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贡·斯皮格尔、陈民||“就像德累斯顿”:现实、关联和象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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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贡·斯皮格尔（Egon Spiegel），神学博士，德国费希塔大学讲席教授，曾在德累斯顿大学任教多年

陈民，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摘 要：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1945年2月中旬，德累斯顿的内城遭到猛烈的大面积轰炸，近二万五千人失去了生命，八万处房屋被毁。德国其他众多的城市在盟军空袭下也有不同程度的毁损，这些城市在提及自己被毁时常说“就像德累斯顿”,因而德累斯顿成为德国在二战中受破坏的尺度准则和象征形象。这种方式的象征形象可能会诱导这样的情况，即德累斯顿的战争事件不与其他的、部分损坏更严重的德国城市关联下予以审视和评价，也不与被德国军队轰炸的其他国家城市关联下进行考察，甚至可能推动反英和反美的仇视。德累斯顿的民众有义务通过对他们自己城市的聚焦，以特别的方式反思战争的破坏力和战争本身。在“就像德累斯顿”的意义上，如果成功地与这种义务相符，今天这座城市可能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和平教育模式，这不仅不比战争带来的世界范围的影响要小，而且同战争命运一起警示和平行动的至关重要性。

一

1945年2月13—15日间，还有几周二战就宣告结束，德累斯顿城遭遇了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军队的三次猛烈空袭(1945年2月13/14日，1447吨地雷弹和爆破弹，1181吨燃烧弹；1945年2月14日，474吨地雷弹和爆破弹，295吨燃烧弹；1945年2月15日，463吨爆破弹)。这不是德累斯顿遭受的第一次轰炸，也不是最后一次。其他几次的炸弹投入也很大，但和所有其他四次轰炸对比(1944年10月7日，70吨爆破弹；1944年1月16日，264吨爆破弹，41吨燃烧弹；1945年3月2日，940吨爆破弹；1945年4月17日，1554吨爆破弹，164吨燃烧弹),德累斯顿轰炸作为所谓“士气轰炸”,具有典型象征意义，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次。

尽管英国人清楚，英国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偏爱的“士气轰炸”并非必然导致遭遇轰炸的德国人民作出反应，即与针对平民的大面积轰炸的意图一样，目的就是促使被轰炸者对自己的政府施压停战。希特勒就曾经通过德国空军，特别是在1940年9月7日到1941年5月16日期间，对伦敦进行“士气轰炸”(伦敦大轰炸),造成43 000平民被炸死，100多万处房屋被毁坏的后果，却根本没有让伦敦人民(包括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感到气馁。正相反，由于在军事和平民目标之间不再进行区别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士气轰炸”促进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和敌人，而不是反对自己的政府。

因此，针对德国城市的、主要是内城和住宅区执行的“士气轰炸”,在德国民众中也未达到英美空军期待的效果，虽然“轰炸者”哈里斯等人直到战争结束依旧坚信其意义和目的。1945年2月13日晚和次日凌晨，由大约750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和500架美国陆军航空军队轰炸机组成的盟军联合轰炸部队，在两波空袭中对德累斯顿实施了大规模轰炸(22点03-28分和1点30-55分之间)。

在37小时总共四波轰炸中，总共投下了2400吨爆破弹和1500吨燃烧弹。炸弹主要击中了老城核心地带，部分以军事和(军备)工业设施为投掷目标，但大部分投掷于住宅区。1942年2月14日，英国空军部(Air Ministry)就下达了“区域轰炸指令”,并任命亚瑟·哈里斯为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官整整3年后，亚瑟·哈里斯执行了这个轰炸指令，在德累斯顿主要针对平民目标实施大面积轰炸。

由于轰炸引发的火焰风暴，德累斯顿老城的核心地带20平方公里范围内完完全全被烧毁了。盟军联合轰炸部队主要投下了爆破弹，包括几吨重的薄壳空投炸弹(也被称为水雷弹、巨型炸弹、住宅区巨型炸弹等),还有燃烧弹。在第一波大规模空袭中扔下的爆破弹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波，屋顶和门窗首先被炸开，紧随其后扔下的燃烧弹就能够达到完全燃烧的效果。投掷的薄壳空投炸弹使得街道无法通行，消防车和救护车的抢救行动也完全无法进行。轰炸引起的火焰风暴，让人回想起汉堡在1943年6月27日到28日的夜里，被投下了超过三万吨炸弹的更猛烈的空袭，形成了460米高的火焰龙卷风。在德累斯顿并未投下作为燃烧加速器的磷燃烧桶。伤亡者因无法避免吸入毒性很高的烟雾而致死，也无法避免橡胶制品燃烧所引发的窒息死亡。即便没有磷，火灾的热流也可以将人以最高达每小时270公里的速度卷进火源内，并从他们身上抽取可以用于燃烧的氧气。人们逃进防空洞也无济于事，有毒的燃烧气体特别是一氧化碳，让他们痛苦地窒息而死。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累斯顿发生的火焰风暴是德国空军发明的战争技术，德军首次使用在针对英国考文垂的“月光奏鸣曲”空袭行动(1940年11月14日、15日),又在1940年的圣诞节运用于对曼彻斯特的空袭。德国国防军在对考文垂的大面积空袭后用了“考文垂化”这个词，指代城市因为空袭而被夷为平地。

