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梓||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问题的因应
蔡梓，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 要：
1931年12月4日，法国挑起西沙问题。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疲于应对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始终将西沙问题置于视野边缘，其反应总体上是“应付式”。国民政府连续对法交涉，不断完善证据链，又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确立“首防日本”原则以应对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并着手推动西沙基建和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在此期间，由海疆危机所激起的汹汹舆情对国民政府起到鞭策与支持作用，并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共同构成中方对法方掷地有声之回应。总之，20世纪30年代初，中、法在西沙问题上的较量尽管呈低烈度，却无疑强化了中国的海疆意识，是中国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国民政府的应对虽有缺憾，但不可否认还是为中国后来因应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西沙问题;九小岛事件;国民政府;中法关系
从19世纪末开始，在印度支那逐步建立起殖民统治的法国便将西沙群岛(下文简称“西沙”)纳入视野。但直到1931年底，法国才正式对西沙提出主权要求，对华交涉。在外患频仍、内乱不止的压力下，中国被迫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海疆危机。管见所及，以往研究多聚焦法方，主要探讨法国西沙政策的形成与演变问题,而以中方为视角的研究则颇显薄弱，大体上停留于“对法交涉”层面。那么，面对这一海疆危机，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如何互动，意义何在?中国对这一海疆危机的回应当作何评价?可以说，深入探究上述问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海疆史、南海问题历史脉络的认知，也能够为当今中国处理南海诸岛问题提供历史鉴镜。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局势，对上述问题做出系统探讨。
一
西沙问题的发轫与国民政府的反应
法国对西沙的兴趣源于该群岛与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地缘关系。法国在1893完成了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征服，之后很快将目光瞄向邻近的中国南海岛礁与港湾。1897年，法国政府迫使清廷保证“永不将海南岛让予任何他国”。1899年，法国从中国“租借”广州湾，租期为九十九年。西沙在1898年首次出现于法国官方文献，当时法国殖民部认为，应当提请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注意这些岛屿的地理位置对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总督杜梅认为“法国的明智之举是防止其他列强在那里立足”,他于1899年向殖民部建议在西沙“建立一座灯塔，以便为我方随后提出的任何主权要求提供辩护依据”。不过，法国政府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均未对西沙采取行动。法国最初对西沙的兴趣似乎转瞬即逝。无论如何，法国通过损害中国的主权，初步为法属印度支那打造了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
