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l 新周刊（ID:new-weekly）
“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调休，每年都有建议取消，但每年都被否决。所以，在员工和企业的利益博弈之间，到底要如何平衡工作和假期，才能让打工人最终不会被异化为工业社会的螺丝钉？关于调休的建议，先是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建议取消调休制度，其后是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拟提交提案，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的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魏琴建议，每周实行单休日，每月月末连休5天，这样大家每月都有一个可休息5天的小长假。对于以上的建议，打工人的内心毫无波澜，因为在很多招聘平台上，只要有双休就可以被称为“神仙公司”。既然连双休都无法强制执行，如何能指望落实3天、5天乃至9天的长假？而且在上班族看来，后两种建议不就是“变相调休”吗？当代年轻人对调休制度的困惑，自调休被发明以来就从未缺席，之前就有热搜#国庆休7上7是种啥体验#，很多网友发出天问：我们为什么要调休？能不能不调休？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预言：随着科技进步，到20世纪末，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但如今，每天工作3小时的愿景不仅没出现，我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拖越长，连放的假都要如数填回来。可是，企业的发展绝不是靠员工“超长待机”来实现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提到，很多工作虽然费时但实质毫无意义，日复一日的工作不过是贪婪和通货膨胀的产物，因为在当下的科技时代，我们现在2天的生产力或许是抵得上过去5天的。
“但是因为贪婪，因为某种必须一刻不停高效工作的蜜蜂综合征，我们依然埋头苦干，为他人赢取收益，而忽视了自己内心的抱负，只因这些抱负挣不了钱。”格雷伯的书中写道。既然要调休，又为何非要设置小长假？如果说各种小长假最初是为了拉动内需，促进旅游业发展，但人山人海的景观已经让很多人感到恐惧——去景区怕被人踩，吃饭怕被人宰。对于旅游业从业者而言，假期的过于固定和集中，也使得他们的接待能力很有限。无论是客栈、景区还是航空公司，都无法面对突然扎堆的客人，涨价被人骂，不涨价又会错过不可多得的营业时间。即便真的不出远门，打工人也会有一种“休闲的压力”，因为小长假过于稀缺，不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誓不罢休，于是节前铆足劲加班，放假的时候通宵达旦地浪。这最终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当假期结束回到工位上，绝大部分的打工人都低效产出，高效摸鱼，调休日变成官方指定躺平日。特别是跨省回家的打工人，路途遥远，前后都得耗一天在路上，掐头去尾后，不仅家里的板凳没坐热，风尘仆仆归来也魂不守舍。集中放假，集中上班，无论哪一种都极累，所以后来上班族只要看到需要补班的周末，就失去放假的欲望了。
02
双休日的演变，
也是打工人命运的演变
当代人常常对被“偷走”的双休感到愤懑，但这种习以为常的“5天工作、2天休息”工作制也非自古有之，而是劳动人民逐步争取而来的。
美国教授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在《等待周末：双休日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中追溯了这种工作节奏的缘由。最初，“周末”一词出自英国杂志《注记与疑问》，意指“如果一个人在星期六下午结束一周工作后离开家里，跟朋友把星期六傍晚和星期日消磨在他方，他就会被称为在某某地方度周末”。英国人的这个新发明贯彻了整个18世纪，星期日则是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尽管宗教改革和后来的清教徒把这一天改为圣日，但很多英国人对禁止在安息日嬉闹的规定不加理会，反而觉得周日就应该喝酒、赌博和享受人生，意识到休闲的重要性。后来，美国工人进一步争取“周六半天工作制”，美国一般产业工会也努力争取较短工时，这个运动肇始于南北战争之后的19 世纪60 年代，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随心所欲”。“短周六”最先的鼓吹者是印刷排版工会，代表的是从事印刷和书报业的工人，因为报业的性质不需要太长的工时。这种习俗迅速得到蔓延，越来越多公司相继效仿，多放的半天假也让歌舞杂耍剧场、马戏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得到迅速成长。然而，从周六半天制转为一整天假期的过程并不容易，在英国就经过了60年。相对而言，美国的变化更快一些，最早和最受瞩目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1914年，他把汽车厂的工时从9小时减为8小时，到了1926年又宣布星期六不上班。福特的理由也相当有前瞻性，因为他认为增加工人的休息时间可以促进消费，当中也包括买汽车和开汽车去旅行的消费。他的大胆变革在当时受到了全美工业协会和制造业协会的激烈批评，但随着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缩短工时被认为可以缓和高失业率，人们开始对周休二日的制度习以为常，“周末”的观念才逐渐被传播开来。可见，双休日的演变，也是打工人命运的演变，每一步都来之不易。只是当时的变革者一定没想到，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双休日会像砖块一样，被以“调休”的名义随意挪动和堆砌，给打工族造成另一种困扰和悲哀。
很多时候，调休是为了补上固定的“五天工作量”。但假如不填满这个工时，我们的工作就真的干不完了吗？
一些新颖的工作实验似乎正在否定这一点。早在2015—2019年期间，冰岛就进行了一项试验，招募了2500名不同领域的员工，让他们每周工作时数由40小时减少至35—36小时，且工资不发生变化。 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员工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在好转，也较少对职业感到倦怠。2022年6月至12月，英国也开展了“每周工作4天”实验，参与企业达60多家，参与员工合计2900人。结果显示，员工缺勤率从每月2天下降到0.7天，离职率下降了57%。最终，有56家决定延长四天工作模式，而其中18家公司已经决定永久采用四天工作制。
比利时在2022年年底也赢得了选择四天工作制的权利，该国首相希望这一变化有助于为比利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活力。国内的一些公司也加入了探索的队列。2022年3月，携程宣布正式推行“3+2”远程办公模式，允许员工周三、周五远程办公，覆盖集团3万名员工，最重要的是不做薪资调整。乐视也紧跟其后，宣布推行“四天半工作制”，每周三弹性工作半天。这一个小小的喘息空间，或许就能极大提升打工人的幸福感，因为工作日像是被分成了两半，周二就开始有放假的心态。诚然，减少工时或远程办公不会适用于所有企业，对于自制力差的员工更是灾难，但这种尝试的确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工作一定意味着被剥削，意味着要成为螺丝钉后备军，那用更少的工作时长完成同等的工作，余下的时间享受作为人的自由，也不过分吧。无论是工时增减还是调休的矛盾，最终关系到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的博弈。但即便企业再怎么想把工作时间延长，没有人真的可以成为永动机，工作时间一旦超过负荷，再有意义的工作也会变成狗屁工作。最关键的是，生产力的进步，最终还是要靠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华和技能，而不是靠日复一日的工作，正如大卫·格雷柏所言：时间不该是拿来度量工作的准绳，因为工作就是度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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