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哈罗尔、罗清云||考文垂的创伤修复与和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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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哈罗尔（Elly Harrowell），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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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清云，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座城市和其民众如何铭记最黑暗、最痛苦的记忆和经历，并利用这些回忆与曾经的敌人化干戈为玉帛?这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1940年德军轰炸，考文垂在一夜之间变成废墟，成为二战中被炸受害最深的城市之一。相比复仇和进一步的暴力反击，考文垂呼吁与敌人和解，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和平建设举措，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和平与和解的捍卫者。考文垂的和平建设重点随着时间的迁移而不断变化，从与曾经的敌人德国和解，抵制冷战分裂，到现在解决城市的社会矛盾和不公平。多年来，实现和平的任务落到了不同人、不同(和平)机构的肩上，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考文垂的和平建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追求和平的道路上挑战重重。

一


     考文垂从绝望境地到成为一座“和平与和解之城”,大教堂、市议会和民间团体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它们的动机、方法和资源大相径庭，在考文垂推动和平与和解建设进程中占据主导作用的时间阶段各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可以从1940年以来考文垂这座城市对和平、和解内涵的差异化认知来看，包括对德和解、核裁军论战以及种族主义和消弭社会不平等问题。不同人在不同时期参与的和平活动(包括地方或全球层面、人际交往或国际交往层面的活动),受到了宗教信仰、政治哲学或人道主义原则等启发。正是这种复杂性，即不同参与者、动机、观念和时间段的相互交织，考文垂的和平故事才会如此生动且长久。正如一位前任市长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所解释的，考文垂不断涌现的和平活动及和平团体意味着总有人愿意“维护其和平之火不灭”。      考文垂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战争结束后城市的话题中心迅速转向和平与和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些在城市中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地位的精神领袖在二战后为公众舆论定下基调，指引城市走向和平建设的道路，考文垂大教堂的霍华德教长便是其中最关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分别于1940年和1946年受邀在圣诞节向全国(包括当时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广播。1946年，他邀请了一位来自德国汉堡的同行——梅克伦堡牧师和他一起广播。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汉堡在战争中遭到严重轰炸。      由此起源，考文垂大教堂不仅成为和平的有力象征，还是城市和平建设的重要参与者。1947年，考文垂大教堂和市议会代表对德国基尔市进行了战后首访。基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遭到严重轰炸，因为它在德国战争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地是U型潜艇的产地)。建立友好城市是考文垂首创的公民和平倡议，基尔市是考文垂战后缔结的第一座友好城市。在访问基尔期间，霍华德教长向圣尼古拉教堂赠送了一个用大教堂中世纪铁钉(固定教堂建筑物所用)制作而成的十字架，寓意和平与新生。作为回赠，霍华德教长收到一块圣尼古拉教堂(遭受轰炸后)废墟之中的石头。这块石头现仍陈列在考文垂大教堂的统一礼堂内，被称为“基尔宽恕之石”。      重建大教堂也是一个向世人表明考文垂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良机。大教堂重建委员会于1951年发起了一场设计竞赛，共219名参赛者，其中巴兹尔·斯宾塞提交的获奖设计在保留了废墟的基础上，在它的旁边建起一座引人注目的现代新建筑。从废墟一侧看向新教堂，恢弘的新建筑象征着希望与和平，从新教堂一侧看向废墟，则让人铭记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在重建过程中，大教堂得到了多方支持，包括人力、财力和各类工艺礼品等，充分体现出这些赠与者对和平的支持态度。例如，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博士在1958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向大教堂捐赠5万马克用于建造统一礼堂(chapel of Unity),但并没有受到当时公众的普遍欢迎，因为战后英国的反德情绪依然高涨。一家英国报刊在报道中称德国政府的捐款是“赎罪金”,并指责大教堂接受了它。