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昕、张桐||战后波德和解与华沙的角色
达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二战期间华沙的悲惨经历连同战后的波德和解是一个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本文从历史、历史记忆以及和解三个维度对该议题作简明阐述，并借助和平学视角对这一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解是一个与对方进行持续对话的过程，不仅关乎历史本身，而且涉及人们如何记忆历史。在有关波德和解的讨论中，个别议题却被人们普遍忽视了，而只有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波兰与德国的和解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一个成功范例、为什么作为一个过程的波德和解仍然在继续。
华沙从很早开始就对波兰和波兰人有着特别的意义。华沙曾是维斯瓦河边上的一个小村落，后来逐渐成长为该地区的一个主要城市。1596年，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王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Ⅲ Waza)将王宫迁至华沙，这座城市随即成了议会所在地和选举新国王的地方。自那时起，华沙在事实上就已经成了首都，与整个国家共享辉煌，也共担悲伤。而每当联邦陷入冲突与战争，华沙城总是伤痕累累。1772—1795年，联邦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华沙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却成了波兰独立运动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家园。波兰人试图通过民族起义重获独立，虽然起义大都失败了，比如著名的十一月起义(1830—1831年)和一月起义(1863—1865年),但它们却深深地激励着后辈子孙。波兰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守护着波兰的文化，华沙就是这些努力的重要发源地，媒体、书籍和学术讨论都在这里进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沙成为新的波兰共和国的首都，并镌刻了波兰的荣光时刻。1939年以前，华沙一度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拥有130万人口。华沙也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尤其拥有一个约30万人的犹太人社区，是当时第二大的犹太人城市社区。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波兰军队和华沙当局都组织了反抗，但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27日起，这座城市被占领了。波兰人和犹太人遭受了德国占领者的残酷对待，被视为劣等种族，被剥夺了进入高等教育、娱乐和大部分公共生活领域的机会。波兰人沦为德军的廉价劳动力，而犹太人被视为纳粹意识形态中的主要敌人，并遭受了大规模的消灭。
对此，波兰人奋起反抗。国家军(Armia Krajowa)就是其中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此外还包括农民军(Bataliony Chłopskie)、国家武装部队(Narodowe Siły Zbrojne)和人民军(Armia Ludowa)。犹太人也组织了犹太战斗组织(Ζ˙Ζ˙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和犹太军事联盟(Ζ˙Ζ˙ydowski Zwiazek Wojskowy)等反抗力量。
1943年是盟军的一个转折点。伴随东线斯大林格勒战役、非洲军团的毁灭以及西西里登陆，波兰反抗力量预计，德国纳粹的败局已定。为此，国家军指挥部开始策划代号为“暴风雨”(Operacja Burza)的行动计划，力图尽快解放波兰。不过，首先爆发的是华沙犹太人区起义。1943年，纳粹占领军决定放弃犹太人区，并计划将大部分犹太人送往特雷布林卡死亡营等地。对此，犹太人反抗力量决定与德军占领者展开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尽管这场起义的持续时间很短，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和犹太人对战争的记忆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紧接着，1944年8月1日，“暴风雨”行动的第一枪在华沙的街道上响起，起义持续了63天，直到1944年10月2日。华沙起义者为解放这座城市与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最初阶段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德军随后展开了反攻，并多次对平民犯下暴行。这场冲突造成的伤亡总数为15万～20万，其中大部分是非军事人员。随后，德军对华沙城实施了系统性的破坏行动。1945年1月，当苏联红军和东部波兰军队进驻华沙时，眼前只剩下满目疮痍。
如何记忆华沙甚至整个波兰的历史?虽为国家首都，但不得不说，在1939年以前，华沙在塑造整个国家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记忆方面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有关第二共和国(1918—1939年)的历史记忆通常散落在多个不同的地区。或者说，每个区域都有着自己的“小华沙”,比如波兹南(Poznań)是波兰西部的主导地区，波兰南部的核心是克拉科夫(Kraków),东南部的心脏在利沃夫(L’viv),而维尔纽斯(Vilnius)塑造了东北部的历史叙事。但在战后，一些主要城市(包括利沃夫和维尔纽斯)划给了苏联，有的城市被边缘化了，如此一来，华沙在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地位就凸显了出来。