进入20世纪20年代，西沙重回法国的视野。法国在1921年决定以承认中国对西沙的主权换取中国承诺不在西沙驻防及不将它转让他国，但自20年代末起又逐步改变想法，最终于1931年下半年决定正式向中国提出西沙主权要求。其具体思路是，先争取通过外交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若行不通则考虑提交仲裁，若仲裁失败则重拾1921年的政策。从1925年开始，法国还开展一系列科考活动，以期详尽掌握西沙的情况。遗憾的是，在整个2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和粤省当局对法国的西沙野心及科考活动皆无察觉。其后果是，当法国要求得到西沙，国民政府顿感措手不及。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在中国东北攻城略地，严重冲击华盛顿体系，列强在远东的均势摇摇欲坠。在此山雨欲来之情势下，法国政府于1931年12月4日向中国驻法使馆递交照会，要求获得西沙。这是法国首次对外阐述其对西沙归属的主张。法方声称西沙“向属安南王国”,并以阮朝初年已有安南人前往西沙海域捕鱼、嘉隆王于1816年“正式管领该岛并树立旗帜”、明命王于1835年“复遣人前往建塔及石碑”为证。法方同时举出反证：1898年两艘英国船只在西沙附近沉没，“中国渔人窃售船身破铜”,面对英国驻海口领事馆提出抗议并要求惩治罪犯，中方答称七洲岛非中国领土，不受其管辖。所幸法国表示此“非政治问题”,希望中方“以法律上之解释见复”。法国尚未决心武力强夺西沙，这在客观上缓解了国民政府做出回应的紧迫性。再者，相较于在国内面对的中共革命和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以及在外部遭受的日本的侵略，对国民政府而言，法国挑起的西沙问题实非最为棘手的危机。无论如何，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国遭遇的第一次海疆危机。
不言而喻，法国对西沙提出主权要求之关键依据，是其殖民属地安南相对于中国拥有所谓的“先占权”。国民政府对症下药，首先寻求证明中国先于安南管辖西沙或所谓安南的“先占权”乃凭空捏造。由于意想不到法国会挑起西沙问题，外交部缺乏预案和准备，不得不多方求助。1932年2月24日，外交部电请内政部提供与西沙相关的文献。两日后，鉴于粤桂两省临近西沙，尤其是西沙隶属前者，外交部又分别咨询粤桂当局应如何驳斥法方要求，并请它们抄寄相关图籍。内政部送来七张万国地图、四本广东省志，并标出其中可供参考之处。粤桂当局却均久无反馈，以致外交部在约半个月后催促二省答复，并着重指出其关切之处：“贵省对于该岛向来有何关系，行政方面有无何种设施或其他事实上充分之根据足以反证法外部节略所称各说之无当。”可即便如此，由于粤、桂均处于“半独立”状态，外交部对于它们何时能予以答复及能否切实配合并无把握。于是，外交部紧接着转向参谋本部和海军部，在3月16日同时函请其详细抄示足以证明西沙确为中国管领的图籍。3月23日，参谋本部答称“本局所存之广东十万分一图已将该岛编入”,并表示已电请粤省政府及测量局就近搜集相关图籍,随后又相继提供了四张西沙地图和《西沙群岛报告书》。相对而言，海军部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信息：其一，西沙距海南岛近而离安南远，“所在之海又系中国海China sea, 览图便知其为中国领土”;其二，西沙远在《中法越南续议界务专条》所划之中越边界线以东，在法理上当为中国领土；其三，西沙“仅有琼崖人在此采捕海产为业……从未闻有安南人在此居留”;其四，“百年以前安南系我藩属，在此接近我国之境私谋自由独立管领又系必无之事”;其五，清政府在1909年派水师提督李准率舰队巡视西沙，“树旗鸣炮”,“布告中外”;最后，有关各方在1908年和1930年曾提请中国政府在西沙建设灯塔及气象台，证明西沙归属中国已得到国际承认。海军部还“附抄英美测量局航海指南两则”。其中第二、三、四点无疑是针对法国所持之安南对西沙拥有“先占权”的说辞。粤桂当局终于在4月中旬答复外交部，只是未能如其所寄望的提供关键性资料。粤省政府送上了《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之后替广东陆地测量局向测量总局转寄了《西沙群岛成案汇编》。16日，桂省主席黄旭初覆函外交部，称桂省不滨海，无法提供所需资料，同时指出粤省东兴毗邻安南复濒海滨，“附近不无岛屿”,建议转询粤省政府。外交部在失望之余，却从黄旭初的建议中得到启发。16日当天，外交部函请“现正经营东西沙”的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提供关于西沙现状和可以证明西沙归中国管辖的图籍。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同样久无回应。
在中方搜集证据期间，法国政府因粤省政府就西沙鸟粪开发进行招标而向中方抗议，这增强了国民政府的紧迫感。外交部深知，法方“虽借口报纸记载对于粤省开采西沙群岛鸟粪一事有所异议，而其主旨仍在该岛主权问题。是该岛管辖问题不获解决，我国经营该岛实业之前途必遭法国多方阻难”,故于5月16日催促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答复“前函所询各节”。6月6日，琼崖特别区长官伍朝枢答复称“西沙群岛确属我国版图”,并有针对性地指出“该岛农矿渔业鸟粪继续批承已有十余年之久，法使忽于此时提出抗议，殊无理由”。而后，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给外交部送去前广东省建设厅编辑股主任方观所著《西沙群岛述要》及公署所存《西沙群岛招商承垦经过》。耗时约半年，外交部的资料搜集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综上可见，当时中国官方对西沙的认知颇为朦胧，海疆意识也比较淡薄。
