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能靠统计：让爸妈返乡不如让孩子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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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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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外界怎么说，留守儿童的数量总算降下来了，而且这是官方权威数据，其他五千万留守儿童就此成为历史。

不是父母外出务工导致了留守儿童问题，而是各种各样的政策让上千万儿童被迫留守，这不是家庭伦理的缺失，而是政策伦理的缺失。

一夜之间，中国的留守儿童少了五千万。

9日在民政部召开的农村留守儿童部际联席会议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三部委在全国共摸底排查出农村留守儿童902万人。

而2014年的数据还显示，留守儿童的数量是6102.5万人，很多媒体还以“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为题做过报道。

为什么会骤降五千万呢？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说，部分原因是“留守儿童”的定义变了。此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这次《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

如此一来，留守儿童的数量大幅减少，但留守儿童的问题能因此得到真正解决吗？

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2013-2014年间，媒体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达192起，其中留守女童受侵害案件占55.2%；2015年6月，国内首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

在留守上没有达标的儿童，比如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孩子，比如介于十六到十八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他们因定义调整而不再是留守儿童之后，就可以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吗？既然是摸底排查，为何不顺便统计一下这两者所占人数？摸底采用了什么方法，真实性又如何保证？

遗憾的是，会议上并没有解释这些问题。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连问都没问，就直接采用了三部委给出的数据。新华社记者则连提三问，尽管回答仍是不如人意。还有专家表示，不需要太纠结于概念。

不管外界怎么说，留守儿童的数量总算降下来了，而且这是官方权威数据，其他五千万留守儿童就此成为历史。这一办法如能推广开来，各部门政绩都会飘红。比如，要实现农村人口脱贫，可以通过改变贫困标准的方式来解决；要减少残疾人数量，也可以提高残疾资格认定标准，要求相应机能完全丧失，残疾人也能锐减几千万。

三部委并没有把留守儿童数量锐减的功绩归于自己，而是归于“各地就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扶贫攻坚、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返乡创业等系列政策和工作的有效实施，这是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只是，对应的数据佐证，还有待更新。

▲ 据往年人口普查数据，2000、2005、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分别为1981万人、5861万人、6972万人。另据《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15.1%的留守儿童和父母一年都没见面，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图为2013年，在江西抚州农村的留守儿童。 © 国韵

▌统计数据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吗？

消失的五千万之外，还有902万“认证”过的留守儿童。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2020年要实现“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但就三部委的表态来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因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的指向和重点，还停留于“让爸妈返乡”，督促外出务工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

这种做法，一是违背经济规律。这些家长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是因为他们不惦念自己的孩子吗，是因为他们不想照顾自己的父母吗，是因为他们不想呼吸家乡新鲜的空气吗？

显然不是，是因为城市比农村收入更高，机会更多，而且这种差距还在逐步扩大。调查显示，从1985-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从1.73:1扩大到3.27:1。而且，往往城市越大，经济的集聚效应就越明显，机会和收入都会成倍增加。现在很多中西部农村之所以能够脱贫，农民之所以能有个基本体面的生活，不是靠种地的那点收入，而是靠农民外出打工挣到的那些工资。

三十年间，上亿农民工从中西部农村流入到东南部城市，这既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也成就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让留守儿童的父母返乡，说起来轻松，但回去之后的工作和工资如何解决？返乡后或许能防止贵州毕节四儿童喝农药自杀的悲剧，但是否可能会多一些像甘肃杨改兰那样的悲剧？难道这类悲剧真的只是极端个案，不属于经济问题？

另外，如果农民工都返乡了，大城市还能够正常运转吗？想想每年春节时的情况就不难明白。

二是没有家长参与。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有一句话，没有我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这句话不只适用于残障领域，还适用于一切公共决策。

不管是国务院对于留守儿童的重新定义，还是三部委提出的专项关爱保护行动，虽然有专家做过调研工作，也拿出相应的法规论证合理性，但从中难以看到留守儿童的个人感受、孩子家长的意见和实际困难。

摸底排查留守儿童的数量只是最基础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在此之上，摸底排查各个家庭的实际状况，从中总结规律，发现问题。很遗憾，病症还没有真正找到，就给出了药方。

三是没有权利视角。关爱保护儿童，这一说法自带道德光环，听上去无懈可击，但就解决社会问题来说，只有关爱是不够的，还需要保障儿童和家长权利，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所指出的，贫困与饥荒不只是经济落后的问题，更是权利缺失的问题。留守儿童也是一样，如果这些孩子们都能跟随父母在城市里落脚，有学上、有饭吃、有房住，还会在农村面临监护缺失所导致的意外伤害和性侵吗？

这不是农村父母监护缺失的问题，而是城市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

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先要保障流动儿童的权利。只有让更多的孩子跟随父母流动起来，留守儿童的困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纾解。事实上，这一趋势正在发生，研究显示，从2005-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仅增长4%，但流动儿童增长高达44%。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农民工也不只是把城市看成暂时的栖身之地，而是把城市当成最终归宿，想要在城市追逐梦想，安家落户。

© 翁洹 / 南方周末

▌政策伦理缺失？

问题在于，一些大城市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尽管外来人口给城市贡献了青春、血汗和税收，但却始终被视为“非我族类”，享受不到和普通市民一样平等的待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但在公立学校入学条件上层层加码，就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不放过，以资质不足等理由强行关停，通过赶走孩子的方式把家长也赶走。

现实是，这些政策多由教育、公安等部门制定，还得到国务院的支持。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到，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5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而这些城市恰恰是农民工流入的集中地。换句话说，不是父母外出务工导致了留守儿童问题，而是各种各样的政策让上千万儿童被迫留守，这不是家庭伦理的缺失，而是政策伦理的缺失。

但现在，留守儿童问题的板子却打在无辜的父母头上，然后开了一个头痛医脚、我病医你的药方，不但对“用赶走孩子来赶走家长”没有反思，还试图通过绑住家长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以关爱保护之名，家长们就像群羔羊，被赶来赶去，儿童们就像串数字，被随意加减。

上千万留守儿童和家长们只能暗自神伤，谁让自己不幸生在农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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