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婷||战后广岛的重建与和平进程
陆德婷，日本大阪女学院大学国际共生研究科和平学博士研究生
1945年8月6日，日本当地时间早上8时15分，美国B29轰炸机“艾诺拉盖”号投下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瞬间将广岛夷为平地，并直接导致8万～14万的人口伤亡。广岛被美军选为原子弹轰炸目标之一，其主因在于该城市是当时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政治军事基地，在日军发起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起着领头作用。经历了原子弹轰炸之后，广岛的身份从“军事之都”突变成了“灰烬之都”。然而4年之后，《1949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法》颁布，再次赋予了广岛一个全新的身份——“和平之都”。当然，与大部分其他的和平城市不同，广岛所呼吁的“和平”基本以反核武器为主，很少涉及与“和解”相关的进程，包括日美和解和日亚(尤其是中日和韩日)和解。这座特殊城市和其民众是如何过渡到、如何面对其不同时期的遭遇而最终蜕变成一座呼吁世界和平的城市的?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本文主要从法治建设、空间建设与官民参与三个角度，阐述广岛的重建与和平进程。
广岛的第一重身份是“军事之都”,该身份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鉴于其得天独厚的水陆优势，明治政府将广岛市定位为发展其军事力量的绝佳基地，以凶猛作战而昭著的第五师团总部就设在广岛。中日甲午战争期(1894-1895年),第五师团是第一支被送往辽东半岛参与对中国的陆上作战的日本军队。日本海军则均从宇品港(Ujina Port)出发前往黄海，参与对中国的海上作战。为提高作战效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时，连结宇品港的市内铁路交通迅速竣工，以负责当时军需物资的运输工作。甲午战争的爆发不仅让广岛成了大日本帝国军队的主要军事供给和后勤基地，而且巩固了其政治地位。随同日军大本营临时迁移到广岛，当时的明治天皇也将其帝国总部设立在了广岛城内。此后，各类帝国会议均在广岛召开，包括中日就甲午战争的第一次调停会议。
得益于“临时首都”的设立，广岛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都随之得到了空前的、飞跃式的发展。市内的铁路交通不断增加，出海港口(宇品港)的建设持续完善，陆军运输部、工兵作业场以及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重工业纷纷设址于广岛。1904年日俄战争进一步推进了广岛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建设，最终广岛于1923年成功完成了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这也大大提高了广岛在大日本帝国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性和活跃性。例如，在中国14年抗战期间(1931-1945年),广岛一直都是兵力集结和发兵之地。偷袭珍珠港事变(1941年)之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在广岛的海军力量，以应对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对美战争。同时，由于战争的延长，生活用品稀缺等问题屡屡出现，曾为日军初期的多次胜战而欢庆的广岛市民陷入了各种困境。
作为滨海城市，广岛周边的小岛对巩固其“军事之都”身份的功劳不可小觑。最臭名昭著的当属二战时期日军的毒气研发基地——大久野岛(Okunoshima)。当时，日本政府为了确保毒气研发工作的保密性，一度将该岛在地图上秘密删除。从1929年到1944年，有近六千名民众被动员到岛上，参与各类致命率极高的生化毒气的研发和制造工作。其中，大部分生化毒气都被使用在了侵华战争期间，至今仍有部分毒气残留在中国大陆。此外，靠近宇品港的似岛(Ninoshima)陆军检疫所自甲午战争起开始活跃，其间检测并防疫了无数从中国大陆撤回的日军士兵。靠近广岛的还有两个海军基地：吴海军基地[又名吴镇守府(Kure Naval District)]和江田岛海军基地(Etajima Naval Base)。其中，作为军港的吴市(Kure)是造船、钢铁、机械工业的发展中心，超级战舰“大和”号(Yamato)和“长门”号(Nagato)正是在吴海军工厂设计并建造的。江田岛海军基地则以日本帝国海军军官学校闻名，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海军官兵，诸如著名的神风(Kamikaze)特别攻击队正出自该校。