7月26日，外交部训令驻法使馆“向法外部严重驳覆”。从训令的内容来看，外交部在掌握较为充分的文献资料并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大致沿用了海军部的说法，并融入了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的部分论点论据。之后，中国官方继续开展证据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应该说，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经过查证与文献梳理，中国官方对西沙的认知开始从朦胧走向清晰。另一方面，因为外交部长时间内未公开回应，从表面上看，国民政府反应显得过于迟缓，尤其是在汹汹舆情的衬托之下。
在法国提出西沙主权要求之前后，日本正在中国东北和上海大肆侵略，从而形成法、日南北呼应的客观现实，这确实容易令国人产生联想。有团体表示“虽不尽信法日有共同谋我之秘密谅解，然其趁火打劫使我难于兼顾自属无疑”。有论者则断言法国谋夺西沙乃“其和日帝国主义勾结的结果”。更有推测，法国不止是联日谋夺西沙，更“欲籍以进取琼岸”。就事论事，法国实无勾结日本瓜分中国之战略意图。可是，法国在中国苦苦抵御日本鲸吞蚕食之际，乘人之危图谋攫取西沙，无疑给国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民族悲情迅速被激发。时论对中国的存亡前途十分悲观，进而激愤呼吁政府和民众要意识到保卫西沙之重要性与紧迫性：中国若失西沙，“琼崖势成孤立，闽粤诸省，亦将阽危，而西南国防何堪设想?!”反之，法国窃得西沙可为其染指中国西南提供助力，而“西南一失东南必危，同时法日再行互为狼狈……如此中国前途何堪设想”。舆情汹汹，一定程度上对国民政府起到鞭策作用。5月18日，仍忙于搜集证据的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刊文，承诺“将对法严予驳斥”,以此回应国人的爱国诉求。而且从某种意义看，在国民政府正式做出回应前，社会舆论填补了这一时期因为官方“失声”所遗留的空白。这是中国在另一个层面对法国的回应。
二
九小岛事件对国民政府因应西沙问题的影响
1932年9月29日，驻法使馆依据训令，向法国外交部递交照会，系统驳斥法方提出西沙主权要求所恃依据之谬误，重申中国对西沙无可争议之主权。此后，法国政府一直未有回应，中法交涉暂得平息。然而，在风平浪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汹涌，法国正在筹划占领南沙群岛(下文简称“南沙”)。事实上，法国在图谋攫取西沙的时候，亦思抢占南沙。早在1930年4月13日，法国先行占领了南威岛，中方却始终一无所知。1933年4月，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派舰登陆南威岛、安波沙洲、太平岛、双子岛、南钥岛、中业岛，树旗立碑。因为法国在得手之初秘而不宣，国民政府直至7月14日才从国民通讯社获悉此事。虽然法国所占岛礁数量实为七个(双子岛由南子岛和北子岛构成),但由于后来外媒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称法国所占岛礁数量为九个，中国各界沿袭此说，这一事件被称为“九小岛事件”。
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将法国抢占南沙岛礁的行动与西沙问题联系起来，担心法国放弃外交途径转而诉诸军事手段。7月17日，外交部致电驻法使馆，告以法国所占各岛从地理位置来看“似系西沙群岛或其毗邻之岛屿”,指示其密切关注法国政府对中方递交的西沙问题照会之反应与动向。为稳妥起见，外交部当天还致电驻菲律宾总领馆和海军部，询问法国所占各岛的确切方位、“是否即西沙群岛”“有无专名”“岛上现在有无中国人民居住”等。海军部断言“九岛即系西沙群岛”,并把“九小岛”具体对应为西沙的树岛、石岛等岛屿。海军部张冠李戴，无疑加深了外交部的疑惧。鉴于法国所占岛屿与西沙两者的经纬度不太相符，而驻法使馆和驻菲律宾总领馆又未有及时回复，7月24日，外交部急不可待地电令粤省政府查明“九小岛”的具体情况，诸如“是否我国领土”“是否即系西沙群岛”。由此观之，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仅是对西沙，而且对整个南海海疆，其认知也比较模糊。