英国皇家空军将德国发明的这项战争技术用到了德国自己身上，首先是将其应用在对吕贝克的轰炸上(1942年3月28/29日)。此外，还有针对汉堡进行的空袭，在“蛾摩拉行动”的框架下，1943年7月24日到8月3日，死亡人数超过三万，创下了火焰风暴的记录。而且，英国空军效仿德军，也将大面积轰炸称为“汉堡化”。

二

德累斯顿成为空袭及其破坏力的化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巴洛克式建筑和精致的艺术赢得超越德国的声誉，二是其遭受强烈的大面积轰炸造成的破坏。德累斯顿坐落于易北河畔，因拥有各种风格的历史建筑和丰富灿烂的艺术，被视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亚迪加·阿西尼(Yadegar Asisi)是一位著名的360度装置全景艺术家。他利用德累斯顿陈旧的3000平方米、30米高的煤气罐作为展厅，将该城鲜明的矛盾性呈现在画面上：每半年轮替，艺术家将巴洛克的德累斯顿建筑上的光芒投射到墙面的全景幕布上，另半年则是成为废墟的德累斯顿。当人们亲眼目睹可视化的对照，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丰富的巴洛克艺术城德累斯顿因为1945年的“二月轰炸”而受到的惨烈破坏。

因为营房、指挥中心、军工厂和工业设施等，也因为其在第三帝国东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德累斯顿的战略重要性显而易见。德累斯顿作为卫戍部队驻防城市有很长的历史，是第三帝国大军事基地之一，直到1945年2月依然是东部前线的卫戍部队驻地城市。德累斯顿受到保卫首先是因为其地理位置，英美轰炸机需要克服到达该城市以及飞回的距离困难。相对而言，对德国其他城市的空袭就更容易实施。

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的势力在萨克森州及其首府德累斯顿呈彗星状上升。在1933年3月5日的议会选举(选举参与度88.7%)中，42.27%选票选择了纳粹党，因而人们自己决定了纳粹法西斯主义。他们播种的是风，所以收获的是风暴!谁协助纳粹党，谁协助希特勒及其相关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上台，他们对于这样的后果不应惊讶。这不是恶意讽刺，也不应成为被袭击者应对不当行为的借口，应当将德累斯顿的命运运用于众所周知的关联上，并让谁该为二战的开始承担责任变得一清二楚。今天德累斯顿大部分人都清楚并认同这一观点。然而，风和风暴的关系并未得到正确的描述：希特勒播下的不是风，而是风暴。

德累斯顿，在二战前，除七年战争(1756—1763年)、拿破仑围绕德累斯顿的战场(1813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外，几百年来作为文化中心不仅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得到颂扬，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居民一样，德累斯顿大多数人都很乐观并享受所谓金色的20世纪2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1924—1929年)。人们兴高采烈，欢呼雀跃，手舞足蹈，沉湎于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德累斯顿几百年来早就是众多著名艺术家的故乡或中转站，如画家贝纳多·贝洛托(在德国、波兰主要以卡纳莱托的名字闻名)、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以及画家路德维希·里希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累斯顿又成为现代艺术(新写实主义)的舞台中心，这里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是奥托·迪克斯。玛丽·威格曼和格蕾特·帕鲁卡在德累斯顿创立的舞蹈学院获得世界声誉。文学方面，如埃里希·凯斯特纳、维克多·克莱普勒等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如果德累斯顿不是文艺复兴之城(1300—1600年)和巴洛克之城(16世纪末到大约1760年至1770年),那么它可能就不是德累斯顿。1989年德国再次统一后，原民主德国境内在战争中被毁坏建筑的修复工作加速推进(这里特别要提到森伯歌剧院)。今天圣母大教堂、茨温格宫、国都王宫、宫廷教堂、塔申贝格宫以及许多其他建筑重新焕发出灿烂的旧日光辉，这些奠基了德累斯顿作为文化高地的名声。