此外，大教堂的洗礼池是使用一块来自伯利恒城外的巨石雕刻而成，由约旦政府捐赠，以推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合作。洗礼池和排列在墙上的石碑一样，都是由居住在英国的德国石匠拉尔夫·拜尔负责雕刻，他的犹太母亲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被杀害。      以和平名义对重建大教堂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年轻的德国志愿者们。西德组织“和平和解行动”(Aktion Sü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于1960年开始与大教堂合作，派遣一群德国年轻志愿者到考文垂生活、工作6个月，并参与了大教堂法衣室的重建项目，该法衣室(重建后)成为大教堂的国际和解中心。正如考文垂大教堂前教士保罗·欧斯特里彻所说，“两名德国志愿者为国际和解中心工作多年，为弱势群体和过路游客设立施食处，并(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作为回报，考文垂的一群年轻人访问了东德德累斯顿市，参与了类似的补偿行为。这并非易事，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和东德政府之间政治紧张局势愈演愈烈，而德累斯顿正是由东德管辖。事实上，考文垂与东德的德累斯顿这样具有类似战争创伤经历的城市交流时，令作为“合作伙伴”的西德很难接受，比如基尔市就认为很难接受考文垂同时也在寻求与德累斯顿市之间的和解。经过多年困难重重的谈判后，1965年，考文垂的第一批志愿者前往德累斯顿与德国志愿者一起重建当地的护士救济医院。考文垂的志愿者在德累斯顿工作了6个月，徒手搬动5吨碎砖瓦砾，并清理出25 000块用于重建医院的砖块。在不久之前，它们(考文垂与德累斯顿)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这一感人经历将是冲突后切实补偿与和解的有力证明。      尽管考文垂大教堂志向宏大，但如果在市议会中没有找到一个志同道合且致力于追求和平与和解的伙伴，那么它是否还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力或对宗教界以外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战后由考文垂地方工党领导的市议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与政策，进一步加快了该市朝着和平与和解性政治而非报复性政治的转变，当地一位和平活动家将当时工党领导的议会称之为致力于国际团结的“老式社会主义”。长期担任考文垂市议员的霍奇金森(1944—1945年间任考文垂市长)便是该市多个和平建设倡议的核心人物。      1941年11月，考文垂遭遇空袭后一年，当地工党成立了考文垂英苏团结委员会，为苦难中的苏联城市筹集资金，突出对战时英苏同盟的支持。对于一个仍深陷战争泥沼的城市来说，这一举动令人动容。考文垂的捐款，包括医疗用品，主要被送到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惨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考文垂的妇女们将一本由6000名当地妇女签名的书赠送给斯大林格勒，书中写道：“我们来自考文垂，一座被文明的敌人肆虐而伤痕累累的城市，你们现在正面临更可怕的屠杀和苦难，对此我们深表同情。”还有大约九百名考文垂妇女将她们的名字绣在桌布上，并附上一条慰问信息，一并寄往斯大林格勒。      1944年，市议会建立了考文垂-斯大林格勒友谊委员会，两市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但是，斯大林格勒的官方代表团直到1951年才到访考文垂。如同考文垂大教堂和德累斯顿发展友好关系一样，城市间的友好行动往往受到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治关系影响。比如说，英苏战时同盟在二战结束后迅速瓦解，成为阻碍考文垂与斯大林格勒等城市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      考文垂是第一个系统性实行“建立城市间正式关系”政策的城市，通过官方代表团访问和民间交流，建立双方和平关系，并增进相互理解。从1944年与斯大林格勒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到1947年与基尔和利迪策签订伙伴协议开始，考文垂在20世纪50年代加快了友好城市的建设步伐，与欧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城市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些城市(如卡昂、华沙、德累斯顿、阿纳姆或贝尔格莱德)大多在二战期间遭受重创，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会与考文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鉴于当时东西欧的政治紧张局势，许多在早期与考文垂建立友好关系的城市属于所谓的“铁幕”国家。1955年，考文垂市被授予欧洲委员会欧洲奖，认可了它在建立友好城市方面的领导地位。      1961年8月15日，考文垂市长威廉·卡洛(William Callow)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隐有爆发态势，为此，他计划召集各国城市领导人召开一次和平大会。大会召开前，市议会向公众发表一份和平呼吁声明，来自市议员，还有工会、合作社、英国圣公会、天主教以及考文垂非国教教会的成员签署了该声明，既显示出考文垂市议会和平立场的广泛吸引力，又彰显了上述机构共同致力于和平建设的决心。考文垂战时的苦难与和平时期追求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和平大会中市议会试图表达的核心内容，这也与当时大教堂的和平建设理念不谋而合。1961年9月26日，和平大会正式召开。