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研究的三个新动态

摘要       通过研读批评话语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在2018 年刊发的两个专刊，并结合近年来对批评话语研究发展的观察和领悟，本文归纳出自2016 年Discourse & Society 首次刊发批评话语研究专刊以来批评话语研究领域呈现的三个新动态：批评视角的创新、理论视野的拓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讨论这些新动态的相关内容，可以引发对我国批评话语研究的思考，进而提出一些见解，包括从应用批评话语研究理论原则的案例研究中归纳和提升出有价值的、可以解释具有中国特色话语实践的话语理论。关键词：批评话语研究；新动态；内在批评；马克思与话语研究1.引言      “批评话语研究”一般指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在经历“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田海龙 2006）进入的第三个发展阶段（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田海龙 2016a）。虽然这几个术语时常交替使用 ，但不可否认，“批评话语研究”已然开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主张已显示出引领变化的一些端倪 。而且，批评话语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8 年第2期专刊“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伦理学”与第4期专刊“马克思与话语研究”，也将批评话语研究在批评视角、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索进一步推向深入。本文在综合研读这两个专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基础上讨论这些新的发展动态，思考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发意义。2. 新动态2.1 批评视角的创新      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思想一直在发展，也在不断创新。这种创新和发展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与旧的研究范式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他们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形成的（田海龙 2019a），同时也是他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思考的结果（田海龙 2019b）。进入到批评话语研究的新阶段，其学术思想的创新模式不再是围绕一些问题的争论，而是通过更新理论视角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例如，对“批评”概念的新认识便体现在将批评视角从“外在批评”转向“内在批评”的创新上面。      “外在批评”是Fairclough、van Dijk、Wodak等老一代学者从批评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体现为批评者的一种态度，一种政治抱负。尽管他们为此自豪（van Dijk 2001），却也经常遭到质疑（如 Widdowson 2004）。Herzog（2016, 2018a,b）将学术创新的理论视角转向探究“批评”所依据的“规范（norm）”问题，从“内在批评”的视角重新审视“批评”对于批评话语研究的正当性及其学术贡献。      根据 Herzog（2018a）的观点，所谓“内在批评（immanent critique）”是从被批评者的立场出发，以被批评者感受到“社会痛苦（social suffering）”为批评的前提。“社会痛苦”是一种“对误识的情感反应”，它不是来自身体的痛苦，而是来自未受到尊重而引发的痛苦。例如，当一个拳击运动员被击倒在地时，他所遭受的痛苦只是身体上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他要求比赛继续进行的“规范要求（normative claim）”与“被拒绝继续比赛”的现实（reality）产生矛盾，即他的规范要求被误识（misrecognition）并产生“受到侮辱”的“情感反应”时，“社会痛苦”便在他意识里产生。Herzog 认为，批评话语研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不明显的 “规范要求”明朗化，这也是“批评”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一种含义（赵芃、田海龙 2008）。      将“规范要求”明朗化涉及意识形态问题。Herzog（2018a）区分出“认可意识形态（an ideology of recognition）”和“无礼意识形态(an ideology of disrespect)”。如果社会痛苦被认为会发生但实际没有发生，便产生“认可意识形态”的情况。例如，妇女工作一天回到家还要操持家务，而她丈夫却什么也不做。这时，一般会认为这位妇女可能会因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而感到社会痛苦，但这位妇女却理性地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从该妇女的角度看，她的“规范要求” 没有与“现实”产生矛盾，因此，她的规范要求属于“认可意识形态”。与此相对，如果社会痛苦不被认为会发生但却发生了，这时的情况属于“无礼意识形态”。例如，一位白人与有色人种同乘一辆交通工具时如果感到痛苦，这是因为他的白人至上的要求与现实产生了冲突。他的“社会痛苦”与常理相悖，这时，他的“要求”属于“无礼意识形态”。      如此进行批评话语研究，首先要判定关注的现象是否具有社会属性，要将“社会痛苦”与“生理痛苦”甚至是“心理痛苦”区别开来。其次，要判定观察的现象是否与参与者的规范要求或正常期待相矛盾。如果相矛盾（如那个拳击运动员的例子所示），则产生社会痛苦。在确定了“社会痛苦”之后，进行“内在批评” 的第三步就是“超越（transcending）”社会痛苦，超越“规范要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时“内在批评”转换成“社会批评（social critique）”，批评分析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秩序，要分析社会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社会如何再生产出自己）以及社会如何产生出系统性的无法彻底解决的规范冲突（norm conflict）。在这个意义上，Herzog 提出的“内在批评”概念又重新回到“传统的”关于“批评”的认识上面，即“批评是导致社会变革的社会实践”（赵芃、田海龙 2008）。但是，他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为这种社会批评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持：“一个社会制度受到批评是因为它系统性地没有实现其正当要求”（Herzog 2018b：412）。