波兰工人党和1948年之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战后政治的主导力量。在苏联的支持下，其核心领导人起初试图仿照斯大林模式来统治国家，这对华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大林和一些波兰领导人都认识到了重建华沙的重要价值，它既能给新政府带来同情，也可以赢得民心。斯大林还认为，重建华沙可以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些合法性。在重建首都的同时也出现了“重建”历史记忆的问题。如何祭奠遇难者，包括波兰人和犹太人?如何讲述1943年华沙犹太人区起义和1944年华沙起义这两个悲伤的故事?战争记忆中的某些元素还触及敏感话题，例如华沙起义中的苏联问题。
战后立刻出现的亲苏派所倡导的历史叙事观认为，波兰人和犹太人英勇地反抗了法西斯主义，苏联在1939年的介入是为了保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后，苏联红军在波兰东部军和人民军的帮助下，击败了法西斯势力，取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因此，该历史叙事的重心被放在人民军以及东部的波兰军队上，因为这些组织具有亲苏的立场，该历史叙事同时肯定了犹太人的抗争(比如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以及华沙人民的勇敢(比如1944年的华沙起义)。但是，该历史叙事对有些反抗力量却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比如，有人指出，由于国家军指挥部对起义的准备不足，才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有人甚至提出，“国家军这帮土匪”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考虑，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帮助西方力量阻挠苏联红军，而不是真正为了华沙人民的利益。
上述历史叙事基调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波兰政治制度斯大林化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的焦点都强调对法西斯的反对，但国家军却被贴上了“土匪”或“地下反动分子”的标签，许多起义者还遭到了新政府的镇压。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叙事将英雄和敌人划分得十分清楚，即这场战争是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党员共同抵抗法西斯的战争。尽管苏联和一些西方国家组成了同盟，但斯大林责怪西方同盟者以及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认为它们是在秘密地利用希特勒来削弱苏联和波兰的亲苏派。因此，该历史叙事指出，既然国家军服从的是伦敦的流亡政府，华沙起义就成了破坏行动，因为国家军长官是为了伦敦流亡政府的特殊利益才发动起义的。
1956年，随着东部阵营的“解冻”,波兰历史叙事逐渐发生了变化。国家军老兵开始逐步得到政府的认可。1957年，新的捷尼亚科登陆纪念碑落成，与早期纪念同一事件的记忆场相比，新的纪念碑不仅纪念波兰第一军，而且诉说着波兰国家军、人民军和平民的共同斗争。与此同时，波兰和德国的关系也开始解冻，虽然两国的和解进程还未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但双方的敌对活动不断减少，沟通交往逐步增多。
不过，有关犹太人的纪念与和解问题却遭遇了波折。1949年前，波兰当局曾向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战士们表达敬意，为了纪念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两座纪念碑得以落成。但后来，这种历史叙事受到了政治上很大的影响，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迅速恶化。1956年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派系——游击派，其成员大多是以前人民军的游击队员，他们批评老一辈领导人是莫斯科派来统治波兰的。许多游击派成员还指责该党的一些资深成员是犹太人，故而不能代表波兰的国家利益。以色列-阿拉伯战争爆发后，游击派呼声再起，迫使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采取行动。1967年12月爆发学生抗议之际，哥穆尔卡批评党内敌人为“第五纵队”。这些都导致了波兰的犹太人境遇进一步恶化，许多人被迫永久性地离开了波兰。此后，有关犹太人的纪念问题甚至成了某种禁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迎来重大变化。
尽管如此，哥穆尔卡时期(1956—1970年)也见证了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建构中的一些重大转变，华沙英雄纪念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里的“英雄”所指是多重的，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国家军还是人民军，或是1939年9月战役中的士兵。这就可能间接地认可了国家军的贡献，至少让修正已有的历史记忆话语成为了可能。国家军的老兵得到了中央政府更多的宽容，关于起义的军事分析、个人回忆等作品也有了更宽松的出版环境，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兹比格涅夫·扎鲁斯基(Zbigniew Załuski)的作品就引发了人们对民族浪漫主义传统和英雄主义等问题的大讨论。
