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1]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代表之一，一生著述宏富，各种已刊、未刊著作42部。[2]

1925—1936年间，金毓黻对东北文献的研究主要呈现两种倾向：一是东北方志类著作编纂，如《奉天通志》《长春县志》《渤海国志长编》等；二是东北文献搜集和整理，如《辽东文献征略》《东北文献零拾》《东北古印钩沉》等。[3]两类工作都为其东北史地研究奠定坚实文献基础。《辽东文献征略》与《东北文献零拾》为金毓黻早年东北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代表，考查是书的编纂、内容、体例及价值不但有助于总结金毓黻东北文献研究贡献，亦可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东北文献研究的材料、方法与思路。

《辽东文献征略》刊刻于1927年，是金毓黻早年出版著作之一。据《静晤室日记》可知，[4]此书于1924年着手准备，始辑于1925年。《静晤室日记》（1924年7月18日）：

余读世师之书，偶有触发，拟纂集《辽东文献征略》一书，其体裁略仿志书中之人物、文章两志及碑传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先列耆献传略，附以所著之诗文，别择贵精，不可存，则从删芟。此亦如明儒学案体，又参用李次青《先正事略》作法，惟求备，不避略，其人苟有可传，有书可考，必以入录。至于去取之权，则操于修省志者之手，私家著述不能操此权柄也。下编专录成作，作者不拒古今，不限地域，凡表彰吾省先生之作，无论碑传笔记，均以入录……合此二编，以求征献考文，庶不乖于体例乎！[5]

可见，此书受世仁甫的启发。世荣（1860—1929），字仁甫，号耀东，辽宁抚顺人，蒙古镶白旗，曾任翰林院编修。《静晤室日记》（1920年4月24日）：“沈阳世仁甫先生为文苑泰斗，学海明星，余早耳其名，直至前年共事文学专修科，始遂瞻韩之愿。”[6]《辽东文献征略》编纂受世仁甫《静观斋丛录》影响，《静晤室日记》（1925年11月29日）：“世仁甫先生《静观斋丛录》，于辽东先哲之文，搜集甚备，独吾邑王君武先生（尔列）之文不录一字，曩尝疑之。”[7]《辽东文献征略叙录》中，金毓黻亦言：

沈阳世仁甫先生撰《静观斋丛录》，甄选辽东先正之作，得数十首，窃用称叹。此熙朝雅颂之嗣音也。过此以往，则未之有知。北游以来，从公余晷，博稽古书，参以目验，岁月不居，得若干事。次为八卷，曰《辽东文献征略》。文谓典籍，献谓贤者。凡所甄采，必有依据，故曰征也。随笔摭拾，不成条贯，故曰略也。虽复浚渫，未深举一遗百。然于荒渺无稽之讥，勦说雷同之病，庶几免焉。[8]

《辽东文献征略》初分上下编，上编列耆旧先生传，下编专录成作，书成后，金毓黻将《辽东文献征略叙录》呈世仁甫，请其指正。[9]

1924年乃《辽东文献征略》草创阶段，至迟到1925年12月正式编纂。《静晤室日记》（1925年12月5日）：“自今日起始辑《辽东文献征略》，此编分郡邑、古迹、人物、杂录四类，厘为二卷，大抵刺取日记所载四十余事汇为一编，加以理董、杀青、写定，期以半月。”[10]《静晤室日记》（1926年2月18日）：“辑《辽东文献征略》第二卷。”[11]《静晤室日记》（1926年3月26日）：“辑《辽东文献征略》第三卷毕，续辑第四卷。”[12]《静晤室日记》（1926年4月3日）：“撰《辽东文献征略序》，此书将卒业付手民，故序其大旨于端。”[13]《静晤室日记》（1926年4月11日）：“辑《辽东文献征略》事毕，为时三月，共得八万言，俟写成清本即付手民。”[14]此时《辽东文献征略》与先前设想大不相同，已经细分四类，郡邑第一，古迹第二，人物第三，杂录第四。

据此推测，1925年底至1926年上半年为《辽东文献征略》及几部相关著作的编纂时间。1925年12月11日，金毓黻拟于《辽东文献征略》杀青后，辑《辽东文征》一书。辑佚资料二十余种，待访书目数种。此时亦搜集《辽东耆献录》，并于1926年3月6日致信陶犀然（1894—1960，字明浚）云：“往见世师纂《静观杂录》，颇于辽东耆旧，多所甄集，熙朝雅颂之后，此其嗣音……思衍师例，别为一编，名曰《辽东耆献录》。”[15]《辽东耆献录》亦遵世仁甫之例，可视为《辽东文献征略》上编之作。同年3月22日，金毓黻辑有《辽东先生遗事》。可见1924—1926年间，金毓黻始终致力于辽东文献整理。