九小岛事件发生之初，国人也产生了与国民政府一样的联想。由于“去岁法方曾主张西沙隶属安南，酿起无谓之交涉，今岁适又有法占九岛之事”,“国人以未悉方位，外讯亦措辞闪烁，一时竟传法所占领者，即系西沙群岛，或西沙群岛之一部，举国惶骇，调查呼吁，骚然弗宁”。国人关于清末“瓜分中国狂潮”的国耻记忆甚至因之被勾起。有论者痛心疾首：“此事之意义颇为重大，岂一八九八之重来乎?”其实，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弥漫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而法国谋取西沙、抢占南沙岛礁使之更加浓厚。在此大环境中，国民政府一再被动反应，自然难以令人满意。譬如，消息传来之初，当被问及“九小岛”历史及政府将做何交涉，外交部仅表示会调查此事。于是，时论或批判国民政府，直言“以一国版图证据，犹待临时搜集，已属可异。至搜集何时可以齐全，抗议何时可以提出，胥在渺茫不可知之数”;或呼吁国民政府“应以最短时期，完成调查之工作，并提出严重之抗议，实为国人所共同主张”。舆情激愤，倒逼国民政府必须慎重应对，这在客观上也强化了其海疆意识。7月25日，法国外交部发布通告，正式宣布占领上述小岛，又于翌日发表新通告取代之。新通告只是在细节上对旧通告稍作修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6日紧随其后发表谈话：“菲律宾与安南间珊瑚岛，仅有我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间确认为中国领土……除电驻法使馆探询真情外，现由外交海军两部积极筹谋应付办法，对法政府此种举动，将提严重抗议。”国民政府迅速表明立场，也许是从第一轮中法西沙交涉中汲取了经验，抑或是为了给社会各界一个交代。毫无疑问的是，这使中国在失去先机的情况下，不至于在接下来的中、法较量中过于被动。
为了尽快掌握“九小岛”的具体情况，以利决策，7月27日，外交部催促驻法使馆抓紧查明并报告“九小岛”的名称、位置、经纬度及“是否即系西沙群岛”等关键信息。驻法公使顾维钧当即表示正致力于搜集“九小岛”的信息，并告以法国政府尚未答复中方的西沙问题照会，“现正催复”。也是在7月27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做出决议：向中央政府提交“九岛在粤版图之位置及形势及经纬度证据等”,用以对法交涉；令粤省政府会同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甘介侯筹议“此案文件之收集与安置九岛我国渔民”;令粤省政府“向驻粤法领提抗议”。7月29日，驻菲律宾总领事郑光林报告了法国所占岛屿的大致位置和经纬度，并指出这些岛屿不属于西沙。30日，海军部也修正了原先的错误论断，指出法国所占各岛并非西沙的一部分。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致函外交部，告以“检阅英国陆军部近印马来群岛地图，在各小岛名称上，足资证明珊瑚九岛为中国领土，位在西沙群岛(拔拉色尔群岛——原注)之东南”,并附上该地图,从而替外交部初步解答了法国所占各岛是否属于中国领土的问题。于是，国民政府于8月1日在《中央日报》刊文，向社会各界明确指出：法国所占岛屿“在我国海南岛东南五百卅海里，西沙群岛之南……该处时有海南人前往采捕海产品，前传九小岛，即系西沙群岛，殊属不确”。这是官方对社会质询与关切的又一回应。之后，外交部急于对“九小岛”的具体信息进行再确认，于8月4日照会法国驻华使馆，要求答复所占各岛的名称、地位及经纬度数。翌日，法国外交部向中国驻法使馆“出图说明”法国所占岛屿实与西沙毫不相关。8月7日，顾维钧把从法国海军部获得的标明西沙和法国所占岛屿的地图寄给外交部。至此，国民政府完全掌握了“九小岛”的情况。8月20日，外交部正式向社会通报：“法外部答复之岛名及经纬度分只有七小岛，并非九小岛，并照其经纬度计算，距西沙群岛有三百余海里，合华里约一千七百余里。”南沙古称“万里石塘”,乃中国固有疆土，民国后疏于管理，以致当时一头雾水。
从客观上看，九小岛事件非但没有转移中国对西沙问题的注意力，反而强化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危机感。虽然中国已经明了“九小岛”不属于西沙，法国也有言在先，即西沙问题是“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但由于法国政府始终未回应中方的西沙问题照会，中国担心其在西沙问题上会重施抢占南沙岛礁之故技。在九小岛事件中及之后，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社会，总体上更重视西沙而非南沙。
三
“首防日本”原则的确立与对策抉择