换言之，从他的“内在批评”视角来看，当社会痛苦不该发生这种认识成为一种规范性认识，同时人们又怀疑权力关系创造、掩盖这种社会痛苦并证明其合理存在的时候，社会批评便会发生。2.2 理论视野的拓新      Herzog关于“批评”的探讨之所以是一种创新，是因为“内在批评”的概念跳出了“批评是否主观”的争论，并且与基于研究者立场的“外在批评”相对。与此形成互补的另一个新动态是理论视野的拓新。在批评话语分析阶段，研究者非常重视关于社会问题的案例研究，而在批评话语研究这一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更加重视理论的建构（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拓展理论视野，在批评话语研究与其他社会理论的跨学科结合方面寻求新的理论创新点。“马克思与话语研究”专刊的文章即将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建构拓展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上面。      诚然，“马克思主义”与批评话语研究的联系由来已久。Fairclough & Graham（2010）曾宣称马克思就是一个批评话语分析者；至于批评话语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汲取养份发展出自身关于话语的认识，更是可以表明批评话语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权力和社会等问题的论述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然而，批评话语研究对其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探索并未就此终止，而是不断拓新。这个专刊上的 8 篇研究论文涉及马克思关于语言与批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符号、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批判、资本等问题的论述，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批评话语研究的启发和贡献、批评话语研究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汲取进一步发展的养份，等等。限于篇幅，这里重点讨论 Beets & Schwab（2018）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述的解读，以示例批评话语研究理论视野的拓新。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二者结合起来才可进行生产，而二者结合的方式表明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论述，根据Beets & Schwab（2018）的研究，对话语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早期的话语分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话语得以生产的“条件”被简单机械的理解为“语境”或“情景”。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在话语分析的学者看来也只是交际赖以发生的语言之外的“心理⁃社会”情景。因此，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可以深化批评话语研究关于话语生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Beets & Schwab（2018）从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提炼出“唯物主义话语分析” 路径，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是通过话语被意识形态再生产出来，同时，意识形态和话语的作用也不能机械地等同于其在生产过程和机构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观察知识生产（即学术研究本身），发现话语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与学术知识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例如，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一方面将大量的知识注入资本的货币循环系统，一边对一些知识形式进行提倡和褒奖而对另一些进行打压；一边提升少数学术精英的学术生涯，一边进一步剥削和预裂其他学者；一边依靠那些认真工作的学者创造生产力以支撑这个学术领域，一边制造分裂，认为一些学术工作具有创造性而另一些不具有创造性。现行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知识生产现状，其罪魁祸首不是个体行为，也不是个体文化，而是部分现行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话语分析”与马克思将分析活动和政治活动融为一体类似，也是一种话语分析实践，既要体现其社会历史的立场，同时也要将社会现实视为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可供研究观察、可引发研究兴趣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研究者的分析进行改进的问题。      如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论述中挖掘出可以将批评话语研究引向深入的理论源泉，相对于以往只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源泉而言，是一个理论视野的拓新。这种理论视野的拓新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从事批评话语研究的学者更深入的认识话语在生产方式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到话语与“语言”和“文本”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半自治的物质生产过程”（Beets & Schwab 2018）。话语（知识）的生产受到现行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它的生产过程也可以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促使生产关系实现重新建构。2.3 研究方法的更新      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在各自的案例研究中发展出许多研究方法，分别包括不同的分析步骤，各个步骤中又涉及不同的分析工具（参见 Tian & Zhao 2012: 181⁃295）。这些方法随着研究者理论观念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完善或者改变。可以说，在老一代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中 Fairclough 的分析方法更新最为明显。