考文垂集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考文垂的友好城市)的代表，但几乎没有其他英国城市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结束时，考文垂、斯大林格勒、利迪策、格拉茨、圣艾蒂安、帕克斯、华沙、奥斯塔和卡昂的市长又签署了一份《向全世界市长和公民发出的呼吁》。该文件强调了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提倡普遍裁军，并称赞了民间交流的价值以及城市在促进和平与和解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无法考证此次会议在世界范围内相关政策(核裁军)修改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但对考文垂来说，它在巩固国际友谊、奠定和平与和解之城形象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二


      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考文垂的和平事业一直由大教堂和市议会引领。从1962年起，考文垂和平事业的第三个支柱开始出现，而且它将对考文垂和平建设此后几十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参与支持和促进和平与和解的倡议活动。      考文垂国际理解委员会(CCIU)是民间团体早期的典型代表。该机构在市议会的支持下建立，致力于鼓励与外国人民发展友谊，设立交流机制，并与考文垂的友好城市建立联系。创建考文垂国际理解委员会是经历过残酷战争的民众们的选择。他们曾亲历空袭时的高温和火焰，也曾被迫卷入肆意杀戮的野蛮活动之中。所以，当他们感受到当时国际政治局势蕴涵着种种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素和威胁时，萌发出创建这一机构的想法。考虑到当时前往“铁幕”下国家的手续复杂，尤其是当时国际旅行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并不普遍，因此，民间团体的作用和优势展现出来。例如，考文垂国际理解委员会通过支持学校团体、青年管弦乐队、教师和妇女团体访问西德基尔市和东德德累斯顿市，并积极促进双方交流，增进彼此了解。考文垂国际理解委员会于1998年将其名称改为考文垂国际友谊协会(CAIF)。考文垂国际友谊协会与市议会同样保持密切联系，以友好城市为工作重点，负责组织考文垂友好城市的庆祝活动，接待到访游客并组织出访，尤其是前往德国的友好城市进行交流。      这一时期，考文垂大教堂依然致力于促进考文垂的和平发展。自1964年起，大教堂设立了一个专职的教育部门，通过与几所本地学校合作，传播考文垂和平与和解的理念。1968年，大教堂主办了一场名为“人与城”的和平会议，此次会议最令人难忘的可能是约翰·列侬(John Lennon)与其伴侣小野洋子(Yoko Ono)的即席表演。20世纪70年代，考文垂大教堂开始将其和平工作的范围从与二战中敌人的和解延伸至其他冲突领域。1973年，考文垂大教堂任命教士凯尼恩·莱特(Kenyon Wright)为首任国际和解部主任，负责国际和平事务。20世纪70年代，大教堂与北爱尔兰、爱尔兰、以色列以及印度等地的和平机构和团体建立了联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考文垂迎来了发展的繁荣时期。考文垂是当时全球第二大汽车生产地，戴姆勒、捷豹等著名品牌都诞生于此。当时考文垂的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百分之二十五，同时失业率普遍低于百分之一。考文垂已摆脱战争留下的阴霾，现代化的市中心、繁荣的工业以及自信的民众就是鲜活的例证。这种自信或许还可以从考文垂对和平事业的追求以及能够为其所调动的资源上体现出来。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所有考文垂市民都能够享受战后带来的和平与繁荣的红利?对所有市民来说，考文垂都是一个和平城市吗?      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经济陷入停滞，再加上大面积的去工业化，英国各个城市逐渐受到影响，考文垂也不例外。产业衰退严重影响了考文垂这座城市及其民众，也为其“和平与和解之城”的身份带来真正的挑战。种族歧视一直在考文垂黑人和亚裔社区中存在，在城市工业严重衰退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尖锐。1981年，两起事件彻底震撼了这座城市，使考文垂开启了高涨的反种族主义运动。1981年4月18日，种族主义光头党袭击了21岁的锡克教学生萨特男·辛格·吉尔(Satnam Singh Gill),在光天化日下将其刺死。这起谋杀案在考文垂市民中引起了恐慌，对那些来自少数族裔的市民来说尤其感到惊恐。一个新组建的由社区团体、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考文垂反种族主义委员会[Coventry Committee Against Racism, 后更名为考文垂反种族主义(Coventry Against Racism)]组织了一场反种族主义游行。5月23日，超过八千人参加了“种族和谐大游行”。游行者在靠近市中心时遇到了光头党和极右翼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成员，双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在袭击者当中，许多人行纳粹礼。当天共有74人被捕。更不幸的是，就在几周后的6月7日，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医生阿玛尔·德哈里(AmalDharry)博士在厄尔斯登地区被种族主义袭击者杀害。考文垂当地团体再次表示抗议，在6月22日组织了一场反种族主义音乐会，并邀请了当地乐队特别是The Specials乐队前来演奏。      多年后，许多当地知名的和平活动人士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表示，正是1981年骇人听闻的萨特南·辛格·吉尔和阿玛尔·德哈里谋杀案，使他们首次加入考文垂的和平建设事业中。这些悲惨事件以及考文垂各社区团体对事件的反应，使一批新的当地居民认识到考文垂和平与和解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开始编织自己的和平事业版图。更重要的是，这也让那些没有直接经历1941年考文垂大轰炸事件的民众与考文垂的和平身份联系到一起。三