法国在南海的强取豪夺唤醒了日本对南海诸岛的野心。在九小岛事件的刺激下，日本就南沙问题展开对法交涉,还传出欲效仿法国，“以同样手段占取与台湾关系最深之西沙群岛”的声音。实际上，日本明知西沙属于中国，仍在20世纪20年代，屡次勾结不法商人攫取西沙的资源。只是到了20年代末，由于大萧条重创日本的经济，西沙上的日本人及其团体因入不敷出才被迫撤离。国人对日本在西沙的经济渗透和资源掠夺记忆犹新。更何况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对日本侵华野心的警惕日甚一日。故而中国舆论倾向于认为日本可能夺占西沙。陆东亚指出，“日本思占西沙群岛已非一日”,“今见法占九岛，其心不无所动，或将实行侵略西沙群岛，以求抵偿，亦属可能”。王芸生强调，尽管法国所占各岛并非西沙，但“日本迭以该岛影射西沙岛”,“极应注意，不要因此真个把西沙岛赔上”。日本对西沙的野心再次显露，使西沙问题复杂化，从而加大了中国因应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的难度，中国在西沙问题上的危机感亦因之骤增。总之，日本对西沙的野心及动向成了影响国民政府应对西沙问题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趋向于将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联系起来，一并考量。
国民政府采取措施，以防日本夺占西沙。外交部首先想到的是在西沙驻军设防，并于8月2日电请海军部“火速派舰前往驻防，以免万一”。从理论上说，这无疑是捍卫西沙、巩固边防的最直接最有效之手段。鉴于陈济棠主政下的粤省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想要在其肘腋之下部署军事力量，有必要取得其谅解。故而外交部在电请海军部派舰驻防西沙的同一天，将这一决定电告粤省当局，进行解释，并请其“予以协助”。海疆危机当前，陈济棠愿意与中央合作共对外患，却也有所防备。8月7日，粤省政府答称，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同意予以协助，但要求驻防军舰与之“切实联络，借资互助”。言外之意，陈济棠要求切实掌握中央在西沙的驻军之动向。然而在数日前，海军部以近乎荒诞的理由拒绝外交部的要求：“西沙群岛系属我国领土，且有悠久之历史，自非他国所得占领。”至于日本可能强占西沙，“请贵部以外交方法预行设法制止，俾此事不至实现。如日本蛮不讲理，则该国及台湾均属岛屿，我国亦可采取同样手段占取该国各岛”。弱势的中国海军在近岸尚且无力抵御日本海军，谈何攻占日本控制下的岛屿。海军部纸上谈兵，确实匪夷所思。这理由亦难成立。无奈之下，外交部只能转请粤省当局直接派舰队巡视西沙,而非驻防。
9月1日，国防委员会就如何应对九小岛事件进行讨论。军事委员会提出参考意见：对于九小岛事件，“目前不妨抱镇静态度”,因为“如果以渔民为理由向法国交涉，恐日本亦将援例认为西沙岛上有日本渔民”而侵占西沙。对于西沙问题，“最好由海军部派舰队驶往该岛驻防及进行建设事宜”。最后，会议决议“由行政院电令广东省政府派人往西沙岛建筑气象台、灯塔，并设置警察”。至此，国民政府确立了“首防日本”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国民政府在因应九小岛事件时以防范日本夺取西沙为决策立足点，以巩固西沙主权为首要诉求，力避因自身“不镇静”而让日本在西沙问题上有机可乘。在应对西沙问题时，国民政府的防范重心正逐步从法国移向日本，并选择稳健对策。当然，“抱镇静态度”也是蒋介石所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在海疆危机中的具体反映。蒋介石、汪精卫不久前联衔发表通电，宣称“今日救国方策，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否则“一切计划，均受牵制，乃至捍边固圉，御侮自卫，亦皆不能为有效之实施”。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海军孱弱，在保卫漫长海岸线时就已显得捉襟见肘，与法、日海军相比更是力量悬殊，致使派舰驻防西沙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参谋本部坦言：“吾中国海军在今日情形之下，所有沿海一切岛屿如舟山群岛、琼州岛、西沙群岛等，胥无法可守。”国防无力实难给予外交有力之凭借。
在西沙问题上，国民政府除了保持同法方的交涉，批驳法方的“依据”并系统化己方的证据链,及推进之前一拖再拖的西沙灯塔和气象台建设，还采取另一稳健的对策相配合——绘制并审定官方地图。在西沙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也是实边、固边之举。然而，直至全面抗战爆发，相关建设计划依旧未能落实。从自身原因来看，是因为国民政府在“国家多事，财政竭蹶”的情况下,把西沙基建摆在了十分次要的位置。从外部原因观之，是因为法国进行阻挠，及英国随之拒绝向中方提供相关支持。从1934年3月起，中法西沙交涉主要围绕着气象台建设问题而展开。