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再不相信革命 ｜ 郭建龙伊朗行纪之七
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财经记者、IT工程师
社会稳定的恢复，让伊朗人有了继续发展的基础。更恰到好处的是，霍梅尼在恢复了稳定之后就死去了，给了他的继承人更多的空间。这一切不是设计的，而是来自安拉的眷恋。
公元2016年9月，我漫步在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街头。与曾经发生的革命相比，现在的伊朗显得那么和平与安详。
宰因德河（Zayandeh River）从扎格罗斯山奔涌而下，穿城而过，一座座萨菲王朝设计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游人。这里是伊斯法罕另一个当地人野游之地。傍晚时分，人们避开了炎热的太阳，纷纷来到河边的三十三孔桥（Si-o-Seh Bridge）玩耍。女孩子们成群结队，碰到外国人不仅不躲避，还会主动要求与外国人合影。伊斯法罕地区属于宗教思想比较保守的地区，女孩子的举动似乎说明，这个宗教国家早已经松弛了那严苛的教法，向世俗妥协了。
▲ 三十三孔桥下的重重复重重。 © 郭建龙
在另一座著名的桥卡朱桥（Khaju Bridge）下，则是人们载歌载舞的场所。在伊斯兰革命时期，霍梅尼禁止了人们对于音乐的渴求，整个伊朗除了祈祷声和领袖的讲话声，以及集会的喧嚣声，没有一丝娱乐的气息。但现在，一切已经成了过去。
对于从中国过来的我而言，伊朗社会和中国非常相似，人们娱乐的方式都是类似的。在中国的广场上处处都是跳广场舞的老年人，公园里则是他们放声高歌的场所，有的人拉着二胡，有的人放着音乐，还有的人大方地唱着古老的和现代的歌曲。
音乐和舞蹈也是伊朗人平日的消遣活动。只是，伊朗音乐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娱乐，还代表了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对于一个曾经被禁止娱乐的民族，尤其知道娱乐对人是多么重要。中国的公园里演唱的大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但在卡朱桥下，带领大家唱歌的却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显得腼腆，有的带着热情，有的表演着歌舞，有的如同在发表政治演说。聚集的人们或拍手叫好，或闭目聆听，或者拿出相机手机进行拍照。
▲ 夜间唱歌的伊朗人。唱歌已经成了人们反抗权威的一种方式。 © 郭建龙
偶尔，这里还会出现一两个警察，他们不敢禁止人们唱歌，只好去提醒女人们把头巾戴好。在保守的人看来，姑娘们戴头巾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了，最初革命政府要求女人戴面纱，但后来做出妥协，要求女人只需戴头巾，不需要把面部遮住。再后来，姑娘们虽然戴头巾，却总是故意把头发露出来，甚至只要没人注意，就把头巾散在脖子上。头巾的颜色也五颜六色，与革命政府希望的黑色大相径庭。
▲ 拍照的伊朗女孩子。伊朗女孩虽然必须戴头巾，但她们内心中却非常鄙视这个规定，总是故意将头发露出。 © 郭建龙
伊朗姑娘们的服装也非常得体，虽然政府要求上衣必须过臀，但由于剪裁合适，姑娘们反而把衣服穿出了时装的味道，即便穿袍子，也衬托出纤细的小腰。
当我被伊朗人邀请到家时，就会发现姑娘们的另一面。从进入家门那一刻开始，她们就把头巾一甩，长衣一脱，露出了染过的头发和最时尚的短装，快乐地和客人聊着天，那所谓的礼法也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有时候她们要临时出去，又不想再穿长衣，就随手拿一块黑布围身一裹，就出门了。不知道的人看到黑色的身影，还以为她们是最保守的女人，但在黑布下面不时露出的就是美丽的时装。
▲ 与中国游客拍照的伊朗女孩。 © 郭建龙
当所有的女人都用敷衍的态度来处理当局的命令，久而久之，当局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给他们添乱子，就算过去了。
有当地人告诉我，伊朗的宗教政权已经处于严重的防御态势，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所谓的革命。对哈梅内伊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掌握政权不要下台是唯一的诉求，只要满足了这个诉求，所谓的革命理想早已经抛弃了。
霍梅尼如果看到了这一幕，也许会为自己的革命理想失败感到悲伤。但这对于伊朗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革命不彻底，是一种幸运
我曾经问伊朗人：革命对他们到底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毕竟，伊朗经过革命后，到现在仍然是地区最稳定繁荣的国家之一。在它的周围，伊拉克和阿富汗崩溃了，巴基斯坦疲于奔命，乌兹别克虽然稳定，却陷入了经济停滞的无望境地，其余的前苏联国家要么彻底封闭，要么处于战争状态。
