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晶晶，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玉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省级政治制度是联通中央与地方的枢纽，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凸显。为进一步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国家治道的内在理路及其经验教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史学月刊》编辑部主办，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承办的“从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社会变迁·治道开新·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6月4日—5日成功举行。此次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下会场设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历史文化学院会议室。会议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翁有为教授主持。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历史研究》《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科研机构、高校、学术报刊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各抒灼见。以史为鉴，求近代中国省制演进与国家治理之规律，是会议探讨的主题。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表示，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成果，近现代中国制度变革频繁复杂，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史以资鉴，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中国近现代省制变革问题，可为我国国家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历史镜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章百家研究员认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权多次更迭，不同政权处于分立或相互斗争之中，这是造成中国省制变动的表层原因之一。从深层次看，省制变动受“三个过程”影响，即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革命过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从分裂走向再统一的过程之中。历史的丰富面相为我们从不同视角关注省制的变化，分析不同因素的作用提供了基石。反之，省制的变化也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民卿研究员表示，历史具有延续性，越是重大历史时期，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应不负时代重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用我们具有的学识深度，来探究历史真相，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发掘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为当代史学发展提供学理支撑。用我们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研究成果来发挥好资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近代中国省制研究具有这样的价值。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从分析牛津大学沈艾娣教授《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一书入手，以活动于华北省区的乡绅刘大鹏的历史轨迹及后人对其历史叙事的重构为例，认为研究者虽欲力图呈现重大历史事变与日常、群体与个体的复杂关系，但实际上要达到这一效果，对于一个对华北省区历史文化及其发展规律了解不够的西方作者而言，并非易事。也就是说，仅了解“个案”,而不了解省区的深层文化及其演进脉络，那样的研究就可能失之浅肤乃至偏颇。商丘师范学院张雷教授认为，近代中国省制具有鲜明的历史学科和法制学科乃至多学科交叉的属性，需要形成学科间的对话，才能共同推进研究的深入。河南大学杨松涛副教授从比较中西地方治理的异同着手，认为16—18世纪中西政权在国家治理和央地权力分划方面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但中西政情实况有所不同，传统中国虽然建立起一套从省、府到州、县的严密官僚制度，却在面对广大的国土与人口时力有不逮。上述研究，从宏观层面着眼，于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立论，对于从整体上推进近代中国省制研究乃至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都是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思考。晚清时期央地关系与陆疆、海疆省份的省制建构问题，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研究员指出，清末督抚制度改革不仅造成了央地间纵向权力的消长，也使中央和地方各自横向权力发生连锁变化，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最终导致清廷在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暨南大学刘增合教授认为，清季试办预算渗透着复杂的政治信息，且具备政治事件的特性，单纯从传统的经济史视野解读其经济面相，可能会丢失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关键信息。政治利益集团的派系、歧见，上下各方的举动趋向，是牵动制度移植的重要因素。如果将这些制约制度变动的因素搁置不论，仅从财政视角本身探论，历史嬗递固有的本相不但遭到人为的肢解，史事演进的丰富信息也会大量流失。商丘师范学院史新恒副教授认为，晚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试行西方的“三权分立”之治，以图重新集权中央，但清廷没有成功建构一套既能强有力统御地方，又能保持良好央地关系并高效运作的省制，成为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廷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郑州轻工业大学任润鑫讲师指出，清末政治改革是清政府通过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来重新获得统治权威的尝试，但是因改革措施极大地触动了各省督抚的利益，使得各省地方势力汇流在一起，多种因素最终导致地方“权轻而势重”,由此加速了清朝统治的覆灭。