金毓黻曾在《复于思泊书》（1926年3月24日）谈及上述辽东文献著作编纂：“仆二三年来，究心通训之学，东北地理，致力尤劬。思撰三书：甲曰《辽东文献征略》；乙曰《辽东耆献录》；丙曰《辽东文征》。乙丙两种，卷秩稍繁，杀青有待 ，《征略》一编，厘为四类，草稿粗具，特以考览不精，舛午（误）时出，不敢率尔问世。”[16]可见，《辽东文献征略》到1926年3月完成草稿，请于省吾（1896—1986，字思泊）指正，其他两著作卷帙稍大，尚未完成。

《辽东文献征略》实际并未在初稿完成后付印,辑补工作持续良久。如《静晤室日记》1926年7月27日“补作《贺克恭先生传论》入《文献征略》”，28日“补辑《文献征略》人物门”，31日“辑《文献征略》人物门上竟”，8月1日“辑《文献征略》第二卷山川篇”，9月8日“辑《文献征略》第八卷”等等。此书于1926年12月12日才交穆允滋付印第一册，1927年1月1日复校《辽东文献征略》全本，1927年 11月7日，金毓黻在东北大学与黄侃会面，出示所著《辽东文献征略》。黄侃称其“翔实谨严”“条贯秩然”，亦指出其不当处。[17]11月9日，又将此书寄与袁洁珊。可见从编纂到补辑历时一年有余。

如果《静晤室日记》仅提供编写时间和辑录材料，金毓黻门人黄式叙的《跋》则详细记录了编纂缘由及经过：

吾师静晤先生邃于舆地之学，惕辽东文献埋没之不彰也。从政余暇，辄历延邦人，口谘笔录，凡所谓地理之递变，乡耆之蛻遗，必一一载之于简。揆一碑、访一地则必辨其文物，穷其广轮。且复体范群书归于至当，往往一事得而诸事皆得。如纲之在纲，如水之赴壑，质诸鬼神而无疑，俟之圣人而不惑。式叙从游既久，每见先生一室独处，罗陈图史，蹀㩻左右，恒至宵分，其专且勤如此……撰述既毕，式叙与关子义鐸共董校勘，总四阅月而葳事，谨将是书旨趣志于卷末，俾读者有考焉。[18]

《辽东文献征略》为作者从政之余，延请当地人口述并记录。此书历时一年有余， 37 38930 37 14747 0 0 5116 0 0:00:07 0:00:02 0:00:05 5115由门人黄式叙与关义铎共同校勘。《跋》文不但列举金毓黻编纂经过，亦指明参与校人员及时间。此书最初拟定四类，而定稿后，复加“金石”一类。

《东北文献零拾》共6卷，为《辽东文献征略》续编。《静晤室日记》1941年9月10日：“近日将往年日记中所载东北故实之记载一一抄出，汇为一编，题曰：《东北文献略》，约得七八万言，盖继前刊之《辽东文献征略》而为之续编也。” [19]《东北文献零拾小引》详述此书与《辽东文献征略》二者关系及特点：

余治东北乡邦文献，始于民国壬戌，凡有所获，悉录入日札中，迨岁丁卯，乃辑为《辽东文献征略》八卷，印行于吉林省垣，已得奉教于当世君子矣。既而见闻渐多，续有所纪，衡其所得，过于《征略》者数番，乃以违难离乡，戛然中止。旅川以来，忽忽历四五稔，幸行箧之日札尚在。东北大学移设潼川，珍重乡邦文献，欲余出其所藏，付之剞劂；爰以暇日检视日札，约五六十册，欲为一一辑出，一遵《征略》之体，既苦繁不胜理，且患懒不能任，仅取其简短扼要者，辑得一百八十余条目，排比成编，凡得六卷。以其随笔摭拾，未具条贯，名曰《东北文献零拾》，用谂当代方闻，不识《征略》所得为何如？若夫究明《征略》未竟之绪，将日札中所记悉为辑出，始终而条理之，则以俟诸异日。民国壬午八月，金毓黻识。[20]