20世纪70年代，华沙历史叙事又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揭幕的华沙起义者纪念碑已不再使用“华沙英雄”等模糊的概念，而是强化了华沙起义者(尤其是国家军士兵)对波兰抵抗运动的贡献。不过，总的来说，此时的历史记忆对整个波兰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因为人们更关注国家的未来走向以及与西方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与华沙起义的相关讨论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等领导人就向曾经的华沙起义者明确表示了敬意，华沙人民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华沙起义直接表达情感。这些变化促使1988年华沙起义纪念碑的落地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座纪念碑是对华沙起义的直接致敬，似乎也预示了整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历史转型。
1989年是波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重大转折点。不过，1989年的事件并没有立刻引发有关历史的重大辩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有关华沙起义的历史记忆曾被用作反对前政府的政治工具，马辛·纳皮奥科夫斯基称之为“华沙起义的反系统秉性”,当曾经的团结工会政治家成为国家领导人时，这一秉性自然就消逝了。另一方面则是“转向西方”的叙事风格，这是波兰精英和大多数公众为了实现本国与西方的联通而达成的普遍共识。波兰于1997年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这一背景下，纪念过去以及相关的研究活动就变得不那么受人关注了。在波兰备受欢迎的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就曾感叹，当他在1994年参加纪念起义50周年活动时，居然找不到介绍起义概况的出版物。
2004年，华沙起义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同年，波兰加入了欧盟。这是重现历史的起点，历史被重塑民族认同的愿望缓缓推动着。波兰人不禁要问：一旦我们融入了西方，我们又会是谁?我们在历史上又是何种角色?为此，人们重新走入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当中。
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军士兵成了受人尊敬的老兵。相比之下，曾倍受追捧的人民军和东部波兰武装部队则遭到了许多批评。此前，人民军被视为反对德国占领者的关键力量，而今却因其与苏联的关系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一点在华沙起义博物馆及其展览中得到了体现。该博物馆已成为构建起义记忆的核心所在，华沙起义60周年和70周年的很多纪念活动就在这里举行。它不仅关系到华沙起义的记忆重塑，更意味着有关战时华沙的记忆都将被重审，其中就包括犹太人区的复兴以及对它的记忆。在1968年的游行事件之后，谈论犹太人问题成了一种禁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以及华沙乃至波兰的犹太人历史。在许多人的努力下，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也终于在2014年向公众开放。
2014年预示着华沙乃至波兰历史叙事的新篇章。2014年华沙起义70周年、次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二战老兵逐渐逝去的代际转换等，这些要素促使有关战争的记忆变得越来越富有文化性，而非前辈眼中或口中的那种历史。对2014年后的情形进行总体性分析为时尚早，但有几方面的趋势是值得关注的。第一，记忆的侧重点之一是对1939年后苏联造成的和1945年后当局造成的受害者的纪念。尽管华沙并不总是这些活动的主要场所，但它无疑是培养民族记忆的中心场域。第二，关于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争论。争论的重心仍然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纪念问题上，但其他问题也开始出现，包括围绕1968年三月事件的辩论，以及战时和战后有关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关系的更广泛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华沙起义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关于华沙起义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今天，更多的关注点或争论点并不在于历史事件本身，而在于这段历史的当代记忆。华沙起义、国家军以及抵抗运动等元素已变成了某种象征物，融入了波兰的流行文化之中，而这也引发了许多争议，特别是一些退伍军人对历史记忆的商业化、娱乐化倾向以及相关象征符号的不当使用表示担忧。例如，波兰的一些足球流氓就使用战斗波兰的符号，其中一些还与极右翼势力有关。
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伤害可谓惨绝人寰。二战期间，波兰失去了600万公民，其中约300万是犹太人，仅华沙就失去了130万居民，其中30万是犹太人。德国是二战的失败者，也是二战的发起者。毫无疑问，纳粹德国是施暴者，但德国人在二战中同样遭遇了暴行。为了远离暴力，不少德国人踏上逃亡之路，成为战争难民。伴随1945年后波德边界的新变化，许多德国人曾经的居所已不再属于德国，他们也被迫踏上了迁徙之路。显然，波德双方要面对的不仅限于二战本身，更要面对二战后的时光。然而，无论对于波兰人还是德国人，痛苦不仅在于这一段远去的历史，更在于他们要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围绕历史来构建国家叙事。