南京大学陈谦平教授结合自己对边疆历史的长期研究认为，近代边疆民族危机局势与边疆省制变革有密切关系，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边疆问题的解决历程对省制变革的推进具有重要影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张季教授指出，台湾建省发生在19世纪晚期海疆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呈现出中央政府对台湾管辖方式由地方管辖逐步过渡到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总趋势，反映了清廷对于海疆治理观念的战略性转变，以及海权意识在海疆治理中的进一步凸显。中国人民大学胡恒副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绥远省为代表的近代新省区的清代起源和特征进行了追溯，指出边疆内地化与行政上的府州县化是一个长期趋势，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历程。近代省制变革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甚至未必是国家政权的有意设计，而只是时势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结果。
上述对清末省制问题的探讨，集中于晚清“权”“势”转变与清廷覆亡二者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涉及近代中国周遭环境发生变化后，清廷对陆疆、海疆治理方式转变的问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新的探讨，思考深入，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趋向和新认识。
近代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构建中的省权及社会中心力量转换问题，是与会专家学者研究北洋时期省制问题的重点。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将北洋时期省制建制和改革放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加以看待，指出早期近代欧洲“财政·军事”的概念与北洋时期的中国有契合之处。他从地方化集中主义和省区财政分权的分析框架入手，提出北洋时期地方军阀或革命党，借助省区财政在各自地盘上进行政权建设与制度建设的集中化程度，决定了其在竞争中的成败。南京师范大学陈明副教授认为，民国初年，旨在限制袁世凯权势、保存革命成果的《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的破产，激化了同盟会与袁世凯间的紧张关系，也让北方未独立各省咨议局在改组为临时省议会后，极力主张省行政长官民选。这成为导致省官制案迟迟未能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南大学冯巧霞副教授认为，民国肇始，省权军民分治是权力配置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开端。然而，从军民分治的实效而言，省军权独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形成北洋时期独有时代特色的军阀割据局面。河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晶晶认为，在1920年代的“省人治省”运动中，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省份和与之对立的南方诸省，分别呈现了“以本籍人为省长”、本省军事自决的不同诉求及其实践。但由于军阀、政客的假借利用，这场自治运动逐渐流于表面化，成为强化地方主义的工具。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明礼通过对王印川长豫始末的分析与研究认为，北洋时期中央无力真正掌握地方，地方性军事势力成为左右国家政治发展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认为，党军关系和央地关系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核心关系。两者的实践与互动从根本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形态和水平，显示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进脉络。造成这两种关系在晚清以来发生复杂变化的内在机理，在于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中山大学安东强教授认为，近代以来省域意识的不断增强，造成了制度纷扰与政局困窘的政治现实。近代省界意识受到总督巡抚、社会经济等固有因素与留学教育、新式教育、地方自治、宪政与选举、政党组织等域外刺激的共同影响，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制度形态。杭州师范大学徐杨副教授将近代省制置于现代国家形成、民族国家和知识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去审视近代省制变迁的历史意义，认为近代以来省权扩张的同时，省的职能也在增加，省制改革并不只是一场权力的“零和”博弈。上述对北洋省制问题的研究，既有着眼于具体的历史史实的考察，又有将议题置入近代中国整体的社会转型以至国际背景的历史脉络进行学理分析，不仅有新意而且有深度。
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制度建设与中央对地方的经营策略等问题，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对以往所作宋子文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他认为，宋子文对广州国民政府财政体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广州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相当可观，从而助推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而在国民政府末期其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蒋介石再次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冀图利用宋在广东省的人脉关系维持与巩固其统治，但时过境迁，目标就难以实现了。南京大学岳谦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张熙认为，抗战胜利后，湖南省参议员通过自下而上的程序选举产生。在形式上，两次参议员选举具有民选意义，彰显出政治上的进步性；然就其实质观之，两次选举并未真正体现民意。山西大学柳德军教授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政府保甲制度在甘南藏区的推行，缺乏必要的政治生态、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和民众认同，但是在保甲制度与“政教合一制”的博弈中，“国家”和“政府”观念在甘南藏区民众心中逐步生根。