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肯尼迪强奸案”，看美国MeToo运动究竟别扭在哪儿

一个社会的任何族群，都无权为了自己在某方面的绝对安全，让另一个族群处于绝对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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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美国曾经发生过一起震动一时的“肯尼迪强奸案”。

案件的被告威廉·肯尼迪，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声名显赫的肯尼迪家族的孙辈。时年仅仅31岁，其未来被家族寄予厚望。

这年三月，威廉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佛罗里达泡酒吧，期间结识了一位名叫帕特西亚·鲍曼的姑娘。两人相谈甚欢，随后一起离开酒吧，前往肯尼迪的别墅。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的扑朔迷离，据威廉的描述，两人随后一起散步，聊着聊着，就情不自禁，在海滩上露天席地发生了关系。

但帕特西亚姑娘说的却是完全另一个版本：肯尼迪一回到豪宅后，就凶相毕露，对她欲行不轨，姑娘虽然奋力挣扎、但最后还是被这小子捉住，被按在草地上遭到了长达一刻钟的强暴。

这个事情发生后，立刻在全美炸了锅，警方在帕特西亚下体中确实提取到了肯尼迪的精液，证明两个人的确发生过关系。但关系究竟时自愿还是强迫或半强迫发生的呢？孤男寡女，夜深人静，这种事没办法说得清。

事实的迷雾当中，更多的人还是本能的同情弱者，认为姑娘不会冒着自己名誉受损的危险平白无故的诬告肯尼迪，何况肯尼迪家族那是什么身份？一家都是非富即贵。而且威廉他舅舅总统约翰·肯尼迪当年就有风流之名，威廉自己过去也很风流。两相对比，公众当然更愿意相信帕特西亚的描述。

于是威廉被告上了法庭，志在必得的检方收集了大量间接证据要把他送去吃牢饭。而陪审团与普遍公议一样，是同情女方的。

危难之中，肯尼迪家族想到了华人神探李昌钰，花重金请他出山进行调查。

出人意料，简单调查后，李昌钰很轻松的就破解了这个悬案：

在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时，李向陪审团介绍了法国物证技术学家洛卡德在本世纪初提出的“微量物质交换定律”：如果两个物体接触过，必定会留下微量物质交换的痕迹。而本案依检方说法，女方先被威廉扑倒在水泥地上，再压倒在草地上，她的衣裙和内裤应该相当猛烈地摩擦现场的水泥地面和草地，并且留下明显的微量物质转换痕迹。

而后李昌钰拿出之前自己在泥地和草地上摩擦过的一块白手帕，给陪审员们传阅。再将高倍显微镜下放大的痕迹照片展开给陪审团，照片显示这块手帕上留下明显的与草地的摩擦痕迹；而接触过水泥地表面的手帕上，也可以看到灰色的摩擦痕迹，以及部份纤维还有破损的迹象。

接下来，李昌钰将女方的衣服、内裤及胸罩的高倍放大照片展示给陪审团看，告诉他们，经过彻底的查证，都没有发现任何破损的纤维及草地的痕迹，这表示女方并没有在草地上待过，也没有在水泥地上挣扎过。

检方听到李这样一锤定音，立刻就急了：“李博士，手帕和内裤材质不同，你为什么要使用手帕，而不使用女性内裤来进行对比呢？”

李昌钰从容地说出了那句日后被人们称之为法庭名言的幽默语句：“不好意思啊，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没有随身携带女士们的内裤的习惯。”

原本严肃的法庭哄堂大笑，不久之后陪审团做出裁决，判决威廉·肯尼迪无罪。

这是李昌钰断案经历中颇为有名的一段奇案，但更为耐人寻味的，是此案的后续影响——威廉·肯尼迪虽然成功脱罪，但案件之前的报道，已经让很多人形成了威廉是强奸犯的印象。即便案件结案后，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他跟之前同样聘请李昌钰破案的辛普森一样，是依靠“钞能力”才逃脱法网。女方帕特西亚此后也一直坚持自己遭遇了强奸，不断提醒公众把此人钉在耻辱柱上。

有一种阴谋论认为，肯尼迪家族在美国一直在某个秘密组织所针对。从约翰·肯尼迪遇刺到威廉·肯尼迪被起诉，都是该组织的手笔。而如果这种阴谋论属实，该组织的目的似乎达到了——威廉虽然脱罪，但他的政治前程却彻底被毁了，强奸案成为了威廉一个无法洗脱的人生污点。