在这些建筑里，比如绿穹珍宝馆，参观者可以欣赏到无法估量、激动人心的艺术珍藏品。这些艺术品在战争中最大可能地被转移并安全地保护起来。除世界著名的绘画收藏外，还有瓷器收藏，吸引了世界各地热爱艺术的游客。其中，为数众多的陈列品来自中国，特别是明朝，主要是嘉靖年间(1522—1566年);以及清朝，主要是康熙年间(1662—1722年)。被吸引的当然还有盗贼，偷走了非常珍贵的镶嵌钻石的项链，因此上了全世界的热搜头条。自从珍宝馆1911年落成以来，中国厅就成为旅游的焦点。它是由中国工匠在上海建造、用船运到德国的，经德国工匠组装后参加1911年德累斯顿国际卫生博览会展览。

战争开始后，德累斯顿的一系列纪念性的纳粹建筑工程就中断了。其中，有所谓的纳粹党部广场，计划作为党部首府德累斯顿政治权力中心的巨型建筑群。但位于克洛采区作为德国空军飞行员培训基地的飞行学校除外，德国没有遵守1919年《凡尔赛和约》,在严格保密下于1935年建成。此外，1938年，监视军事和平民飞行的飞行指挥部也建成了，它是纳粹建筑风格的代表性建筑。当然，除了这些主要为纳粹党体制服务的建筑外，也包括建设工人住宅。所有的建筑计划因战争及其对资源的需求或早或晚突然终止。

三

“就像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在二战中被毁坏的德国城市中具有特殊地位，在战后被赋予了更多的义务。由于回顾他们自己特殊的战争经历、对战争本身批判性的反思以及对战争在不同方式上超越城市边界的争论结果，德累斯顿因而引人注目。其自我批判性的回顾和多视角立体的反思，即多视角立体回忆，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的城市记忆文化中得以表达，体现在无数协会和社团组织承担起平民社会的责任中、在社会共同生活的所有层面指导性的文化立场上、在被广泛关注的社会话语中以及在冲突中几乎无法超越的政治化过程之中。

在回顾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德累斯顿和许多城市相关联，它们直到今天对战争的回忆以及与之相伴的破坏、死亡和灾难还记忆犹新。已经过去了75年，但战争带来的创伤，在德国从未得到治愈。因此，德累斯顿成为意味深长的例子，也许因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主要是和其受到的破坏相关联——“就像德累斯顿”。对以德累斯顿为例的多角度立体回忆，历史形象地说明了战争噩梦的持续影响以及在不同阶段经历的反思。

第一阶段为“国内阶段”。人们通常聚焦在自我的损失上，舔舐伤口，并把牺牲者视为英雄。在公众的战争者纪念碑、墓碑和十字架上，阵亡的士兵被标注了死亡时间和地点。女人们在战争中以及战后清理街道的废墟，1952年在德累斯顿竖起了纪念雕像，“废墟女人”的象征意义诞生了。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化、洗脑和宣传在战后继续产生影响。在这个阶段，尚未出现积极检讨显而易见的自身罪责问题和令集体震惊的战争后果的行动。那些纳粹分子在战后还有话语权，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明白在战后德国如何运用可靠可行的方法巧妙生存。老师们不想也不能，也许也不应当，和信任他们的学生对纳粹法西斯时代进行归纳总结。这些年轻人即使上了大学也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记忆文化的尝试最初是失败的，因为个体退回到私人领域，也因为民族(民族主义)依恋的惯性。

第二个阶段为“国际阶段”。自己的民族在民族关系中越来越感知，民族主义的思维模式让位于国际主义思维。扩大到世界范围的经济往来带来了双边和多边的协议。考文垂明确地向德累斯顿传递和解信号，1959年两座城市签署了姊妹城市协议。在此之前，1946年考文垂大教堂的教长面对汉堡的代表团已经表达了和解的诚意。而且，就在考文垂轰炸和大教堂被毁不久，他就将著名的“父啊，请宽恕”雕刻在废墟中的木制十字架上。1965年来自考文垂的青年积极投入德累斯顿护士救济医院的重建，2012年德累斯顿的青年参加了在考文垂举办的青年研讨会。2005年英国国教的考文垂主教克里斯托弗·科克斯沃思将一个十字架交给了萨克森州福音路德教的主教约亨·波尔，这个十字架是由在大教堂废墟上找到的钉子制作的。1965年波兰的主教们代表全波兰人民向他们的德国教会同行伸出手，“我们宽恕并乞求宽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和解建议提出之前，德国民众既没有提出和解请求，德国方面也没有承认战争罪行。1970年12月7日，维利·勃兰特在华沙下跪才发出广泛关注的信号。国际行动主要还是限制在一些国家间。德累斯顿1996年在巨额国际捐赠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战争中毁坏的圣母大教堂的重建工作。德累斯顿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行动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与此同时，宗教间的相互谅解加速推进，2001年新建了被纳粹分子烧毁的犹太教区的犹太教堂，代表着宗教间的相互理解。

