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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做读书节目十多年来,最想给观众介绍的一部书



我做读书节目十多年来
最想给观众介绍的一部书
文:梁文道  编:先知书店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
 
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

名叫《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

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由意识形态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亲自接见了他。
 
他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
 
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
 
▲格罗斯曼

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L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

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
 
《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
 
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
 
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现实主义”气息。

 
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L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L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
 
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也有被人宣传的机会。

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
 
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
 
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
 
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
 
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要是生在新时期的中国会被人忘记。
 

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
 
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世界如此冷酷。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
 
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
 
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
 
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
 
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以上编选自《生活与命运》一书的序言,由梁文道亲自执笔。正如他所说:“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的作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他对集中营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堪称20世纪版的《战争与和平》。

为此,孤冷的思享者联合先知书店诚荐:《生活与命运》,本书老版二手书售价曾经高达1000元,而在豆瓣上,文学和史学类的评价高达9.5分。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经典译本,译者序言首次完整发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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