此序作于1942年，金毓黻回忆其治东北文献始于1922年，到1927年乃辑《辽东文献征略》8卷。然随见闻增多，记录也随之增加，应东北大学要求，金毓黻将所撰五六十册稿本一一辑出，遵《辽东文献征略》体例作《东北文献零拾》6卷。本编始于1927年终于1935年，共分五类，即典籍、名贤、郡邑山川、古迹、杂录。

本书写作过程《静晤室日记》亦有记载，1942年8月4日：“以日记中所辑东北故实，草为若干卷，题曰《东北文献零拾》，将以付印。今日校其讹字，仅得三分之一。”1942年8月16日：“撰《东北文献零拾》小引及凡例，录于前册之尾。”可知，《东北文献零拾》是汇集作者东北文献札记而成，成书过程并不复杂，与《辽东文献征略》互为姊妹篇。金毓黻晚年将其与《辽东文献征略》删并为一书。

   《辽东文献征略》凡八卷，分别为郡邑（14条）、山川（4条）、金石上（11条）、金石下（6条）、人物上（18条）、人物下（25条）、典籍（7条）、杂录（6条）。《凡例》述其编纂缘由，[21]云：

近时藩镇割据多以方隅自号，如吾辽东则称东北，实嫌广漠。考汉之辽东郡，全有今奉天一省之地，此明代设辽东都司之所本。《方舆纪要》以东北诸族附于辽东城邑之后，亦取此意，本编所述以奉天省旧事为多，故以辽东命名，而以吉、黑两省及东蒙故实附益之。

本编所述诸事，多系随笔摭拾，无一定体例，既有所知则述之，不厌其详。苟无所知，则概从阙略，但于一事而求其备，不于事事而期其全。盖札记体与专门著述不同也。意在供他日修志者，渔猎采伐之资，非敢侈言述作。 [22]

由《凡例》知，《辽东文献征略》以奉天省为主，附以黑龙江、吉林两地，是书并无定体，属札记性质，且所记之事并未求全，意在纂修史书提供参考。

郡邑类：前人考之东北地理，多参辽、金二史之《地理志》，然殊多舛误。本书亦在考辨前人，指其谬误；山川类：前人论东北山川，多未身临其地，多所穿凿附会之语。作者实际考察，辨证舛误；金石类：王昶《金石萃编》考前代碑版，首列原文，次列诸家考证。《辽东文献征略》遵王氏体例，补王氏未见之碑文；人物类：所举多为文人、逸士或其行谊、学术为世人不尽知者。典籍类：前人所记辽东故实寥寥，故列典籍一门，甄叙终始，粗明条贯，补遗辑佚。杂录类：凡不属上述门类的，全部归入此部。[23]

作者表示，是书为草创之作，遗漏颇多，且所举仅述其崖略。如欲详尽查考，可参阅本县通志类著作。实为作者自谦，《辽东文献征略》篇幅虽小，贡献却大，试以金石类为例加以说明。

金石类共著录金石著作17种，其中名碑《高句丽好太王碑》引用罗振玉《高句丽好太王碑跋》《俑庐日札》、叶昌炽《语石》、谈国桓《手札》、顾燮光《梦碧簃石言》、张延厚《跋语》等按语若干，对后人研究提供极大便利。[24]作者不但引用前人观点，兼有按语考证，并实地考察。《静晤室日记》记载，金毓黻与徐景武等人于1935年10月19日过鸭绿江至新义州，21日起耗时6日考察羊鱼头古墓、五盔坟、四神墓、三室墓、角觚墓、舞踊墓、将军坟、太王陵、好太王碑、千秋墓、国内城等地，誊录高句丽相关墓志碑铭，并绘制壁画。[25]

再如，卷七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金毓黻亦有长文考证：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仁皇三藩初平，应诣山陵展祭，以告成功。士奇以供奉内廷，扈从东巡，二月启程，出渝关，至盛京，告谒福昭二陵，又至兴京，告谒永陵，又北行至吉林乌拉，望祭长白山，士奇于扈从时录每日所见闻以成此书。所论东北地理各事，如谓由沈阳至辽河之路，原本泥淖难行，太祖募夫修之，始成坦途。又发现金人娄室碑于英额门附近，此皆他氏所不能详者。然谓今日之乌拉街为金之宁江州，今之开原为金之上京，类此抵牾舛误，亦复有若干事，兹取而一一辨之，亦考古者之资也。 [26]

