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嫖娼案”：一百年前他们这样合围“不当言论”的大学老师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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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小聚，有友人出示一张“有趣图片”，说是五四时期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娼的铁证。臭男人们对此类话题自然感兴趣，纷纷过来围观。

老魏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陈独秀的，自信读过的相关文献也不算少了，对此收据的真实性大为怀疑：何以此前并未见着？

朋友赶忙解释说是某某某在某某博物馆拍着的。

“某某某”人，外加“某某”地方，本是八卦的常规套路，但有“博物馆”三个字托底，这八卦的学术性和可信度立马就要高大上许多。

卓尔不群如陈独秀，其“北大教授”的身份自然是反对者绝好的进攻点。在“嫖娼案”之外的版本，还有“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的反叛名言，以及《乳赋》这样的情色作品流传。但只要稍微读过一点点陈独秀作品，就知道其本人早就驳斥过此类栽赃造谣的无耻手段。

造谣这事，妙就妙在似与非似之间，只管找个可供发挥的由头，并不提供具体、准确的信源，这样当事人就是想自证清白都找不到发力处。当下的人玩这招似乎更加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据说你有八套房”，“网传你经常接受异性按摩”、“都知道你和海外关系复杂”。

像“嫖资收据”这样的“硬通货”，在陈独秀“嫖娼案”中并无任何文献提及。但不难想见，对于扩散陈独秀“私德太坏”这一众口铄金的“定论”，肯定是起过较大作用的。

“嫖娼案”不仅对于陈独秀的一生是个重要转折点，对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也是。按照胡适的理解，它甚至更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拐点：陈因“嫖妓”传闻而被北大“处理”，郁郁之际散发传单至于被捕，取保后出走上海，乃有共产主义小组之筹备。

胡适认为，倘若没有“嫖妓”被处理一事，则陈独秀还是生活在北大校园内，身边有一群自由主义者朋友，也就不可能出任党派创始人。

早在陈独秀“嫖娼”传闻之前，已有无数人士施压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校长，要求开除陈独秀。理由无非是“覆孔孟铲伦常”、“毒害青年”、“言论荒谬”。但均被蔡元培坚决抵住，蔡公开提出大学精神贵在“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并称“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无关”。他所说的“这些人”，不仅包括被猛然攻击的陈独秀，还有同样被守旧派们所攻击的胡适、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等教授。

蔡元培与陈独秀。

蔡元培乃革命元老，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其学问人品俱佳，乃真正德高望重之人，攻击这样一个人显然并不容易。更何况以“共和精神”自诩的北洋政府，也不愿意落一个“因言治罪”的坏名声。

所以，要想达到将陈独秀赶出大学校园的目的，最好的着力点还是“私德”。众所周知，寻花问柳是中国旧文人的习性。而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沿袭“京师大学堂”老爷习气的北大乃有名的“藏污纳垢之地”，“八大胡同”的常客中多有北京大学之师生。

当然，当时的“吃花酒”不一定就是肉体交易，还具有交际、娱乐、演艺等多种功能。就连胡适这样的“道德君子”也每出入其中，与陈独秀平级的理科学长夏元瑮也有此爱好。辜鸿铭、刘半农、邓之诚等人更是背时代潮流而动，不仅嫖妓，还纳有小妾。

选择这个点作为突破，一是确实“事出有因”，二是民众兴奋度高，第三也是最高明之处：当事人基本上不可能自证清白。

于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嫖妓”的传闻开始流传，而各种小报也紧密配合，圈内人士再行施压，到最后逼校长蔡元培不得不给个态度。

对陈独秀“做出处理”的方案是1919年3月26日晚上决定的，地点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家中。富有意味的是，与会者除了蔡元培和汤尔和之外，还有两个北大教授：沈伊默和马叙伦。说是开会，其实就是蔡元培与其他三个人的争论，核心点是要不要开除陈独秀，因为蔡元培一贯的主张是“不以私德论公事”。

其中主张开除陈独秀态度最坚决的是“局外人”汤尔和，眼见蔡校长的“和稀泥”，汤尔和使出了杀手锏，指责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乃至于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之下体”。

汤尔和深知，仅仅“嫖妓”不具新闻效应，但加上“与学生争妓女”就有反讽效果了，再辅以“挖伤某妓之下体”这样绘声绘色的细节，不仅极具传播效应，而且性质恶劣，人神共愤。如果蔡校长再不做出表示，恐怕就不仅仅是对陈独秀一个人的口诛笔伐了，校长和整个北大都将被推向风口浪尖。

争论到最后，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将原本正常议定的以教务长制取代学长制，提前半年推行，这就事实上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既给了众多举报者一个“回应”，也照顾到了陈独秀的脸面。

这个方案对各方都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此事到底有无真凭实据”，倒无人在意了。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等到百犬吠起来，不仅不知道“影”之何在，就连最早吠的那一犬往往也不知所踪了。