只有伊朗维持了国内的稳定，经济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当然，公元2010年之后国际制裁给伊朗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随着解禁的到来，伊朗的经济会得到一定的恢复。
这一切，是不是革命的成果呢？
一位教师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回答：恰恰相反，伊朗现在的繁荣稳定并不是伊斯兰革命造成的，而是伊斯兰革命不彻底的产物。
在他看来，公元1979年的革命和随后的战争已经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悲剧。但伊朗比其他国家幸运在，它的原教旨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实际上，霍梅尼政权只维持了10年，就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了。接下来上台的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政权，打着霍梅尼的牌子，却不得不向世俗社会妥协了。
▲ 巴扎中高高悬挂的霍梅尼和哈梅内伊像。 © 郭建龙
另一个在设拉子遇到的政治系大学生告诉我：“你可以这样想，伊朗的社会发展只是被伊斯兰革命打断了10年。10年之后，当局发现再继续革命下去就要丧失政权，他们立刻改弦更张了。他们继承的不是所谓的伊斯兰革命传统，而是白色革命的遗产。白色革命没有被推翻，反而将革命同化了。”
他的回答，是我在伊朗得到的最清晰的结论。
但是，伊朗人也并没有人完全否认伊斯兰革命的成果，以那位学生为例，他说：伊斯兰革命最大的成果是恢复了社会的稳定。国王虽然取得了社会的发展，却丧失了稳定，人们纷纷反抗他。一旦没有了稳定，就会像阿富汗那样陷入纷争，被外国人利用。伊朗近代的历史告诉我们，不管是俄罗斯，还是英国、美国、沙特，都随时想插手这个位于东西方交界线上的国家。一旦伊朗国内纷争，他们立刻你支持一派，我支持一派，把事情搅乱。
在国王被推翻后，如果没有一个强力政权来强行恢复社会稳定性，伊朗就要经历长时间的散架了。霍梅尼的功劳，就在于他把伊朗又捏到了一起，虽然经历了战争和暴力，但在十年之内伊朗就恢复了和平与稳定，外国人虽然孤立伊朗，却无法插手国内的政治。
社会稳定的恢复，让伊朗人有了继续发展的基础。更恰到好处的是，霍梅尼在恢复了稳定之后就死去了，给了他的继承人更多的空间。这一切不是设计的，而是来自安拉的眷恋。
在叙述完他的观点后，他又加了一句：可是，经过了革命的震荡，已经再没有人相信革命了。在他讲话时，设拉子城堡旁的大厦上，仍然悬挂着霍梅尼的像。
▌领袖死了，理想终结
公元1989年6月3日，当整个东方世界都陷入混乱时，伊朗的一代枭雄霍梅尼去世了。他的死亡给伊朗留下了巨大的理论真空。
霍梅尼用一生建立了一套新的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理论，认为在世界末日之前，由于先知（穆罕默德已经是最后的先知了）和伊玛目（最后一个伊玛目也隐遁了）都已经不在人间了，人类为了解决政治问题，必须由一个新的权威来领导，这个权威就是德高望重的教法学家。教法学家的权力不是得自于人间，而是得自于真主，他是不会犯错的。
他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最德高望重的教法学家，于是整个伊朗政府就是围绕着他来旋转的。霍梅尼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负有监督总统和议会的权力，也可以审查总统和议会候选人资格，甚至否决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法律。
但在他死后，到底谁还有这样的权威来担任最高领袖的职位？到底谁能做到不犯错？
霍梅尼在死前曾经指定了继承人。他的学生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Hossein Ali Montazeri）曾经被广泛地认为是继承人。霍梅尼在世时，蒙塔泽里就担任了一系列的领导工作。即便在霍梅尼死前一年，几乎所有的伊朗人都把蒙塔泽里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 亚兹德圣火。琐罗亚斯德的圣火在这里据说已经燃烧了数千年。 © 郭建龙
然而，蒙塔泽里与导师的裂痕却在悄然扩大。在教法学上，他虽然也支持教法学家的统治，却并不认同霍梅尼的“真主授权”说。他认为，教法学家的权力不是真主授权的，而是人们之间的契约。他综合了西方民主理论之中的契约论与教法学，认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即便教法学家也会犯错，但是，既然不会犯错的先知和伊玛目们都已经死去，就只能由人类达成契约，找出一个犯错最少的人来指导政府，这个人必须由教法学家来担任。
霍梅尼对于西方的民主完全不认同，对蒙塔泽里的折中主义也不感兴趣。而让他更不可忍受的，是这个学生越来越反对激进主义政策，反对他镇压反对派，反对他输出革命的理论和对经济的干预，更反对他对舆论的钳制。