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谭备战教授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前，江西省县政人员培训为推行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提供了大量县政人才，也为江西省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式人才，更为稍后的全面抗战培养了基层政权的执政力量，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崔跃峰副教授指出，陈果夫主政江苏省时期创设的县长甄审制度有合理之处，但是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态中难有实效。四川大学车人杰副教授认为，1934 年下半年，南京政府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惨败得以介入川局，以强化省权的方式巩固“川政统一”,并为四川进一步统一于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地方强权人物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恶化，使此次政制改革陷于停滞。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力认为，根据历次修订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可看出，近代省制由北京政府时期的非常态化向常态化转变，省政府由军人政治转向文官体制，从军事民事皆管转向专管民事。与此同时，省政府组织机构庞杂、行政效率低下的省制弊端也日益显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讲师石瑶认为，美国洪门致公堂由甘受国民党“领导”至最后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体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治上的治理失当。西北师范大学侯培和副教授认为，由于地方税源的窘迫以及国民政府中央扶植力度不够，全面抗战爆发前甘肃省域治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河南师范大学李风华副教授以江苏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虽为当政者所倡导，但司法经费划拨来源的实际操作却销解了司法独立的实践。南开大学贺江枫教授认为，维持存在的生存逻辑与中共灵活准确的统战政策，是1949年滇省实力派卢汉政治态度在不断嬗变中倒向中共的重要原因。山西师范大学李常宝教授认为，1930年代晋系将领李生达之死，反映了“攘外安内”背景下辗转于央地之间者的生存样态，南京政府的拉拢或离间策略给山西地方实力派造成冲击，使地方实力派下属成为央地之间斗法的牺牲品。河南大学贺怀锴副教授指出，国共两党对“新军阀”现象的认知影响着双方解决军阀问题的应对之道。中共对新军阀的认识，是他者眼中的视角，军阀制度和军阀战争本身并不能给中国找到出路；国民党对新军阀的认识，是自我审视的角度，虽然也看到了军阀现象，但找不到解决的道路。军阀派系问题由此始终伴随着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对南京国民政府省区地方制度的研究，呈现了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具体细节与多维面相，表现了其治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体现了学界对问题探讨的深入；而国民政府央地博弈问题的探讨，既体现了治理得当的一面，又表现了矛盾、纷争乃至军阀对立的一面，显示了与北洋时代既相近又相异的特性，呈现了探讨内容的丰富性。在此次会议中，关于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段的制度建设与组织结构及其运作问题，专家学者多有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到质量，都颇可称道。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张太原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并在取得全国性政权后，仍能克服自身问题，不断地巩固政权，长期执政，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建立起横向与纵向的组织体系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运作机制，使得中共能够对中国民众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号召力与影响力。金民卿研究员指出，与旧政权根本不同的是，中共将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原则和包括省制在内的层级式组织结构纳入到国家政权建设之中，从而建构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国家制度与治理形式。华南师范大学蒋建农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抗战时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内实施的三民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所形成的省制特点，影响到新中国的区划与省制。北京师范大学张皓教授翔实梳理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革命根据地各个省省制设置的基本情况，显示了这一时期苏维埃省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河南大学翁有为教授指出，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建构起党的动态的全省组织网络运作机制，使党能够在白色恐怖中具有极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和生存能力，从而推动了白区全省革命活动的持续进行。安徽大学黄文治副教授认为，1927年至1931年间安徽省临委“两建两废”,反映出中共早期省委制度创设与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颇多局限性，中央由此通过完善省委领导人，设置中心县委以及强化基层党组织等措施来解决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差异问题，为组织史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共早期省级党务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齐小林副教授认为，土地革命时期，有线电话已经深深嵌入红军的编制和配置之中，成为红军通信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毋庸讳言，从设备、制度、人员以及敷设等方面情况看，红军对有线电话的运用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任伟副教授考察了中共苏维埃区域的交通网络建设，提出中共组织能力与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特色。亳州学院张文禄副教授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全国总暴动的发生，白区中共干部队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在中央政策支持与地方党部的共同努力下，白区中共干部短缺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其中，具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中坚干部队伍的不懈活动，推动整个白区革命工作的持续发展。