笔者遍查多种资料，并没发现任何可以坐实陈独秀此类恶行的真凭实据。“挖伤某妓之下体”一说，既无警方记录，也无当事人指控，更不曾有人与陈独秀当面对质，资料能显示的出处仅为汤尔和一面之词。那么汤尔和何从获知如此非当事人不可能提供的细节呢？就再无任何信源了。

现在问题来了，当初陈独秀之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副校长），亦是承汤尔和极力举荐，短短两年的时间，他何以又充当起倒陈之急先锋呢？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陈独秀1917年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时，正是其办《新青年》名满天下之时，陈独秀以“青年意见领袖”的形象得到广泛尊敬，汤尔和称其“确可为青年之引导者”。而随着陈独秀将《新青年》搬入北大，并邀集一批思想进步人士到北大任教，北大进入到思想最为自由、进步的历史时期。北大教师办的《新青年》和学生办的《新潮》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北大成为进步思想的集中地，必然为守旧势力所排斥。尤其是作为领头羊的陈独秀，为人刚劲倔强，好发惊人之语，自然更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因此，关于他为政府当局所不容的传言一直不断。此时陈独秀的影响已经由文化界而扩散到思想界，甚至涉及到政治领域，其激进的姿态自然让更多的人不安，乃至于痛恨和憎恶。

上海《神州日报》、北京《公言报》等持续爆陈独秀和北大的“黑料”，甚至捏造陈独秀提出辞职的消息，早就对“白话文运动”深恶痛绝的大名士林纾还用小说的方式恶毒攻击陈独秀等人，怂恿军阀对他们进行武力解决。

在林纾的带领下，一批守旧文人和官僚势力对北大持续攻击、施压，甚至在报刊发表公开信，指斥蔡元培包庇无法无天、颠覆纲常的“乱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作为陈独秀举荐人的汤尔和内心无疑是恼怒和惊恐的。陈独秀倘若因为政治原因受惩罚，必然延祸自己。所以在“去陈”事件中，汤尔和比谁都积极，都坚决，都无情。“四人会议”的安排有两个玄机：一是有两个北大员工替帮腔；二是四人同为浙江籍，乡情氛围的营造，也更容易让蔡元培入其彀中。

依据起码的生活常识，我们很容易对这张“收据”做出一些基本判断：

1.付款人开收据的目的是什么？一般是为了报账或者怕对方赖账，陈独秀找妓院开这么一张收据找谁报账？或者他怕老板要他二次买单？

2.这样自证污点的收据陈独秀为什么要保存下来？

3.有哪一个开收据的人会愚蠢到特意注明“嫖资”，并且还明确人物身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4.整个字条没有一处有陈独秀本人的手迹，何以证明与陈独秀相关？这盆污水要泼到任何人头上不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这个泼污水的人要造假也实在该造得专业一点，起码也应该伪造一张陈独秀的欠条，附有他的签名、印鉴和指纹，看上去才像那么回事嘛！

有意思的是，炮制收据者特意留的“北京上林仙馆”，何也？因为这个地方因为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而特别出名。何以又留“代收者莲语堂主”呢？因为不少内行人都知道“莲语堂主”乃是该“仙馆”老鸨的丈夫。“嫖资”由老鸨的丈夫收取，开具“上林仙馆”的收据，还煞有介事地按一个指模。这叫什么骚操作啊？

对比一下同时代的收据。

好，现在来做本文的结论。

陈独秀有没有个人生活的不检点呢？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有时人的书信和传记为证，也有陈独秀本人的坦承。看过陈独秀《实庵自传》的人都知道，陈独秀是个胸襟极为磊落的人，对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并不讳言和强辩，也正因此，蔡元培先生才盛赞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若陈独秀”。

蔡先生事后对陈独秀的评价，其实也印证了他对于当初轻信汤尔和等人是追悔的。如果认定陈有“挖伤某妓之下体”这样的劣迹，正人君子的蔡先生怎么可能对陈给出如此之高的评价？

陈独秀自己承认过在文学革命之前确有吃花酒的事情，投身文学革命之后，就再不曾有过。1919年初蔡元培成立“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娼不纳妾”，陈独秀不仅是甲等会员，还以高票当选为“评议员”。

陈自己也曾发表过关于嫖妓的观点：“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学长制被提前取消，陈独秀自然明白此中奥秘，因而愤怒拒绝历史系教授的聘任。汤尔和等人事实上达到了羞辱乃至于驱逐陈独秀的目的。

陈独秀最有名的一幅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不过，将历史拉远一点来看，非常具有讽刺意味：高举道德旗帜、看上去一身正气的汤尔和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侵华日军一来立马热切迎合，在日伪政权中担任要职，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也正因此，每当有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抓住他人所谓的“不当言论”，进行私德方面的抨击、揭发、控告、声讨时，我总忍不住想看看他背后有没有藏着一条汤尔和式的狼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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