在 1992 年提出三维分析框架和 1999 年提出五步分析框架（参见田海龙 2009: 141⁃152）之后，2018 年又提出一个“过程路径”的四步分析框架（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8）：1）对话语进行规范性批评；2）解释被规范性批评的话语；3）对社会现状进行解释性批评；4）提出改变社会现状的行动方案。      第一步是将道义伦理（deontological ethics）融入批评话语分析实践之中。所谓“伦理”，即是道德哲学中关于要做正确的事、以及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样的问题；而“道义伦理”是指人们有责任和义务依据道德原则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动。这里的“道德原则”即是诸如“公正”、“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规范（norm）。例如，在政治话语中，如果某个政治家将他的政策描述成可以使社会更加公正，那么，他就有责任推行和实施这项政策；反之则反。对批评话语研究而言，如果要对这类政治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就要运用“实践论证（practical argumentation）”的方法，分析其内在的推理逻辑。而这种基于论证和逻辑推理的话语分析方法，在 Fairclough 看来，可以在根本上避免批评话语分析成为政党政治的危险。      第二步从话语层面的分析转向社会层面的问题，通过对话语的规范性分析，发现话语中的道义伦理，之后解释这些道义伦理与社会现状的关联度，解释这些社会现象的特征。这涉及“道德推理（consequentialist ethics）”的问题，即人们应该选择实施可以在伦理上带来积极后果的活动，同时拒绝带来负面后果的活动。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8）举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步骤。布莱尔在为其将英国带入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时候说，他相信他在当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履行了首相的职责。对他的这些政治话语进行“规范性批评”分析（第一步），发现其逻辑推理可以被接受，因为其履行了首相职责，所以其道义伦理是可以被认可的。然而，在第二步对他的这个政治话语进行解释时，就会发现，虽然他说他的决定使西方避免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选择了可以在伦理上带来积极后果的活动），但是，后来发现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参与伊拉克战争这一“社会现象”的特征是灾难性的。这个案例说明，对话语的规范性批评只能显示话语中的逻辑关系，而批评话语研究必须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对社会现状的特征进行解释，将道义伦理引申到道德推理层面。就布莱尔这个案例而言，他的政治话语在道义伦理上显示出他履行了首相职责，但社会现实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表明他的决定没有满足道德推理的要求。从社会现实向他的政治话语反方向推理，布莱尔是不诚实的，欺骗性的，而且有可能隐瞒或操纵了当时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Fairclough（2018）认为批评话语研究应该是一种“辩证的逻辑推理”。      第三步体现出 Fairclough关于“解释性批评”的认识。如果第一步和第二步属于“规范性批评（normative critique）”，即通过实践论证识别出社会问题，那么 “解释性批评（explanatory critique）”则要进一步解释这些现存的社会问题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事实”到“价值”的转变过程，例如，在“一个事实如果造成了一个负面的社会问题，那么，这个‘事实’就是错的，就需要纠正”这个解释性批评的推理过程中，“造成负面社会问题的”“事实”是可以识别的“事实”，而认为它是“错误的，需要纠正”就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了，是推理的结果。在这一阶段，批评话语研究从识别社会现实中可以带来负面社会问题的 “事实”转变为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纠正”这些事实，从关注伦理问题转变为关注具有伦理意义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也是实践论证（推理）这个重要的分析工具。      第四步体现出Fairclough 长期以来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认识，即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问题如果不提出解决方案，那就不是批评话语分析。但是，在 Fairclough这个新的分析框架中，他将“解决方案”定义为“想像的”解决方案，而不一定是社会生活中实际实施的解决方案。而且，“想像的”解决方案必须符合伦理标准，必须能够实现经过论证被认为是“正确的”目的和价值。根据 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8）的观点，这些解决方案之所以是“想像的”，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论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要论证其是否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势，另一方面要测试其是否可以实现所想像的目的。Fairclough 强调这些解决方案的“想像性”特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将批评话语研究与政党政治的政治行动主义相区别。政党政治需要的是实际发生的、可以带来社会变化的活动和行动，而批评话语研究则注重对问题的批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设想可行的、符合伦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Fairclough 这个再次更新的分析框架有三个特征：首先，不同于前两个分析框架注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文本分析方法，这个新的分析框架特别依据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侧重分析那些具体的论证和推理。其次，这个新的分析框架特别强调批评话语研究“设想”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与政党政治“实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不同的，借此来表明批评话语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第三，这个新的分析框架强调伦理批评，强调过程分析，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新变化。3. 