《扈从东巡日录》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高士奇随康熙出巡所见记录而成，具有很高历史文献价值。[27]金毓黻肯定此书贡献，又指出其舛误，如宁江州问题。杨宾《柳边纪略》认为“古宁江州，应在今厄黑木站”。[28]《扈从东巡日录》认为“为大吴喇，即乌拉街者”，皆误。《松漠纪闻》：“来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来流城即在宁江州西。”[29]《续通志》卷四十七《金太祖纪》：十月朔，克宁江州城，次来流城。可证今去混同江东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第不知何水为来流河故迹？若大吴喇则在混同江边。[30]金毓黻通过大量文献考证出：“以地望考之，宁江州当在隆科城南拉林水与混同江之间，如今中东铁路沿线石头城及小城子诸地，其近是乎。”[31]

《东北文献零拾》共6卷，分典籍、名贤、郡邑山川、古迹、杂录五类，记录时间从1927年至1935年，内容均从作者日记中辑出。凡例云：“本编各条悉自著者之《静晤室日记》录出，每条下仍标注原书卷页数，以便复检。”全书辑得190条，计典籍类上38条，典籍下48条，名贤类37条，郡邑山川类21条，古迹类30条，杂录类16条。本编所载文献材料亦为日后纂集东北史乘之用。[32]

《东北文献零拾》实为作者读书札记，与《辽东文献征略》相同。典籍类较有特色的是对一些别集的介绍。如《庄靖集》卷八题登科记后云：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经义榜（榜略）。此榜凡三十三人，余从略。内有辽东籍者三人，然而二人为女真人。此为对籍贯的考证。

如卷介绍《全金诗》：

《全金诗》七十二卷，卷首二卷，郭元釪集录，以《中州集》为主而增补之，原集二百四十六人，补一百十二人，原诗集一千九百八十二首，补三千五百六十二首，其书首题曰“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金元好问原本，臣郭元釪补辑。”卷首有元釪进书奏疏。大抵所采之书，如近刊九金人集之诗，悉以录入，约有三千首，其数百首则采摭诸书及郡县志乘；又于元氏小传之后附以《归潜志》及金元人铭表题跋，并说部诸书，于金源一代之诗歌采取略备，诚可与张昭文之《金文最》并行也。[33]

《全金诗》为清人郭元釪集录，以《中州集》为底本增补而成，此书所采九成为金人之诗，郭氏尚有《金诗纪事》一书，未见著录。《东北文献零拾》详尽考证了《全金诗》作者及人物生平。按《国朝耆献类征》卷一百四十三“郭元釪，字于宫，江都人。好学深思，弱冠为诗，二十二而集成。其卒也，以赀为郎，又以诸省预修《佩文韵府》等书，授中书。”[34]又引张维屏《敬业堂诗注》云：“君于中州之外，复收集金人诗二千余篇，进呈御览。”[35]由此可知，《全金诗》实源于郭元釪之进本。

又如卷三对“王庭筠”之记载颇为详赡，记有7则之多，涉及王庭筠著述、刻石、轶事等。王庭筠（1151—1202），金人，出身于渤海望族，字子端，号黄华山主。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进士，诗存《中州集》28首，金毓黻辑录《黄华集》44首，亦撰《王黄华先生年谱》。大理王黄华所书石刻较有名，《东北文献零拾》如此记载：

《金石萃编》载：云南大理府有王黄华所书四绝句刻石。余颇疑黄华老人足迹未至大理，何以有其刻石？今阅徐公游记，而始知其梗概也。记谓大理郡城西北二里有三塔寺，当点苍山之麓，正殿后罗列诸碑，而中谿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中谿李姓，为大理闻人，曾修《大理府志》，明代人，其墓去寺不远，徐公曾往拜之。《明史》容有传，否则检《云南通志》或《大理府志》，亦可得其行迹也。[36]

王昶《金石萃编》记录云南大理有王黄华所书刻石[37]，通过《徐霞客游记》《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等资料可知王黄华确曾到访此处。刘祁《归潜志》云王黄华有诗碑，藏于林中，今以《金石萃编》考之，无疑。[38]另外，金毓黻也曾得王黄华书碑《博州庙学记》、《涿州蜀先生庙碑》，见《静晤室日记》1931年10月15日。

