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年-我亲眼看见周总理舔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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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白鹿原》有一个田小娥的父亲喝完粥舔碗的镜头，年轻人看了觉得可笑。其实，那年月在贫困的农村喝完粥舔碗是很平常的事。

在我国节粮度荒时期，周恩来总理喝完玉米糊也把碗舔干净，而且跟邓大姐规定剩菜剩饭不许倒掉，留着下顿再吃[注]。如今，每当在饭店看到食客没有将剩饭及时打包，我都感到十分可惜，觉得不应如此浪费。

　　1957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的时候，粮食并不紧张。1958年参加修建海河大闸劳动，活儿很累，但馒头不限量。一次改善伙食，一位女同学一口气吃了11个一两一个的大包子，那时是可以敞开肚皮随便吃的。过了不到一年，情况就有了变化。1959年5月28日，周总理视察南开大学给我们作报告时，用“一乘一除”的比喻教导我们要节约粮食。他说：“我们是大国，有六亿人口，生产增加了，被六亿一除，每人就没有多少了。如果每个人都节约一点，用六亿一乘，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而到了1960年，荒年景象就突显出来了。国家照顾大学生，粮食定量比较高，但仍然吃不饱。那时，学校想出很多节粮度荒的办法：从任丘拉来几车蛤蜊，分到各班，让同学们用脸盆煮着吃；把槐树花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食，叫“瓜菜代”；用“增量法”把大米做成糗子饭以缓冲胃肠需求。

尽管如此，许多同学还是饿得眼发蓝心发慌。学生食堂早饭吃的大米粥盛在大木桶里，粥盛完了，桶边桶底总还沾有一些米粒，一位同学就用盛粥的铁勺刮食，偶而用力过猛，就会刮出木屑混在米粒里。同学就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入木三分”。我家在本市，有时周末回家住一宿，班长就批评我说：“大家都在学校挨饿，你回家吃得饱饱的，影响多不好！”所谓吃得饱饱的，不过是多喝两碗稀粥，不到俩小时便排出体外了。我周末回家，其实是为了和父亲一起骑车去郊外挖野菜。那时，人们热议的话题往往就是一个“吃”字。我们小分队在利生体育用品厂参加“双革四化”时，常和师傅一起把附着在牛皮上的碎肉渣刮下来煮着吃。到承德制药厂参加“双革四化”的一位女同学饿得体重只剩80斤，连献血的资格都没有。一位师傅就偷拿一些“山楂丸”让她充饥，结果越吃越饿、越吃越瘦。1962年我分配到北京工作时，不要粮票的食品只有柿子，柿子虽可以勉强缓解饥饿，但吃多了腹胀难忍。至今我一见到柿子，仍然退避三舍不敢问津。那年月，黑市上的食品贵得出奇。我在天津劝业场附近见过一个人提着一个蒲包，里面装着两条鲤鱼、二斤猪肉，要价500元。当时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转正后的月薪是56元，500元差不多等于九个月的工资。一般百姓，谁买得起呢！

　　我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而人均可耕土地面积又相对较少。民以食为天，殷鉴未远，对待粮食问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未雨绸缪、增强节约意识，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安稳、更舒心。

　　[注]：见《历史回望》原副总理纪登奎夫人王纯谈中南海红墙内的旧事，其中说：“我亲眼看见周总理喝玉米糊，吃光了不顾形象用舌头舔饭碗，干净得不用刷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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