      考文垂“和平与和解之城”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自80年代起，考文垂民间涌现出大量的和平活动或组织，这些活动或组织有的规模很小(甚至一个人),有的已经成为考文垂年度大型活动。它们关注的方向包括反种族主义、难民及移民权利、环境保护、贫穷、动物权利、反核或反武器贸易运动、残疾人权利等。如此广泛的关注范围本身就表明，“和平”的理念和考文垂作为一个“和平与和解之城”的含义愈发广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考文垂和平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们一直都有一个顾虑：考文垂和平之城的身份与其长久以来的军备制造产业之间的冲突。一边积极宣称自己是一座“和平与和解之城”,一边又积极参与制造战争武器，这是考文垂通向和平道路上的一个突出矛盾。      1984年，约一万人在考文垂街头参与游行，支持核裁军运动(CND)。事实上，这场争论至今仍在激烈进行中，目前考文垂有7家与武器制造相关的公司，本地活动人士一直在呼吁市议会调整员工的养老基金，因为当前的基金在武器制造业进行了投资。然而，这类辩论和冲突也会催生引发新行动的机遇和想法。考文垂经久不衰的民间和平倡议组织之一考文垂和平之家(Coventry Peace Hous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1997年6月至1998年7月，一小群活动人士在考文垂的阿尔维斯工厂门口搭建了一个和平营地，抗议该公司制造武器，特别是向印度尼西亚政权出售坦克。活动人士在工厂进行了约一年的抗议活动，通过向媒体写信、与当地政界人士接触等方式，提高外界对其工作的认识，他们当中数位活动人士因此决定建立一个更加持久的“和平存在形式”。1999年，这些活动人士在市中心购买了一排联排房屋，作为考文垂和平之家的办公室。和平之家是一群共同关注和平的志同道合者所拥有的公共生活社区，也是考文垂难民与移民中心(Coventry Refugee and Migrant Centre)的最初办公地，也一直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夜间收容。2003年，和平之家成立了教育信托基金，致力于推行一个环境保护项目和社会融入项目。2004年，和平之家开始运营一个自行车车间，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交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和平之家一直对考文垂的地方事务保持高度关注，不断与该市一些最边缘的社区进行接触。      根据考文垂和平之家的对外解释，和平之家代表着社区、游客、朋友、思想、讨论、反资本主义、反军国主义、运动、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写作、同性恋权利、示威、共识、非暴力、温暖、合作、赋权、环保工作、骑自行车、自行车修理、挑战压迫、欢笑、泪水、食物共享、园艺、蔬菜、鲜花、维护、艺术、音乐等。显然，民间团体极大地丰富了考文垂和平故事的内容。      和平与和解市长委员会(Lord Mayor's Committee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是考文垂促进和平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民间组织。委员会由20名来自全市不同机构和组织的个人组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组建，负责组织协调纪念考文垂大轰炸40周年的和平节日活动。严格来说，委员会成立之初并非是一个民间倡议组织。它由考文垂市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大教堂牵头组织各项活动。然而，在随后几年中，民间组织在和平与和解市长委员会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该委员会于1987年正式成立时，虽然委员会仍然与市长保持着联系，但它已开始独立运作。委员会与市长办公室保持着特殊关系，利用其名称的声望，可能会使委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能够“向强权讲真话”。      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和解市长委员会一直负责组织考文垂的和平节。这一年度盛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活动，尤其是它试图将国际层面所面临的和平与和解挑战与考文垂本地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和平节的常规活动包括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如以和平为主题的特别戏剧演出、和平长跑、友好城市摄影展、和平教育讲习班、和平绘画比赛等。和平节现已成为考文垂的经典活动。该委员会还承办一些其他重要活动，包括考文垂大轰炸周年纪念日在大教堂举办的年度公共和平讲座。讲座吸引了多位知名人士参与，他们从多个角度探讨和平问题。