再如，卷一介绍《文渊阁书目》：

四库著录《文渊阁书目》四卷，明杨士奇撰，东北大学有抄本。《简明目录》云：“所著诸书，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但有册数而无卷数。自《七略》以至《崇文总目》，记载中秘之书，未有如是之潦草者。”黻案：是书本为文渊阁藏书种类、册数之草册，盖出于抄胥吏之手，不过杨氏以大学士领阁事，故以其名题之耳。若以《七略》《崇文总目》之体绳之，则非原编者之所能知，而杨氏亦未如此用心也。是目著录之珍本，曰《十道四藩志》一册，曰《壬辰杂编》三册，《大元一统志》二种……[39]

金毓黻指出《文渊阁书目》虽署名杨士奇，实出于抄工之手，且将《七略》《崇文总目》与此对比，体例亦有不合。《七略》分6类，《崇文总目》则分四部45类。成书于明代的《文渊阁书目》以宋金元三朝典籍为基础，依千字文编号，分20字号，40类，目录体制独特，与传统四部分类不同。另外，《文渊阁书目》中著录许多珍本，如《大元一统志》，国内现藏2种，日本有多种版本。金毓黻在长春时，曾遇一书贩，谓有此本，索价一千，因无力购买，遂托借抄之，然抄书未成，原本即售。后遇张海若，[40]询其册数卷帙，乃作以上文字。[41]

《辽东文献征略》与《东北文献零拾》互为姊妹篇，二书相关内容均源自《静晤室日记》。《东北文献零拾》全都出自《静晤室日记》。二书所涉条目，遍及经、史、子、集，尤以史部、集部为主，展现作者在史学、文学、地理学、金石学成就。

《静晤室日记》从1920年开始记录，大部分为读书心得、治学方法以及学术考证。《静晤室日记》1920年5月23日内容可见，金毓黻记录学术规划，颇能提纲挈领：

年余以来，渐思由博返约，一志研究文学，而以史学辅之。文、史二科，界画本不甚严，往者章实斋氏整理先代学术，尝以文史同科，衍为《通义》，可为显证。夫古今能文之士，类皆躬与修史之役，韩退之以修史为戒，而《顺宗实录》成于其手，余子可知。且史文详实高简，非大手笔不能为，宋元诸史，秽芜冗杂，识者病焉，此即文章不工之咎。文以载事为执，事必资文以传，二者相需甚殷，不可偏废。余治文学而不废研史，盖有由也。且人世一切学问，无不属史，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朱师遏先（希祖）云“诸子十家皆出于史官，从而治经学、治理学、治小学、诸子，无一不与史学同科。”史之所包既广，则于今日之研史学文，不啻治经学、小学与性理诸子也。能持此为定向，为正鹄，虽久久不变可也。[42]

文史兼治成为金毓黻学术研究基础，其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颇为关注，《静晤室日记》可谓效仿李书而作，《静晤室日记叙》：“吾人于此一书中，可辑出诗集、文集、经说、杂著多种，而先生以精神面貌，学修德业，胥可于此一编中窥见之，此法又胜于顾、曾二氏矣。”[43]

魏声和在《<辽东文献征略>书后》中曾言《辽东文献征略》价值及贡献，引录如下：

深赞此书长处在作者虚心不为武断之论，又富于参考书，引用古籍颇多罕见之本，人所不经意之处，每能抽引端绪，得极有关系之佐证。尝谓治东北史地之学最难，故最有兴趣。自来说山川志郡国之书多矣，而常阙于辽东，即辽、金正史亦凌杂无序，限于时势也。考订故愈不易，但顾亭林先生有言：昔人著书如铸钱，必采金于山，后人直是毁碎古钱入炉重铸。吾辈今日，庶几躬携锤凿入山作冶者乎？是书内容，虽尚有存疑及考证未确定处，后此东省田野益辟，金石将益发现，寰宇续纪，正当期待。抑有非求之金石不可者，质之静庵，当许斯言。[44]

魏声和提出《辽东文献征略》有三点价值：一是引用颇多罕见之书；二是补正辽东史实；三是精细考订金石。《辽东文献征略》征引资料丰富，以史部为主，正史类、目录类、金石类较多，如《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地理志》《魏书》《隋书》《金史·循吏传》《辽史·地理志》《五代史纪》《文献通考》《明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画禅室随笔》《金石萃编》等，其他集部如《文选》《中州集》《遗山文集》等著作，共引著作80部，其中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魏声和《吉林地理纪要》、吴承志《贾耽边州道里记考实》、王纬《湖山杂咏》等均非常见。[45]