这是距今30年前的事情。今天我们回看这起案件，会觉得威廉和帕特西亚究竟到底谁才是该案的受害者，成为了一件永远无法讲清的事情。

但幸运的是，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还是认法律的。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威廉至少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脱罪了，政治前途虽然没了，但好歹没有到社会性死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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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30年后的一些美国倒霉男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2018年10月，美国康涅狄格州法院判处了一起看似比“肯尼迪强奸案”简单的多的案子。

该州圣心大学的女生尼琪全程带着不屑、轻蔑而厌烦的神情听完了法院的宣判，法庭以她诽谤他人为由，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其罪名定性而论，法庭显然已经从宽处理。但尼琪和庭外她的支持者们显然对此并不领情。对两名控告尼琪诽谤的男性的声讨持续了很久。

2017年，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MeToo运动，尼琪在该运动中指称在一次校外聚会中遭遇了同校两名男同学的性侵。警方在调查后，根据痕迹证据，认为该指控毫无事实根据的，但尼琪依然在推特上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得到了MeToo运动者的助力。

舆论被引爆后，被指控的两名男生随后一人转学、一人长期休学。忍无可忍的两人在不久后将尼琪告上了法庭，其中一位匿名受害者委托法庭宣读了自己的控诉：“过去的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我的大学生活全毁了……她出于自身的想法对我提出的指控，在我看来是那样的不可理解、不义而又可怕。”

但MeToo运动的支持者们并不这样认为，比如发起该运动的好莱坞女星艾莉莎·米兰诺就对判决结果嗤之以鼻，她说“男性社会”不应该“苛求”女性在指控性侵时提供可以在法律上定罪的证据，因为MeToo运动的主旨就是为了鼓励女性们勇敢的说出自己曾经受到的性侵害——哪怕证据不足。 

是的，允许甚至鼓励无证据指控，这是MeToo运动有别于之前历次反性侵运动的区别所在。

昨天我们谈到的弦子朱军性侵案当中（《弦子，请你不要再这样说朱军》），弦子的好友兼代理人烧麦曾对FT中文网称“中国对性侵受害者不友好是因为法院居然讲证据“。

此话被很多弦子的反对者引为笑谈，但这个逻辑在很多MeToo运动支持者那里是真实成立的——很多美国MeToo运动的支持者就是认为，她们在网上发起的那些指控，不需要讲证据。

从公众心理层面讲，MeToo运动的发动原理十分类似于美国民间早已广泛存在的一种互助会组织——在这类组织中，有过相似记忆创伤的人会被鼓励勇敢的说出自己的遭遇，大家彼此安慰，一起走出过去的阴影。

在这种”互助会“上讲的话，当然是不需要讲证据的，它们只是同病相怜者之间的诉苦，治疗心理创伤。

而MeToo运动最开始，只是把这种模式搬到了网上，将整个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反性骚扰互助会“，所以运动的主旨是”说出“而非”证明“，目的是引发社会关注和女性觉醒，而非法律追索。

所以受过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女性，只要说出自己印象中的故事，运动就完成了。所以MeToo运动其实很少引发真正的性侵害诉讼，大部分女性叙述时，证据早已灭失了。

其实如果只是停留在引发社会对性侵问题重视的层面，MeToo运动的作用还是正向的。

但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而一个组织中，总有激进主义者想要不断强行。于是这种照搬的两个漏洞就随着运动的发展凸显了：

第一，与普通的互助会存在于私域空间中不同，该运动的主战场是推特、脸书等公共社交网络。一旦运动参与者所言不实，甚至恶意诬告，对被指控者产生的名誉损害是很巨大的。

第二，与互助会的主要目的是意在帮助受创者走出困境不同，MeToo运动至少在发展后期，成为一种外向的、旨在让受指控者付出重大代价的网络舆论攻势。这个时候，运动参与者再说“证据不重要”，就很站不住脚了。

当然，MeToo运动的支持者为这两个逻辑漏洞打了很多补丁，比如她们往往强调性骚扰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分，认为多名女性站出来指认一个受控者性骚扰，就可以补足个体案件证据上的不足（弦子在指控朱军性骚扰时，就试图公开征集过受害者证言）。