演讲者包括英国前首相及其他政要、作家、宗教界人士：前首相和其他政要有1983年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1993年的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以及1998年的在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莫·摩兰姆博士(Mo Mowlam),2001年的核裁军活动家布鲁斯·肯特(Bruce Kent);作家有2016年的迈克尔·莫珀戈(Michael Morpurgo, 著名儿童读物《老兵》的作者),2018年的亚斯敏·阿利巴伊·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宗教界人士有1999年的扎基·巴达维博士(Zaki Badawi)、西格蒙德·斯特恩伯格先生(Sigmund Sternberg),2017年的保罗·奥斯特里奇教士(Paul Oestreicher)。      自1987年以来，委员会还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广岛日”纪念活动。虽然该活动设计的目标群体囊括了有宗教信仰或者无宗教信仰的人，但活动通常是在考文垂大教堂统一礼堂进行。与会者通过阅读、默哀和敲响和平钟，缅怀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中的遇难者。      委员会主办的第三项活动是“和平之路”,即徒步参观市中心涉及考文垂和平与和解发展史的不同景点。“和平之路”的路线涉及该市31个地方，以考文垂大教堂遗址为起点，途经一些城市和平故事的重要场所，从雕像、纪念碑到树木、建筑物、街道或广场。“和平之路”的终点设在千禧年广场(Millennium Place),它代表着考文垂和平故事发展的另一阶段，即如何在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确保城市丰富的和平遗产也能与时俱进。      正能量形象节是考文垂关注和平的另一大重要活动，是民间组织在和平事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又一例证。该艺术节创立于1995年，旨在庆祝考文垂的遗产、传统和多样性，呈现这座城市更为正能量的一面，而不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工业衰退和衰败的刻板印象。每年6月，这一艺术节都会举办为期三周的“考文垂人民庆典”活动，活动内容涵盖戏剧、视觉艺术、文学、舞蹈和音乐，重点突出考文垂多元文化社区的庆祝活动。其中，许多活动都与该市的和平身份直接相关，例如2017年的艺术节出版了一本由当地人撰写的诗集《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广义上来讲，正能量形象节可以看作考文垂和平故事在该市发展的又一成功案例。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或许可以看作考文垂对和平与和解认识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特别是通过许多坚定热血的本地活动家参与，和平不再单单是国际社会因惧怕二战和冷战而萌生的追求，而是可以通过考文垂人民去实现的一项事业。四


      到了世纪之交，自二战最黑暗时期以来促进考文垂和平进程的三大支柱已经全部就位，分别是大教堂、市议会和民间团体。无论是从基督教信仰中汲取灵感，寻求扩大国际团结的理想，还是将和平问题的关键重新回归到城市内部的关系上去，每个组织都用自己独特方式来促进和平与和解，并提供新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新一代和平积极爱好者和民众的参与，考文垂对和平事业的投入重新焕发了活力。相较于过去，这些团体将和平与和解的故事延伸到更广泛领域中：它们提出的倡议包括与环境活动者、寻求庇护者以及难民们进行合作，解决城市贫困，庆祝考文垂独特多样身份的节日等。随着新千年的临近，考文垂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分别确立了其和平特质的重要地位。      考文垂对其和平形象重新树立了信心，这体现在大教堂国际部(包括国际和解中心)在国际层面所采取的独特和高度积极的调解方式上。这一新的国际承诺让大教堂参与了许多公众关注的谈判和调停。2002年1月，大教堂国际部召集了一批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群体的高级宗教领袖，在埃及亚历山大市举行会议，讨论和平的前景，显示大教堂在支持地区和平对话与和解方面的高度领导力。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尽管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会议谈判仍极具挑战性，各代表团都需要面对艰难的政治让步。2002年1月，大会以签署《圣地宗教领袖亚历山大宣言》(并得到当时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领导人沙龙的同意)宣告成功。虽然事后看来，这一宣言的影响可能未达到当时的设定目标，但它仍见证了大教堂利用其在国际和平领域的特殊身份介入解决当代冲突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地方层面上，大教堂持续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和平使命初期设立的教育计划已经效果显著。自1989年开始，每年大约有10 000名学童参观大教堂，了解其和平与和解的使命。到2011年时，上升到每年14 000人。      1996年，考文垂大学成立了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CSFR),这是该市持续关注和平问题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天，该中心(现在称为信任、和平和社会关系研究中心)是同类研究中心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是考文垂市政府认可城市和平进程价值的另一标志。成立初期，该中心吸引了一批德高望重的演讲者到来，讲述他们在和平与和解方面的经历，如1996年的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1997年的南非前总统F.W.