而英方则向中方表示既不关心也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卷入中国建设西沙气象台会牵涉到的政治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南海诸岛官方地图的绘制与审定工作在有序推进。国内对“九小岛”和西沙的关系之认知含糊不清的状况，促使国民政府逐步整合中国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1933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为使国人明了我国南海各岛名称方位起见，已准备将西沙群岛及其他附近岛屿之名称纬度整理公布”。这既是国民政府形塑中国的南海海疆认知的重要举措，也是它对社会各界的爱国诉求的进一步回应。1934年12月21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了南海诸岛的中英文地名，其中列明的西沙之岛、礁、滩共计28个，随后公布在其编印的会刊上。接着，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又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和《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是国民政府南海海疆认知清晰化的鲜明体现，对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领土范围和权益界线之认知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并对后来中国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总之，西沙问题因九小岛事件而波澜再起，并增添了不可控的因素——对西沙素怀野心的日本可能浑水摸鱼，夺取西沙。不过，碍于国际法则，尤其法国防务重心在欧，日本侵华重点在中国北方，西沙的现状得以维持，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四
结语
有学者指出：在民国的前三十年，保卫海上边界和南沙、西沙主权并非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上确切的首要任务”。对国民政府而言，法国谋夺西沙、抢占南沙岛礁的行动相较于“倭患”“俄患”,犹如疥癣之疾与心腹大患之别。何况，当时国民政府正疲于应付中共的革命和地方实力派之挑战。因此，国民政府始终将西沙问题置于视野的边缘，其反应大体上呈现“应付式”的特征。在九小岛事件后，国民政府继续保持对法交涉和完善自身证据链，还基于海军力量孱弱的窘境，推进西沙灯塔和气象台建设，及测绘并审定官方地图，以稳健的方式加强主权宣示。前者是固边之举，但一再迁延，并演成中法之间断断续续交涉的主题。后者是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之策，最终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这一海疆危机的因应诚然多有欠缺，但从长远来看，仍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文献并摸清法国所恃之“底牌”,为中国后来处理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文献与经验。在此期间，社会舆论对国民政府的鞭策与支持作用不容忽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深陷边疆危机的中华民族的悲情诉说与呐喊，它与国民政府的各项对策共同构成中方对法方掷地有声之回应。20世纪30年代，中、法在西沙问题上的较量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烙下了印记，中国对西沙的历史与主权之认知因此逐步清晰化。
领土主权争端往往并非纯粹的双边问题。域外大国或因自身的权势，在客观上发挥着影响，或基于利益诉求主动介入。弱国则常常处于被动地位，甚至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从西沙问题发轫到中法交涉，日本的影子时隐时现。尤其是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对西沙的野心及动向更是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决策。国民政府将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一并考量，确立起“首防日本”原则。总之，这一时期中法交涉呈低烈度，日本侵华重点不在西沙，西沙局势总体平稳，中国维护了西沙主权。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