到了公元1989年，自感去日无多的霍梅尼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撤换蒙塔泽里。他先是抱怨自己信错了人，接着又炮轰了从“契约到教法”的理论，把它嘲笑为美国式伊斯兰。3月份，他召集教法学家开会，要求蒙塔泽里辞职。
蒙塔泽里并不留恋权力，迅速答应了老师的要求，辞职回去教书了。
蒙塔泽里的辞职给霍梅尼留下了难题：首先，他不再是不犯错的，因为他已经亲口承认自己信错了人，被人欺骗了；其次，除了蒙塔泽里之外，所有饱学的教法学家都被他排挤了，而听话的人之中大都权威不够，没有资格担任最高领袖。按照最初的设计，最高领袖应该从饱学之士，特别是大阿亚图拉这个级别中产生。
霍梅尼否定了蒙塔泽里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已经去日无多，在和时间赛跑，立刻展开了修订宪法的工作。在原来的宪法中，规定最高领袖必须是“诚实、公正、博学”的教法学家。修改后，则只要求具有群众基础，不再强调博学和宗教资历。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从更低级别的教士中选择一个听话的人担任最高领袖。
霍梅尼对宪法条文的修改案已经完成，但还没有进入立法程序就去世了。所幸的是，他的继承人遵循了他的遗愿。在选出新的最高领袖时，这个宪法修正案都还没有通过，就已经被利用为选举的依据。
选举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教士们选择了当时的总统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宗教级别只是胡加特·伊斯兰，在整个教士体系中，胡加特·伊斯兰只是一个中级职称，相当于讲师。当时的人们认为，即便最高领袖不出自于大阿亚图拉级别，也至少应该由阿亚图拉级别担任，选出了一位讲师级别的宗教领袖突然间让人有一种欲哭还罢的痛心感。
在土耳其时，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已经生活在欧洲的伊朗人，他朝我回忆当时的情景：“当哈梅内伊被选出来后，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吗？我们感觉被骗了。你们告诉我们，教法学家是最明智的人，只有他们才能确定我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找女人。你们又说，教法学家明智，是因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都有着大阿亚图拉的头衔。可是突然之间，一位连‘教法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的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上了最高领袖，还能让我们有别的感受吗？我再也不想生活在一个骗子的国度。”
从这一刻开始，人们意识到，霍梅尼口口声声说宗教超越政治，但最后，一切其实都是政治。只有符合统治者的胃口时，宗教才会被大声宣扬。
在霍梅尼时期被镇压的宗教反对派声音也越来越大，蒙塔泽里此时已经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之一。作为在野分子的他们不断地呼吁宗教撤离政治，恢复到伊朗的传统之中：政治家们决定政治，教士们只决定人们的信仰。
此时的革命派掌握在哈梅内伊与新当选的总统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手中。与霍梅尼这个不择手段的理想主义者不同，新任领袖们都是务实派。两人意识到，从他们上台的那一刻开始，革命已经从追求信仰，变成如何守住政权了。
伊朗的革命开始回归到现实层面，不再高谈阔论理想，而是领袖们开始和社会讨价还价，如同做买卖一样商谈出个价格来，在社会将执政权卖给领袖的同时，领袖们也要给社会以回报，换取他们不反抗。
霍梅尼刚刚建立不久的原教旨政权就这样被他的继承人葬送了。
▌伊朗的政坛不倒翁
公元2017年1月8日，就在全世界仍然沉浸在新年的余韵中时，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去世了。
老头儿活了83岁，身体健壮，人们本来以为他还会活几年，会死在比他小5岁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后。不想他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去会见导师霍梅尼去了。死亡给他人世生活画了句号，但他留给伊朗的遗产却众说纷纭，缺乏定论。
在伊朗，另一个我常问的问题是：在几位总统中，拉夫桑贾尼、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艾哈迈德内贾德（MahmoudAhmadinejad）、鲁哈尼（Hassan Rouhani），到底谁的评价最高，谁的评价最低？
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一致的，几乎没有例外。评价最高的总统是自由派的哈塔米，最低的是保守派的艾哈迈德内贾德，而现任总统鲁哈尼作为取消了国际制裁的总统，也有一定的威望。最说不清楚的就是霍梅尼死后的首任总统拉夫桑贾尼。