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直到1999年安德鲁·瑞格比教授担任了该中心主任之后，它才开始真正发展成为和平教育和研究中心。瑞格比教授将考文垂研究中心定位为关注建设和平、非暴力冲突转型与和解，这些都与考文垂历史性的和平使命直接相关。这使该中心从其他专注于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战争研究或国际发展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心里脱颖而出。考文垂同和平与和解的历史联系赋予了它独特的身份，将这座城市与其他国内外的机构区分开来，也反映了考文垂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更广泛的目标。      自1999年起，该中心开始往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不断增加同和平与和解有关的研究议程；另一方面，设立正式的教育项目。2000年，该中心首次颁发了和平与和解研究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于2003年获得了第一个和平与和解在线认证证书。到2007年(2005年更名为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70名学生参与到该中心三门课程的学习。在一些全职学术人员的支持下，该中心成立了一个由10名博士生组成的研究组织。该中心(及扩建后的大学)已经成为考文垂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柱。与大教堂和民间社会团体中志同道合的伙伴一样，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的成员也试图在促进国际和平的倡议(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研究项目，与南京的学者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致力于服务本地以及本地群体间保持平衡。      如今，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教学和咨询中心，拥有72名员工，55名博士生，并提供多个文学硕士课程。该中心组织了联合国学术理事会，领导了各类大规模的项目，以支持致力于维护考文垂的和平组织(例如旨在支持该地区难民和移民的移民友好城市倡议)。该中心也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目前，中心研究人员共有83个独立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这些研究项目涵盖了联合国维和、海上安全、国际移民、冲突中的遗产保护或极端主义等主题。      在这一时期考文垂的和平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市议会重新参与和平进程的方式，市议会将和平理念置于城市复兴和发展举措的核心。随着城市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相对衰落，20世纪末开始了一项宏大的市中心重建计划，这是战后考文垂最大的城市重建计划。该项目通过重新连接城市的地标建筑(大教堂和交通博物馆),向民众开放，并为市中心吸引更多游客。这项宏大的计划被称为“凤凰倡议”,这种代表着新生命浴火重生的象征意义曾流行于二战后重建的考文垂。从一开始，城市的和平身份特征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要素。市政当局想要一个能满足以下要求的设计方案：以历史与未来的和解为主题，开展一场横贯市中心的隐喻之旅和与之对应的实际游览路线。从过去开始，首先踏上大教堂被轰炸后的残垣断壁，与旁边重建的新教堂形成鲜明对比，随后经过市中心外围，最后，在象征着期望未来的国际友谊花园附近结束游览。     “凤凰倡议”是将城市和平形象融入城市结构的再尝试。公共艺术作品展示是其核心要点。例如，国际友谊花园里有一个由英国艺术家凯特·怀特福德(Kate Whiteford)设计的作品《迷宫》,墙上附有大卫·莫利(David Morley)的诗歌。这些讲述考文垂闪电战的诗歌与艺术作品一起，融入了城市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中。作为“凤凰倡议”的一部分，最著名的艺术作品是概念艺术家约岑·格尔兹(Jochen Gerz)的“未来纪念碑”。格尔兹是一位德国艺术家，小时候曾经历过盟军对柏林的轰炸。通过自己的作品，他对探索与政治进程和公众记忆相关的问题兴趣浓厚。他为考文垂设计了两件作品——公共长椅和未来纪念碑，这两件作品目的明确，即让人们了解这座城市和平进程的复杂性，尤其是和平进程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之间的复杂性。公共长椅环绕在新建的千禧广场一侧，形状长而弯曲。考文垂的居民在长椅的纪念匾和周围写上名字，每个纪念匾上的名字和日期代表了考文垂民众希望铭记的经历、秘密关系或想要公布于众的友谊。      千禧广场上还矗立着未来纪念碑。这个庄重的玻璃方尖纪念碑是与当地社区合作完成的，可以从内部点亮，外部以玻璃装饰，高耸在地平面上。纪念碑有八块牌匾，上面刻着许多国家的名称，都是过去考文垂民众所认为的仇敌，包括：“献给我们的英国朋友。献给我们的法国朋友。献给我们的德国朋友。献给我们的爱尔兰朋友。献给我们的日本朋友。献给我们的俄罗斯朋友。献给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献给我们的土耳其朋友。”城市中还有许多代表其多样性的牌匾，任何一个可以收集到40个签名的团体都可以申请牌匾来记录他们在这个城市的足迹。      格尔兹的作品在“凤凰倡议”中占主导地位，也表明市政当局愿意将城市的和平发展视为公众形象的决心。市议会已确认和平形象为该市带来了潜在的经济利益，其2004年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阐述了这种城市建设方法对考文垂的价值：      促进和平与和解，毫无疑问可以为生活在冲突地区的人们带来益处，为考文垂民众带来教育价值，增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促进城市内部和平，从而为种族和谐与社区凝聚力做出贡献。以促进和平与和解为主题，向全球传递我们的正能量，改善城市形象。五