补正辽东史实方面，如《辽阳故城考》一文，作者先指出《大清一统志》“辽阳故城在今辽阳州西北界，承德、辽阳之间，梁水、浑河交会之处”之误，又据《水经》《三国志》《辽史》等记载指出，“《一统志》之误，盖因杜佑《通典》谓辽东郡有故城、新城之分，遂误认辽阳亦有新、故，不知辽东郡故城即襄平，新城即辽阳。” [46]

考订金石材料方面，《辽东文献征略》著录金石内容，前人少有关注，具较高文献学价值。如卷四金石类，著录“金诜王印”，此印未见他书考证，仅见于《双城县志》，金毓黻首次考释。[47]“金诜王印”由吉林双城县西北七里东城子村农民王某发现，铜质，驼钮，外似笵金，剥落殆尽。厚约四分，钮高寸许。[48]金毓黻考证云：

按《金史·百官志》：凡封大王，国号二十，次国三十，小国三十，小国中有莘次，在二十九。《说文》有“诜”无“莘”。《诗·螽斯》：斯羽诜诜兮。《传》“诜诜，众多也。”《国语·晋语》“莘莘征夫”，注“莘莘”，众多也。是“诜”“莘”二字义同也。古韵有真无先，凡先韵之字皆读入真韵，“先”字读入真韵。音与“辛”同……“先”“辛”二字古音亦同也，“莘”字后出而“诜”为本字……“莘”为古国名，而金代沿用之。考金宗室及诸大臣，惟娄室追封莘王，其他无考。 [49]

金毓黻通过《金史·百官志》《诗经》《国语》等记载，结合传统音韵、训诂，推断“诜王”之“诜”为“莘”之借字，实际则为“莘王”。完颜娄室（1077—1130），字斡里衍，金开国功臣，历任都统、右副都使等职，在金、辽战争中多次立功，完颜娄室于公元1130年病逝，公元1146年追封为“莘王”，此印为金完颜娄室所用。

    《东北文献零拾》辑自《静晤室日记》190条，涉及史学、文学、金石学等，如《半截山摩崖》即重要考证文章：

按《金史·太祖纪》，不见“节山”之名。天辅元年十二月甲子斡鲁古等败耶律捏里兵于蒺藜山。“蒺藜”二字，短言之音近“节”，然此役非金太祖统军自战。不得云“息马立石”也。《辽史·天柞纪》：天庆七年，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又有乾显大营，严州营，凡二万八千人，屯卫州蒺藜山。十二月，都元帅秦晋国王淳遇女真军，战于蒺藜山，败之。据此则是役为大战，金太祖即未亲莅战阵，亦以特笔记之，故曰“太祖大破辽军”，此亦事理之所宜有也……文内称曰“太祖”，则非太祖在日所立，亦如《得胜陀碑》之建于世宗大定时也，既则以蒺藜山当节山，虽不能定，已近似矣。 [50]

柳河《半截山摩崖》，又名《大金太祖息马址碑》，碑文为女真文与汉字双面书写，女真文刻于左，汉文刻于右。此碑发现于1933年在辽宁柳河，《静晤室日记》考证最早。《静晤室日记》1934年8月15日：

柳河县界半截山有摩崖，题曰：“大金太祖大破辽军于节山息马立石”，凡十五字，旁缀以女真国书。按文内称曰“太祖”，此为庙号，当为后世追立，如《得胜陀碑》之立于世宗大定年也。节山殆即半截山之古称，此与海龙杨木秋子山之摩崖，可谓无独有偶，特此有汉字，彼无汉字耳。此亦最近一创获也。[51]

《日记》记录较为简练，完整考证文字收录于《东北文献零拾》。[52]由考证可见，作者得到摩崖拓本，结合《契丹国志》《金史》等材料考证碑文史实，指出“然此役非金太祖统军自战，”此碑应为后世所立，甚为确凿。[53]

    金毓黻是近代以来较早从事东北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他的《辽东文献征略》与《东北文献零拾》作为东北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在辑佚东北文献、考证佚闻佚事方面都有突出贡献。[54]一方面，二书作为民国初年东北文献研究的开山之作，为金毓黻之后的东北史地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来源；另一方面，金毓黻东北文献研究方法、思想也为后世学者所承袭，由此开启东北文献研究的现代学术之路，引导东北史地研究走向成熟与完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