第三个阶段为“跨国阶段”。德累斯顿的国际化进程被扩大为全球化的进程。社会和政治的右翼力量推行新法西斯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妄图将德国的罪犯角色变成受害者，而在反英和反美情绪的驱动下，又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联合军事行动描述成对无辜民众的战争罪行，这些在1945年德累斯顿轰炸的周年纪念日上得到了强化。然而，这遭到大多数德累斯顿市民的强烈反对。德累斯顿市民从道德、文化、政治上鲜明地站在正义一边，认同对德国的空袭不能视为袭击，而是“他们播种的是风，所以收获的是风暴!”意义上的反击。2017年2月至4月，在圣母大教堂对面，艺术家马纳夫·哈勃尼竖起了三辆毁坏的公共汽车，用艺术方式将德累斯顿的命运和阿勒颇(叙利亚)的命运在跨民族的意义上结合在一起——“就像德累斯顿”,形象地展现过去的战争和现实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为躲避敌人狙击手，阿勒颇的居民只能无望地在被毁坏的公共汽车后寻求保护。

在不同阶段，对战争的创伤经历进行归纳整理和消化处理都是不同的。德累斯顿的情况表明，德累斯顿正在穿越第三阶段(跨国阶段),并且在这一阶段中，第一阶段(国内阶段)和第二阶段(国际阶段)也继续存在。在对战争的全球评价以及跨国谴责的视野下，民族记忆和特殊的国际和解姿态均未失去它们的意义。考文垂的第二阶段(国际阶段)从开始就重叠在第一阶段(国内阶段)中：在大教堂被毁坏的当天，以几乎无法领会的方式，大教堂教长表达了与敌人和解之意。

德累斯顿实行的文化和政治的国际化，瓦解了来自其市民极端右翼势力团伙的抗议，促成了城市代表和市民中的大多数明确表达和平政治的立场。2004年，当时的德累斯顿市长英戈尔夫·勒斯贝尔格成立了历史学家委员会，对战争争议的核心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二月轰炸”中失去了生命。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右翼势力通过对巨大死亡人数的断言(通常在25万，极端情况下50万，甚至到75万),让盟军采取的军事行动及同盟国自身名誉受损；左翼势力自民主德国时期以来也通过巨大数字支持如下论点：西方的同盟力量考虑到战后的一段时期对东方伙伴(苏联)的地域控制权的转让，于是尽可能对德累斯顿等城市进行彻底的轰炸，从而削弱这些城市被苏联接管后的经济基础。这些主要来自政治右翼团伙凭空捏造的论调迄今仍未完全绝耳。但是，历史学家委员会的调查程序查明，“二月轰炸”中的确切死亡人数在22 500～25 000之间。并且，调查还否定了轰炸机飞行员投掷了炸弹后又进行了低空袭击，如狩猎时对兔子的射击，用机上武器射击了逃跑人群的说法，推倒了很多虚构画面的基础。

试图在科学的基础上对死亡者的假设客观化，不仅有助于可理解的学术兴趣，而且首先有助于涉及的国家之间的对话。这并未为大面积轰炸的倡导者开脱，但推动了人们在复杂的伦理道路中进行对话的意愿，辩论涉及大面积轰炸的对与错、对军事相关目标的轰炸中接受对平民附带损失的对与错以及最后一般意义上的爆炸等。除德累斯顿之外，马格德堡也是类似的例子，在1940—1945年，马格德堡一共遭遇了38次袭击，特别是1945年1月16日的轰炸以及相关的火焰风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经过彻底的研究后得出的死亡人数，从起初认为的16 000下降到2500。德累斯顿因为“褐色”同时代人的行动总是成为世界性的传媒热点，在历史上曾经因国家社会主义成为焦点的背景下，要格外当心在我们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和平是什么、为和平努力的今天，这座城市失去“就像德累斯顿”的标签。正如J.弗雷德里克·阿门特在《和平是一个动词》一文中所说，在理解了我们将哪些基本价值观与和平建设的预期成果相联系之后，行动的“道路”成为我们的共识，通过这种共识，我们为所有人找到了一条前进的“道路”。2017年德累斯顿接纳了1200万游客(其中，3万为中国游客),住宿游客人数年均达600万，证明了这座拥有55万居民的城市的魅力，并且重新散发出光芒。德累斯顿早已成为跨民族的“和平之城”。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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