      我们能够从考文垂自1940年11月的那晚之后的经验中学习到什么呢?乘车抵达考文垂的游客很容易就能注意到路标“考文垂——和平与和解之城”。但是，要怎么样我们才认为考文垂是一个真正代表和平的城市呢?考文垂的居民是否已经汲取了历史教训，正如当年站在大教堂废墟中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呢?      本文描绘了大教堂、市政当局、民间团体组织以及后来加入的大学等力量，在支持、塑造与重建考文垂和平进程中所做出的努力，确保这一进程始终以某种形式得以可持续延续。多年来，不同的群体对和平与和解以及它们对像考文垂这样饱受战争痛苦创伤城市的意义，进行了反复阐释，正因如此，和平与和解才能一直在考文垂占据重要地位。      过去的70年中，考文垂提倡的和平与和解的理念改善了与前敌人德国的关系，并接触到“铁幕”背后的群体。这意味着要对城市内部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并试图寻找与多元化团体更加和平的共处方式(考文垂的移民历史悠久，因而这也一直是考文垂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考文垂的和平与和解理念可以理解为一项宗教使命和“社会主义”使命；是国际事务，也是地方事务；是城市形象、文化和遗产的独特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欢迎难民、反对武器制造与核战争、发展国际友谊。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长期以来，城市、工业基地和武器工业之间的历史和当代关系都是考文垂和平特质矛盾的来源。这种紧张关系并没有在近年得到缓和。2015年，一家当地报纸的调查显示，市议会的养老基金在武器公司投资超过五千万英镑。其中，两家公司在该市设有办事处。与此同时，作为“避难所之城”承诺的一部分，市议会宣布将重新安置78名逃离叙利亚残酷冲突的难民。但是，这些公司生产的武器当时在叙利亚投入使用，对许多考文垂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同样，当地另一批和平活动人士——考文垂正义与和平组织(Coventry Justice and Peace Group)也发起了一场长期运动，试图说服市议会停止对这四家参与制造集束炸弹公司的养老基金投资(一种非常恐怖的炸弹，2010年在英国被确定为非法)。他们的运动最终在2017年取得了成功，该基金不再用于投资其中两家公司，而另外两家公司则停止了生产这种类型的弹药。      围绕市政府对武器公司的间接投资展开的这些激辩表明，考文垂与其和平进程的关系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考文垂与武器制造业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座“和平与和解之城”面临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这些激辩也表明，在支持城市和平原则方面，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坚定的激进主义。事实上，考文垂的一些重要和平倡议，如考文垂和平之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地的军火工业形成了对立。      武器工业并不是考文垂和平主张面临的唯一挑战。在本文作者调研过程中，受访人最常担忧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此后这些和平与和解的想法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到考文垂人的日常生活中。参与考文垂和平工作的人常常会反思，考文垂一直大肆宣扬的和平形象是否真的让公民的日常生活更加和平?只需通过浏览当地媒体报道，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担忧出自何处。      2016年，英国就是否脱欧进行辩论，考文垂强烈支持脱欧。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曾因其在建立欧洲关系方面的贡献而获得欧洲范围内的奖项。在投票后的几天，当地媒体报道了城市的仇外袭击。据警方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后来蔓延到了英国其他地区。内政部的数据显示，在脱欧公投后的一个月，仇恨犯罪行为在全国范围内激增，与去年相比增长了41%。虽然这一数字在8月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前三年同期水平。考文垂年度报告显示，仇恨犯罪从2015年的377起上升到2018年的404起，这一增长趋势让市议会领导人十分担忧。近年来，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城市持刀犯罪率明显上升，在2012/2013年至2017/2018年间，持刀犯罪率在五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近几年，考文垂发生了多起年轻人被刺案件，震惊了当地居民。2019年3月，大教堂外临时竖立了一座巨大的雕塑，以引起人们对刀具犯罪所造成巨大损失的关注，并向那些受刀具犯罪影响的人们默哀。“刀天使”是一座8米高的雕塑，由英国各地警局缴获的10万把刀具制成。它被摆放在了新大教堂的显眼位置，就在雅各布·爱普斯坦(Jacob Epstein)的著名雕塑“圣迈克尔战胜魔鬼”的正前方，这尊雕塑描绘的是圣徒迈克尔战胜魔鬼的场景。“刀天使”再次使观众注意到考文垂为建设和平事业所作的斗争。总体而言，这座整体犯罪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暴力行为的增加被考文垂视为对“和平与和解之城”形象带来的巨大挑战。