启示      以上讨论的批评话语研究的三个新动态虽然在 2018 年体现的比较明显，但它们的产生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相关学者近几年不断思考的结果，如 2016年 Discourse & Society 第 3 期刊发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与概念挑战”的专刊。在这个过程中，其中的一些动态或动态的某个方面也曾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产生共鸣。例如，李媛、章吟（2018）对“论式（topos）”的讨论就与 Fairclough 新的分析框架中注重实践论证这一分析方法有类似的地方。赵芃（2015）则更为具体地分析了有关学雷锋活动的社论和评论中的论辩推理机制和论辩涉及的论题，讨论不同历史时期的惯用语句（论式）体现的学雷锋活动的具体特征，挖掘隐含在论证过程中作为预设前提的公理和常理。在理论视野拓展方面，田海龙、赵芃（2017）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联系的讨论，与 Beets & Schwab（2018）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论述对批评话语研究指导意义的讨论也形成呼应。      然而，本文归纳的批评话语研究的三个新动态，对我国学者的批评话语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帮助。首先，批评视角创新方面体现出的新动态具有启发意义。在经历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学界关于“批评”在批评话语研究中的含义和特征已取得共识，对任何形式的话语研究都不可缺少“批评”也达成共识。可以说，学者们已经摆脱了关于“批评话语分析是否主观”的争论，转而讨论“批评话语研究如何更为学术”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很多，除这一专辑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讨论外，其他近期的成果（如：Fassin 2017；Kubota & Miller 2017）也很值得阅读。      与此相比，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许多论文还在“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观性” 上纠结。上面提到的论式话语分析的文章在谈及批评话语分析存在的问题时也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分析结果受到研究者主观偏见的影响”（李媛、章吟2018）。还有学者（如：郭庆民 2016）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在实际分析中，“特别是在‘批评’的层面上，主观倾向依然严重存在”，并试图探讨提高批评话语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有效途径”。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致力于探索如何使批评话语研究更具学术性、更符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更能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本质的背景下，还在以批评话语分析缺乏客观性对其进行质疑，如果不是“学界还习惯于用科学客观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已经以阐释为中心任务、以批评为主要目的的批评话语分析”（许力生 2013），那么至少也是需要从批评话语研究的新动态中寻求新的研究课题。      其次，Fairclough 对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对我国学者具有启发意义。进行批评话语研究要对文本这一话语的体现形式进行语言学分析，同时，还要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分析框架（田海龙 2016b）。语言学分析需要使用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提供的分析工具，分析框架则包括 Fairclough 提供的几个分析框架。在这方面，国内学者或学生运用的语言学分析工具不应局限在此，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依据 Fairclough 在大约 30 年前提出的三维分析框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批评话语研究新的理念，才可使自身的研究成果居于国际学术界的领先地位。      最后，批评话语研究理论视野的拓新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进行批评话语研究需要重视理论的建构，需要提升批评话语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贡献。Krzyzanowski & Forchtner（2016）曾指出，新的批评话语研究阶段需要面对新的社会事实给批评话语研究带来的挑战，而要面对这些挑战就要超越批评话语研究本身，就要更加注重理论建构和概念更新，就要借鉴后现代社会理论中那些涉及话语研究的学说，发展批评话语研究新的理论和概念系统。正是在这个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批评话语研究可以超越批评话语分析，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在这两个专栏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批评话语分析曾被认为是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但批评话语研究致力于发展的已不仅是分析方法，而是能够阐释社会现象的理论。这一新动态对于我国学者的启示或许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具体案例的分析，而是要从具体案例的分析中归纳和提升出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话语理论。在我国学术界努力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批评话语研究的这一新动态更具启发意义。4. 结语      讨论批评话语研究的新动态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了解它的现状，还要了解它的过去，更要了解它的发展全貌。由于占有资料的不同，对什么是新动态不同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讨论只是一个相对的认识，关于这些新动态对我国批评话语研究具有启示意义的讨论，也是一些初步的思考。如果这些内容对批评话语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有所帮助，当是作者的幸事。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从跨学科视角研究话语及翻译问题。

本文来源：《 现代外语》，感谢田海龙教授的支持。更多期刊内容，欢迎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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