每个人提到拉夫桑贾尼都会如同吃了酸葡萄，撇一撇嘴，但又不像对待艾哈迈德内贾德那样敌视。偶尔有人告诉我，这是个腐败的官僚，他的财产富可敌国。但也有人认为，他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整体而言就是难以评价。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拉夫桑贾尼，没有比“不倒翁”更适合的了。
拉夫桑贾尼从革命以来一直是霍梅尼的亲信，从1981年开始担任议会的议长。霍梅尼死时，原来的总统哈梅内伊成了最高领袖，议长拉夫桑贾尼也成了新的总统。
伊朗的宪法规定，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或者连任8年。拉夫桑贾尼连任两届后，恋恋不舍地下了台，将总统职位交给了继任者哈塔米。但是哈塔米任完8年后，拉夫桑贾尼再次参选总统，并在第一轮中排名第一，在第二轮中才败给了后来当选的艾哈迈德内贾德。有人认为，如果艾哈迈德内贾德的对手不是他，而是别人，就有可能无法当选，也就避免了这个伊朗历史上最坏的总统。许多人投艾哈迈德内贾德的票是因为看不惯拉夫桑贾尼。
艾哈迈德内贾德任满8年下台后，拉夫桑贾尼竟然老当益壮，再次出马竞选总统。不过这一次，他的候选人资格被监督选举的机构否决了，他才再次恋恋不舍地看着别人当选。
除了一心想当总统之外，拉夫桑贾尼还数次当选专家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最高领袖死后负责选举最高领袖，是伊朗最权威的宗教委员会，体现了教法学家精神。
另外，除了1980年代担任议长之外，2000年他再次参选议员，竟然没有选上！为了安抚他，宪法监督委员会只好想尽办法帮他作弊，通过否决别人的参选资格，才让他递补成功，但选票却是最少的一位。拉夫桑贾尼这一次似乎觉察到了人民的风向，在宣誓前辞职了。
▲ 设拉子城堡的庞大塔楼。 © 郭建龙
但伊朗的政治又的确离不开这个人。公元1989年霍梅尼死后，正是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的联手，让伊朗走出了领袖死后的危机。而到了21世纪，拉夫桑贾尼摇身一变，变成了改革派和自由派的同情者，反对极端保守派。现在的温和保守派鲁哈尼能够当选，也有拉夫桑贾尼支持的功劳。
甚至有人担心，在他死后，改革派的实力会受到影响。如果哈梅内伊死在他的前面，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促使大家选一个新的不那么保守的最高领袖。可现在，保守派们很可能让一个更加死硬的人脱颖而出。
不喜欢他，又离不开他，是人们对矛盾心情的总结。
从拉夫桑贾尼的种种言行中，把他当做一个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很恰当的。但是，偏偏是这些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们，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仰，反而能够跟随着社会的风向，避免了社会的极端化。
公元1989年霍梅尼死后，新选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得民心，甚至受到了教士阶层的集体嘲笑。由于他的宗教头衔太低，成为最高领袖后，希望搞一个更高一点的头衔装点门面，却由于教士们的暗中抵制，连个阿亚图拉都搞不到，更别提大阿亚图拉，只能以胡加特·伊斯兰的名义统治多年，才借助清洗教士阶层，为自己混到了最高头衔。
哈梅内伊受挫于社会的软抵制时，新当选的总统拉夫桑贾尼却看清了形势，迅速得出结论：他们的权威已经不足以维持政权稳定了，伊朗的革命是到了转型的时候，再不转型社会就又要乱套了。
如果革命无法给人们带来好处，那么等第一代领导人一死，就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混乱，要避免出现混乱，新领导人就必须立刻给整个社会派糖，来安抚他们，将注意力转移。
拉夫桑贾尼清点了所谓的革命遗产：在霍梅尼执政的10年里，伊朗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80个城市、4000个村庄、30万户人家毁于炮火，200万人逃离家乡，数十万人死亡。而损失最大的是数千家企业，以及众多的油井和天然气设备。即便保守估计，伊朗的损失也达到1万亿美元。
更要紧的是，人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可以缩短的，本该在公元1982年就接受联合国的呼吁而结束，只是革命政府的一意孤行，才将损失继续了下去。虽然宣传机器不断地宣传伊拉克侵略者的邪恶，但是，当越来越多的高层决策被透露出来，那数十万烈士的家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本来可能活下来，这种愤怒的力量让政府感到左右为难。
除了战争之外，霍梅尼的国有经济体制也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他没收了大企业、金融机构，又摧毁了伊朗的文化和娱乐业。在战争时期，由于工厂的扩张，还可以掩盖经济衰退，战争一结束引起的萧条让伊朗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下降40%，人们再也不相信革命带来的谎言和幻觉。