      这些挑战是否意味着考文垂在和平建设方面的实践失败了?我们是否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和平与和解之城”,而不仅仅只是城市公关宣传做得好，充其量是过去几十年制定的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而并非目前城市状态的准确描述?这样的评价，对这个城市而言，对许多致力于追求和平理想的民众来说，似乎都过于苛刻了。事实上，公正地说，虽然考文垂可能没有实现成为一个真正和平城市的目标(我们可能会问，是否有任何地方已经实现了这一崇高的目标),但该城市在促进诸如宽恕、和平与和解等价值观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像霍华德教长和霍奇金森议员等人在可怕的悲剧之后为和解做出的努力，其重要性和道德领导力是不容低估的。通过与前敌人进行交流，寻求各种切实可行和不断创新的方式与他们建立和平关系，考文垂提供了有益参考，展示了一个城市如何通过努力构建和平来回应昔日遭受的暴力。我们真正能从考文垂的经历中学到的是，即使在看似不可想象的情况下，甚至在冲突和紧张局势持续的情况下(例如，冷战期间),和平也是可能实现的。城市的存在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它们在地方和国家之间占据了一席之地，聚集了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资本，以和平的名义实施远大计划，并能够以与国家政府不同的方式，与朋友和前敌人交流。      第二，考文垂仍是为数不多的、将和平与和解议题作为公众话题重要部分，并持续践行和平倡议的城市。甚至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还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为支持和平事业的主要机构仍在努力，这些机构包括大教堂、市议会、民间社会组织以及最近加入的大学，是该市和平形象的支柱。随着考文垂闪电战的直接记忆和经历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现在和平倡议的数量和种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和平果园到和平学校倡议、难民融合方案，再到年度全球和平论坛、节日、跨信仰论坛和学术研究项目，和平仍然在许多考文垂人的议程之中，并且获得了上述支柱机构的支持。似乎其他城市寻求构建城市和平形象的第一要务便是发展类似的组织机构——虽然性质不尽相似，但对和平的承诺相辅相成。      第三，这些为考文垂和平而持续努力的组织机构并不是考文垂和平进程长久唯一因素。大轰炸后不久，乔克·福布斯(Jock Forbes)用大教堂烧焦的横梁制作了一个十字架。如今，该十字架成为大教堂重要的和平象征符号。从遭遇轰炸，到20世纪50年代的公民复兴，再到90年代后期的重建，考文垂已经把它的和平之城理念融入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从大空间到小空间，从纪念性空间到日常空间，市中心的公共场所都充满了各种提醒民众和平进程的元素。许多城市景观都在为和平服务，没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也不仅仅局限于大教堂、赫伯特博物馆的和平画廊，以及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办公室的范围内。比如，考文垂有为纪念其他受极端暴力影响的城市而命名的街道，保留街边曾遭战争损毁的建筑，还有和平树、和平之路、未来纪念碑等，以及整个城市随处可见的凤凰形象(包括在大学的标志上)代表考文垂在面对冲突时涅槃重生的勇气和对未来的光明前景的憧憬。在市中心，耸立着轰炸过后的大教堂遗址和旁侧重建的新教堂，其设计理念多年来未曾改变。通过新老教堂的鲜明对比，提醒每一位过路人，考文垂在面对暴力行为时勇于突破的表现。      正如许多和平与和解理论工作者所强调的那样，与其把和平理解为一个固定的终点、一个可以实现的最终目标，不如把它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每一代人都必须不断努力和重复进行的过程。也许考文垂的成功在于确保过去的80年里，连续几代民众都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并有机会询问“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谁的和平”和“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和平”。当然，对考文垂和平历史的简短概述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新的挑战也呈现了出来，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历经多年已发生了变化。考文垂将于2021年成为英国文化之城，这是市议会引以为豪的一个称号。这一年的活动将再次有机会突出和平与和解在城市形象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像最近被安置在城市各个角落的14英尺高的和平诗雕刻[由艺术家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创作的《纸上的和平》],让我们大致了解这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是如何庆祝和挑战考文垂的和平进程。考文垂也可借此良机，以全新方式来吸引更多观众，让他们以及考文垂新一代民众了解到，这个城市为构建一座和平城市而付出的努力从未停歇。      正如罗伯特·蒙哥马利在《和平报》所言，“百年已逝，我们的梦想永无止境。所有人的明天都分外脆弱。为和平而战的人都是英雄。和平是所有灵魂的共同希冀，在宽恕、善意和希望的指引下，我们每日都为之奋斗”。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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