波兰不得不面对分裂的德国及其各自的历史叙事。二战后出现了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一样)是东方集团的成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西方集团的重要成员。那么，波德两国或波兰-东德-西德三国是如何看待战争的，华沙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波兰似乎更容易与东德达成和平或和解。二战后，民主德国采取了类似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叙事，其核心思想就是反法西斯主义。在这一历史叙事中，东德和波兰共产党人并肩反对法西斯。这也是两国乃至整个东方集团在和平问题上的初步立场。它也充当了一种政治工具，使得那些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行动正当化。在这种历史叙事中，苏联被视为和平阵营的领袖，而波兰和民主德国矗立在旁。在反法西斯叙事中的东德人也被描绘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因而也就免于负罪感。
于是，西德承担起所有德意志的罪责，特别是因为它被波兰和东德指责为德国法西斯主义溃败后的避难所。虽然西德人不得不去理解纳粹历史的本质，但其最初的反应却相当冷淡。战后西德的公共舆论通常倾向于反驳指责，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就将公众舆论聚焦于反共产主义言论上。但有关历史的反思和讨论也在萌生。例如，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就提出了关于罪责的问题，试图为德国人挑起战争及其所犯暴行等责任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变化是在1956年以后慢慢到来的。在波兰，官方当局继续保留着“为和平而战”的历史叙事，却逐渐软化了反对西方国家(包括德国)的言辞，华沙成为经常举办和平会议的场所。在西德，民间基督教组织派遣青年志愿者到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举办各种促进和解的工作坊。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结束，这一年也是波兰受洗与建国千年纪念的前一年。为此，博莱斯瓦夫·科米内克(Bolesław Kominek)领导的波兰主教团向德国主教团发出了邀约信。信中描述了波兰和德国之间由战争、暴力和仇恨等构成的艰难关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彻底破坏和毁灭的行径”,也提到了战后驱逐德国人等事件。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最终呼吁双方走向和解：“我们宽恕你们，也寻求你们的宽恕”。
这一宗教行为遭到了波兰政府的反对。政府与教会在千禧年庆祝活动上本来就存在争执。1966年，政府组织了庆祝波兰建国1000周年的活动，还在华沙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其间，“为和平而战”的历史叙事得到了又一次重申。然而，令所有人都惊讶的是，变化来得比预期的更快。
与此同时，西德新政府上台执政。在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维利·勃兰特的领导下，新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政治战略，即所谓“新东方政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伴随代际更迭，西德人对战争中的德国有着不同的看法。新的历史文献面世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个年轻女孩在集中营里的故事帮助西德公众体验了一番受害者的经历。人们对屠杀犹太人等历史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大屠杀”这一概念也变得妇孺皆知。勃兰特总理希望借“新东方政策”将德国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揭开一个新的历史篇章。1970年12月，应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和波兰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的邀请，勃兰特访问波兰。这是西德政府首脑战后对波兰的首次访问。双方正式签署了波德边界条约，西德决定退出其东方领土。
然而，德方突然提出想要参观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纪念碑。对于纳粹德国的受害者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殉难象征。波兰方面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德国代表团前往纪念碑，德国总理走近纪念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勃兰特在纪念碑前跪了下来。在场的人群中就有当年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包括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所有人为这一举动所震撼。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Kniefall”(华沙之跪)。
然而，如同波兰主教的致信一样，这一姿态中所蕴含的力量很长时间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最初评价相对保守。在波兰，只有一本依地语杂志《人民之声》(Folkssztymme)对“华沙之跪”事件发表了评论，其他报刊似乎完全无视这一历史性事件，而仅仅提及勃兰特在无名烈士墓前的鞠躬，还有一些人只关注波德条约。一些记者对勃兰特跪在了“错误的纪念碑”前表示失望——因为勃兰特的姿态被认为只是对犹太受害者的道歉，而不是对波兰人的道歉。
尽管如此，双方的关系由此逐渐迎来了更进一步的突破。这一阶段是对波德历史进行深入学术探讨的时期。斯塔尼斯拉夫·斯托马(Stanisław Stomma)的《敌意的宿命?》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对导致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战争与敌对崛起的德国近代史进行了详尽分析。斯托马以及聚集在基督教周围的其他波兰知识分子对未来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