但就像一个人的回忆未必可靠一样，一群人的众口铄金，也未必能人们看来那么可靠——美国历史上就曾发生过著名的“塞勒姆猎巫案”，高峰时期整个塞勒姆镇上的人都一口咬定自己收了女巫的蛊惑和侵害，此案先后导致200多人被指控犯有巫术罪，19人被处死。

而事后证明，这场猎巫闹剧，其实是一次“群体癔症”，当一种偏见形成气候时，人们有时就是会在压力下修改自己的记忆，一口咬定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这是塞勒姆案给人类的教训。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众口铄金“的思路其实违背了司法精神，从法律上讲，如果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支持，即便无数个嫌疑凑在一起，也无法得出一个有罪判决。但在被MeToo运动主导的时下美国左翼舆论中，这样“积零为一”、据无数个指控为一个定论的游戏却通行无阻——这其实是美国社会旧有的法制精神濒临沦丧的征兆。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昔日凝聚精神的法制与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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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肯尼迪强奸案，在李昌钰博士的帮助下，该案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司法成例：美国法院此后在审理类似案件时，都会更加重视”痕迹物证“。录像监控可能没有，他人目击也许会作伪，但两个人如果发生了剧烈的肢体接触，不可能没有微量物质的交换。

检测技术的进步，让过去孤男寡女、瓜田李下的罗生门，变得清晰、可追溯了起来。在越来越多的条件合适的案件当中，我们应该相信这些证据一锤定音的说服力，而不是无视它们。

但与之相对应的，MeToo运动所主张”无证据亦可控诉“、以及”女性性别共识“，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它在鼓励受害女性不信任法律、不相信证据，单纯为了男女对立、以及对性侵害的恐惧、厌恶而行动，试图在互联网上用舆论制造一个”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性侵无菌箱“社会。

这种乌托邦表面上看对女性当然是极为有利的，但实际运行中，却一定是所有人的地狱。一个常识是，性别不可能单独存在，那些主张”性骚扰指控不需要证据“的女性，自己也有父亲、甚至丈夫、儿子，也无法保证哪一天诬告不会落到自己家人头上。

就像物理学上机械只能转换能量的存在形式，而不能制成永动机。在社会学上，单纯的法律和道德只能调节一个社会当中哪个群体多承担一些风险、哪个群体多享受一点安全。

一个对性侵害完全没有管束的社会，男性的安全和自由是被极大保障的，可是女性却要承担极大的受侵害风险。可能走在路上就会遭遇性侵害。

而一个对性侵害嫌疑管束极为严厉、指控不需要证据的社会，女性固然能享受最大程度的保护，但男性却会面临平白无故被诬陷、身败名裂的风险。

这两种社会走到极端，都会是人间地狱。

真正在降低两性博弈整体风险的是”微量物质交换定律“这样的技术进步。而在技术进步彻底拯救人类两性关系之前。法律和道德能做的，只是尽量在两性之间达成平衡，让双方都分担一定的风险，都享受一定的安全。

换句话说，女性必须承受极小概率的受到骚扰却求告无门的风险，而男性者要忍受极小概率的被诬告却无法洗冤的风险。

法律和道德能做的，只是将这两种风险同时降到极小值，因为单方面消灭其中一个，必然造成另一种风险的极大化。

而无论男人、女人或者任何群体，都没有权利说：请让我们只享受安全，而风险你们来担。

基于上述认识，而并非男性的主观偏见，我反对MeToo运动所鼓吹的那种任意指控。正如我同样厌恶连性骚扰概念都没有的古代男权社会一样。

权责需要自负、风险却需要共担，无论男女之间、贫富之间、公私之间，这都是人类的宿命——必须妥协的宿命。

全文完

对弦子与朱军的官司，本来昨天就想简单写写，结果昨天那篇争议不小，不得不再补一篇。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毕竟不是我的主业。

我想写这两篇文章的原因很简单，我觉得今后自己一定会碰到与陌生女孩近距离独处的情况，也许下次看电影就有可能吧。我不希望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必须时刻高举双手以自证清白——那种生活在我看来就像阿富汗男人强迫女性穿罩袍一样，是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暴政。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祝假期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