阜阳师范大学梁华玮副教授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共省委制是民主政治深入地方社会的现代性实践，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更有鲜明创新性，为以后完善省委组织建设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启示。河南大学尹涛副教授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以《读书生活》群体为代表的苏沪浙知识分子，在民族责任感的驱使下，思想日益“左翼化”,他们“到民间去”,以笔杆作武器，投入到反抗帝国主义的现实斗争中去，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大学黄道炫教授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建立起垂直和扁平相互补充的政治运作体系，使得中共群众路线能够沉淀为工作方法和政治文化，从而不仅让中共在与日本的对抗中、与国民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指出，抗战时期和国共决战时期开放友邻区域贸易，是中共在对待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关系上的一个创新性实践，其中虽不乏矛盾和纠葛，但仍然为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以及为根据地、解放区联为一体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南大学柳岳武教授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边疆少数民族政策虽有早期学习苏联的印迹，但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务实继承历代政权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治理传统，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发展经济等举措，最终获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山东工商学院郭本意副教授认为，国共两党关于货币体系的建立过程、措施与目标高度相似，但将货币发行权统一收归到央行手中的结果却是中共获得成功，而国民党失败，根源在于中共在政治统一问题与组织整合问题层面胜于国民党。河南大学博士生李志认为，全面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通过机构改革与合并，将工商部门由单一职能部门，组建成为集税务、工商、银行三位一体的经济系统，在敌我相互渗透的区域，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商系统，是冀鲁豫边区经济抗战工作的亮点，也是敌后经济“一元化”领导和边区政权经济建设的创新之举。平顶山学院张勇副教授认为，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山东根据地党和军队的壮大，为山东建立地方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各阶段建设，山东省级政权进一步巩固，最终于 1945年8月改为山东省政府，更好地发挥了山东在新的革命历史阶段的作用。河南大学张欢副教授指出，1927年中国共产党省委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原区委制度名称的简单改变，而是中共地方组织系统的重构与完善。中共中央与各级省委通过组织改造，创建报告制度、党内交通网、巡视制度等组织规则，进一步强化了组织系统，加强了内部凝聚力与组织力，从而保障了土地革命在各地顺利开展。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海杰副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胎生于大革命时期，曲折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全面抗战前夕逐步走上正轨。刘少奇主持大局后，开创了华北革命新局面，为抗战的全面爆发，做了重要的准备，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北京大学赵诺研究员认为，抗战之初从平汉省委撤出的中共党人经过组织的再调配，在中共晋冀豫根据地实现了组织上的“转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徐志民研究员认为，中共在对民族边疆省区治理模式探索的基础上，在解放战争时期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近代省制变革中的最大特色，也是我们党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三大形式之一，为新中国的边疆省区治理找到了符合边疆省区实际需要和中国国情的治理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潘建华助理研究员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通过短训班等途径，大量培养和提拔中原新区的新生干部，有效缓解了新区干部“既少且弱”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干部的地方化。但是，新区干部来源的多样化与复杂性也使整合新区干部的问题日益凸显。河南大学王瑞芳教授探讨与总结了近代黄河流域省区在旧政权下水利失修为害的教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使黄河兴利除害，将千年害河变成利河，有诸多技术方面的科学举措，创造了黄河安澜的奇迹，其治理经验值得总结。由上述可知，关于中共省委制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十分丰硕。以往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共理论思想史、事件史与人物研究，制度史的研究十分薄弱。中共省制的研究就更为薄弱。近年来，由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近代省制研究”项目尤其国家重大课题“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的立项与课题推进，使得中共省制研究受到学界积极关注和响应。本次会议问题意识明确，主题聚焦，参会论文和报告紧紧围绕“近代中国省制变革”展开。这些研究既有关于近代中国省制变革整体性、宏观性的学理探讨，又深入各个具体历史时段进行实证性研究与分析，而每个时段的研讨根据其历史特点在内容设置上各有侧重，使得会议的学术内涵及其潜质得到很好发挥与释放。纵观此次会议，议题丰富，研究对象囊括了清末、北洋、南京国民政府、中共根据地与解放区各政权省制的设计与变革、央地关系、法律问题、财政问题、贸易问题、人物研究等。会议得到学者充分肯定。章百家研究员表示，在会前整体审阅会议论文集后认为会议“入选的论文在宏观和微观均有着墨，选题多样，内容丰富，水平质量堪属上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认为，这次会议是“高水平学者参与、高质量论文参会、高标准会议讨论”的学术盛会。本次会议无疑将有力推进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