当“为和平而战”的标准化历史叙事逐渐淡化时，基督教又一次在和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新当选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an Paweł Ⅱ)访问波兰。他在华沙发表演讲，呼吁国家变革，强调“殉难之城”在国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发表了有关和解的主张：“作为普世价值的和平问题应该以最理智的诚实、最真诚的精神和对自己与他国的深刻责任感来对待。”这种见解对政府方面也产生了影响，上述文字就在政府会议上得到了引用。1986年可能是“为和平而战”标准化历史叙事的最后一次发声。华沙主办了知识分子和平大会(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 of Peace),将该活动与联合国国际和平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Peace)庆祝活动联系在一起。政府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援引了波兰教皇关于和平与和解的观点。与教皇一样，大会强调了华沙作为“殉难之城”的重要性。代表们还参观了华沙英雄纪念碑，这一姿态被人们解读为和平的又一推手。
由于前述的政治考量，以这种方式举行和平大会的传统后来被叫停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更广泛意义上的和平教育与和平运动完全销声匿迹。在细微的层面上，普遍和平的思想将由联合国等组织继续推进。1987年，华沙当选为和平城市。1989年，和平钟在华沙落成(此前设立在日本广岛和联合国总部)。伴随八九十年代东欧转型期中旧秩序的逐渐褪去，波兰新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举行会晤。会面地点是克什舍瓦(Krzyz˙owa/Κreisauz˙owa/Κreisau),这里曾是德国反纳粹抵抗运动克莱索团体(Kreisauer Kreis)的发源地。两位领导人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一起参加寻求和解的弥撒，并相互拥抱。
在经历了许多和解的象征性姿态之后，和平与和解进程结出了对和平教育至关重要的硕果。克什舍瓦基金会建立，以诉说克什舍瓦的历史并传播和平、和解的理念。在波德签署新的边界条约后，波兰-德国和解基金会也成立了。1994年，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代表德国为在波兰犯下的罪行道歉。这一事件就发生在华沙起义纪念碑前，被人们解读为勃兰特24年前姿态的一种象征性延展。后来，波兰外长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在德国议会也发表了相关演讲。勃兰特之跪还被铸进了华沙一座独立的纪念碑之中。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和解成功的象征。
和平与和解是一个与历史和历史记忆有关的过程，华沙作为一个受到战争重大影响的城市，把历史、历史记忆与和解三种元素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华沙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象征符号。当然，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波德和解以及华沙在和解中的作用并不总是一路高歌猛进。不过，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波德和解的遗产依然是确定无疑的。
正如约翰·加尔通所言，倾听他人是解决冲突的先决条件。在波兰方面，重要的是要理解德国的观点，并做好对话与宽恕的准备(如波兰主教的例子);在德国方面，理解历史事实固然重要，但理解波兰的历史叙事同样重要。当勃兰特被问到为什么要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时，他说，没有什么其他纪念碑会有这么大的象征力量。当科尔和马佐维耶茨基会面时，他们知晓德国反纳粹抵抗力量的故事。当魏茨泽克道歉时，其选择华沙起义纪念碑的做法被高度赞赏，因为这是早期勃兰特姿态的延续……每一代人面对同样的历史会有不同的记忆，这就决定了历史-历史记忆-和解的三角将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和平与和解的进程也将一直延展下去。
波兰与德国的和解进程以及华沙在其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探究的议题。如果说，和平学至少包括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行动三个方面，那么，波德和解在这三方面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有所启发。在和平研究方面，我们至少需要阐明，在什么意义上，这样的波德和平与和解模式具有普及性?同样，在什么意义上，这一运动中的三角框架由于波德进程的特殊性又有其局限性?在和平教育中，同样需要关注波德和解这样的典型案例，从而为人类有关和平与战争的教育事业提供启示。就和平行动而言，我们看到，已经有国家(例如纳米比亚)把他们的情境和波德进程加以比较，以期许相似的和解进程。
诚然，波兰与德国的和解进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远远没有完成。由于历史和历史记忆的独特性，其和解模式在许多方面也许不能被复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理解波兰尤其华沙复杂的过去与现在、理解战争所带来的悲痛与仇恨以及理解战后的和解与和平，不仅对华沙、波兰和德国，对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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