哈梅内伊是个低调的人，虽然带有许多革命的幻想，却意识到革命解决不了自己的合法性问题。而拉夫桑贾尼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务实主义者，他意识到，如果要挽救革命政权，就必须放弃革命目标。
公有制被放弃了，对于娱乐的严格限制也被放弃了，文人学者们再次受到了尊重，至少不再被过分干扰，妇女们的工作权得到了保留。
伊朗如同绕了10年的大弯，又向资本主义回归了。原来没收和公有化的企业又开始想方设法地私有化，私营经济最初得到了默许，后来则是鼓励。
当我来到了德黑兰北部，有人指着北部富人区的小别墅告诉我，这些住房有许多都是近20多年建立起来，建于两伊战争之后。在德黑兰，最大的富裕群体是南部巴扎里的商人们，他们在国王时代由于干预政治受到打压，到了霍梅尼时代，这些人由于过于富裕，成了政府打劫的对象，许多人的势力已经奄奄一息，但到了拉夫桑贾尼时代，他们再次获得了权力和尊重，并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把挣来的钱用在购买土地上，建了大量的房屋。这些人牢牢地控制了伊朗的民间经济。拉夫桑贾尼发现，只要与这些人达成妥协，革命政权就永远不会下台。
拉夫桑贾尼为了巩固政权，甚至不惜将曾经的合作伙伴们打倒。他利用手中的监督委员会，将许多极端派、革命派和宗教派人士都排除在选举之外，选出较为温和和世俗的议会来支持自己的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拉夫桑贾尼挽救了伊朗革命，让这个政权得以稳固。在世界历史上，发生极端革命的国家，往往会受困于第一代领导人。比如，古巴的卡斯特罗革命，就由于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活得年龄太大，即便人们已经意识到革命走入了穷途末路，却没有人能够做出改变，直到老卡斯特罗步入残年，才在他的兄弟领导下开始走回头路。伊朗之所以受到的影响小，在于霍梅尼死得早，以及拉夫桑贾尼的见风使舵。
但是，伊朗人又并不喜欢拉夫桑贾尼。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他被认为是一个堕落的现实主义者，已经放弃了一切伊斯兰理想，只是为了当权而活着。当年国有化、教法统治都被宣传成霍梅尼共和国不可缺乏的零件，在一夜被放弃后，许多人仍然无法转不过弯来接受这个现实。
而对于世俗主义者来说，拉夫桑贾尼又是伊斯兰革命的一部分，他从头到尾参加了革命的整个过程。现在不管他做多少事情，都无法洗刷当初的罪孽。
他的政策由于政权的阻碍，效果也很有限。以他大力推动的私有化来说，所谓私有化，就是要将被国有化的资产重新交还给私人。但这些国有化资产实际上是掌握在大量的革命新贵手中。比如，共和国卫队本来是一个军事组织，但依靠没收、抢占和利益关联，控制了伊朗从石油、天然气到汽车、电信等多方面的企业，关于财富的数量，不同的估计差异很大，大致从全国总财富的10%到三分之一不等，即便按照下限的10%估计，也是非常庞大的。
拉夫桑贾尼再如何改革，也不可能把改革指向共和国卫队，还不可能指向其他与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战友、老同事，更不可能指向他的家人。
结果，伊朗的经济不仅没有完成私有化，反而借助私有化的牌子变得权贵化了。到了21世纪，人们估计伊朗的私有化完成率不到10%。还有大量的财富没有私有化，却被转移到了革命权贵的手中。
更可怕的是权贵化带来的贫富不均和通货膨胀，更是直接摧毁了人们的信心。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在最初，与美元的汇率是70里亚尔兑1美元，到了现在，每一美元可以兑换伊朗货币32000里亚尔，已经贬值了400多倍。事实上，最近这些年，里亚尔贬值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贬值最厉害的恰好是拉夫桑贾尼时期，1995年里亚尔已经贬值到7000了。
除此之外，伊朗的外债规模也大幅攀升，而人们的生活成本高涨，各地的罢工和骚乱不断，让拉夫桑贾尼的执政后期又重回了不确定。
如果在其他国家，出现这一切问题之后，就到了再次走回头路的时候。极端派会帮助人们反思：现在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忘记了革命的初衷；要想恢复到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必须回到革命中去，重新国有化，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
但幸运的是，拉夫桑贾尼虽然是个投机分子，却没有往回走。在他下台之前，他推荐了另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人就是至今被伊朗人怀念的改革总统哈塔米。
*本文为郭建龙“伊朗行纪”第7篇，南都观察将陆续推送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