派、阐释学派、交际学派、功能学派、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译学理论轮番登场。这些理论或针对整体翻译现状，或侧重翻译过程中的某个方面，如作者和原文、读者和目的语社会、译者自身和翻译心理等，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 90 年代末起，中国翻译学界则迎来了一个理论介绍和引进的高潮，上述新出的理论几乎都被一一引进。“某某理论观照下的中国翻译实践研究”“翻译+某某学=某某翻译学”式研究，也就是从彼时“蔚成风气”的。遗憾的是，消解“信达雅”也好，翻炒“直译—意译”也好，引进形形色色翻译理论也罢，都没有促成中国自身翻译理论的建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了时代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要求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在借鉴吸收国外文化成果的同时，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为人类作出贡献。那么，翻译学怎么办? 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 改变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态度

      西方翻译理论当然需要继续引进，但引进势头会大大减弱。原因之一是据笔者观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过三十余年的辉煌之后，现已成强弩之末，估计近段时期内很难再提出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的理论。原因之二是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对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也已呈疲态或者说饱和状态，该引进的似乎都已引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态度应从引进转向实实在在的研究，要对已引进和将引进的各种理论进行认真的比较、鉴别、消化和吸收。就像对待西方语言学理论一样，对待西方翻译理论也要注重适用性、局限性和更高层次的共性研究。换而言之，西方翻译理论要经过中国翻译实践的筛选和检验。      2) 加强对中国传统翻译和中国自身翻译理论的研究      近些年来西方译论潮水般地涌入国门，但似乎没有对中国的翻译实践产生预期的作用。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不搞翻译实践、只会侈谈理论的“翻译家”，以至被人们嘲为“翻译理论上去了，翻译能力下来了”。当然这跟某些理论本来就只重描写不重实践有关，也跟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关，但在根本上涉及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问题。笔者坚持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外外互译和中外互译是不同的实践，因而需有不同理论的指导; 在中外互译中，外译中和中译外又是不同的实践，也需要不同的理论。西方各种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外外互译需要经过西方学者的论证，能否用于外译中、特别是中译外却需要经过中国译者和读者的检验。我们要认真学习吸收的，不应该是西方学者的结论，而是他们的立论精神、发现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以及论证的过程。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      3) 中译外研究要结合中国文化的传播      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对比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教学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翻译研究与文化比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中译外研究要与中国文化的传播结合起来。中国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实这也是中译外的最重要原则。在中译外实务中，有两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 1) 术语翻译，特别是中国历代文化概念和当代政治话语的翻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其中就包括翻译表述。由于中国现在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加上中国本身的经验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中国首次提出的关于中国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些概念、说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些新创提法，可能会一夜之间传遍全球。这些话语的翻译非常重要，尤其是首译。尽管一些重要的概念在翻译前会经过反复研究斟酌，从初次发表到形成定本也可能几经修改，但因当今媒体资讯传播迅速，译文一发表就会不胫而走，所以首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带一路”后来确定的标准译法就没有最初译法的影响大。关于中国文化重要概念和关键词的翻译，首译和定译也十分重要，因为这就是话语权。例如，禅宗和围棋发源于中国，而广泛使用的英语对应词却是从日语转译的“Zen”和 “go”，就会使人误以为两者源自日本。当然这有历史的原因，日本也没有否认其原来的属性，但我们现在要纠正世人的误解，把话语权拿回来，重新译成“Chan”和“weiqi”却很困难。这方面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历史的概念、术语在翻译前更须首先经过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因为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等的翻译都不像个别词语翻译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个系统性的大工程。      ( 2) 典籍英译。这些年，典籍外译的工作做得很多，但问题不少。最突出的问题是对象不明，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汉英对照的古代中文作品都算不上真正的典籍外译。这些作品，包括许多收入《大中华文库》的作品，其读者对象实际上并不是外国人，而是学英语的中国人，让他们将其作为翻译练习甚至是古文学习的参考资料。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典籍翻译都要加上白话文翻译，这是给外国人看的吗? 还有一些书翻译成了英文，但注释全都是用中文作的，有时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么翻而不那么翻，显然这也不是为外国人着想。此外，典籍翻译往往追求大部头，甚至是全文翻译。这对小说来说当然无可厚非，但对理论性著作其实并不适合。文化传播有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积累过程，在中国文化刚刚向外传播之时，这并不是值得提倡的正路子。我们只要看当年《论语》已有许多译本的情况下，林语堂却偏偏搞了个编译本，就可以明白其用心了。而林语堂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最成功的一位译家。      在大变局的背景下，中译外、中国文化传播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笔者建议首先加强以下课题的研究: 中国自身翻译传统和翻译理论研究、中译外理论研究、传统文化术语的梳理和外译、典籍译本的收集和比较研究、中国文化原典选读翻译等。从翻译教学角度来看，还有还老账的问题，那就是考虑到中国外语教学和翻译教学的现状，主动为消除“两张皮”量身定制提高中文修养的著作和教材。4． 结束语      笔者在本文中仅以语言和翻译研究为例，谈了对大变局下学术研究的一些新思考。大变局是个大课题，带来的将是全局性变化。如果整个学术界应风而动，中国学术将会展现一个蓬蓬勃勃的新面貌。我们为能置身于这个大变局感到兴奋，也为自己能在大变局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感到高兴。让我们共同努力，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简介：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中国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来源：《外语界》，感谢潘文国教授的支持。更多期刊内容，欢迎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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