二战结束之后，两地均被改编为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据点，现仍是海军基地。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后的瞬间，广岛从气势磅礴的“军事之都”跌落成了尸首遍地的“灰烬之都”。在6日之前，东京、大阪、京都等日本本土的许多城市都遭遇了美军的惨烈空袭，然而广岛在那时尚未受到严重的袭击。当时有传言称敌军肯定给广岛准备了“特殊的礼物”,可谁也未曾想到在那个晴朗无云的早晨迎来的是一颗将广岛摧毁得体无完肤的原子弹。据广岛市官方统计，当时位于原爆中心3000米范围内的近85%的建筑被完全摧毁，市内约90%的房屋(当时日本的房屋以木质建造为主)和建筑被烧毁或者坍塌。当时广岛市总人口约有35万，其中28万～29万为普通市民，近2万为来自朝鲜的奴隶劳工，以及4.3万为军事人员。截至1945年12月，因原子弹爆炸所导致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死亡人口在14万(加减1万)左右。由于原子弹爆炸所导致的受害具有长期性，后期因核辐射导致的各类放射性疾病而死亡和受害的人数一直在增加。
“当原子弹投下，白天成了黑夜，人们成了行尸”——广岛成了“人间地狱”。不过，当时救援和重建工作尤其是公交通讯设施方面的修复特别迅速。广岛遇袭次日，当时的广岛县长高野源近(Takano Genshin)发布通告称：“广岛虽然受害惨重，但这是战争的本质。我们不能止步，一天也不行。我们不能停止战斗。我们必须反抗，直到打倒敌军为止。”为了响应该号召，广岛安保总部当天便成立了重建工作小组，对市内的军用设施展开了一系列的抢修工作。从当务之急的通讯和邮政系统开始，主要的交通要道、铁路、有轨电车和电力等陆续得到了修复。根据广岛和平研究所(Hiroshima Peace Institute)保存的记录，当时的中央电话总局全毁且全员覆没，但是主设备很快得到了修复，8月中旬，已有14条电话线恢复运作。同时，为了方便往市中心运输物资和人员，两条铁路线路——宇品线(Ujina Line)和山阳线(Sanyo Line)——以及部分有轨电车服务也得到了及时修复或恢复。
与修复工作同步展开的还有救援工作。最初的救援工作主要由驻扎在宇品的陆军部队晓(Akatsuki)负责，在原子弹投下35分钟后，晓部队便接收到了部队总部下达的救援指令，开始了搬运伤员的工作。除了上述提及的似岛陆军检疫所因其距离原爆中心较远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以外，广岛其他的医疗机构和救助中心几乎都因轰炸而处于瘫痪状态。因此，成批的受伤平民都被运送到了似岛陆军检疫所。由于受难人数之多，检疫中心迅速变成了临时急救站，在短短的25天内收治了近万名受难者。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医疗人员和药物的匮乏，大部分被运送到岛上的平民永远留在了那里。除了搬运伤员，其他工作诸如清理尸体、搜寻救援、发放干粮、搭建临时庇护所等，也均由伤势较轻的部队负责。
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部队就得解散，广岛的修复和救援工作的主力消失了。同时，因当时的广岛市长栗屋仙吉(Awaya Senkichi)和其他约九百二十位政府人员均在原爆中遇难，处于无领导状态的市政府根本无法自行承担重建工作。所以，在部队撤离之后，大部分重建工作不得不临时暂停。庆幸的是，随后广岛市得到了大批来自周边城镇志愿者的帮助，许多工作又得以继续进行。然而，同年9月17日的深夜，当广岛仍沉浸在原爆阴霾中时，极具破坏力的超强台风“枕崎”(Makurazaki)席卷了这片焦土，使得整个城市陷入洪灾。大约有两千人伤亡，许多临时搭建的安置设施，包括一些幸免于原爆的桥梁和建筑，都被洪水冲走了。不过，台风的造访将大量的核污染吹到了大海，使得当地的辐射强度大有减弱。
原爆和台风的双重打击大大挫败了广岛市民的重建信心，更有谣言称“75年内在广岛这片焦土上将寸草不生”,关于广岛重建工作成了频频被提及的一大难题。无论如何，全面重建广岛是其在原爆之后迫在眉睫的巨任。早在1945年9月2日，广岛县长高野源近，那位战时积极恢复广岛军事设施的县长，提出将广岛重建为一座和平城市。1946年1月，新县长楠濑常猪(Kusunose Tsunei)上任，成立了广岛市重建部门和重建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在广岛市重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2月22日，新县长楠濑邀请了历史学者佐伯好郎(Saeki Yoshiro)、小说家大田洋子(Ota Yoko)、吴市代理市长高良富子(Takara Tomiko)等相关要员，就广岛的重建方案召开了圆桌会议。在会议上，楠濑县长提出了短期和长期两个重建方案。短期方案着重强调解决诸如电车线路、建筑桥梁以及居民住房的修建等当务之急；长期方案即广岛的未来蓝图，楠濑提议向全世界人民征求意见和建议。然而，吴市代理市长高良认为，应另选址以重建新广岛，并将那片埋葬着无数生命的焦土改建为纪念墓园，以呼吁世界和平。
然而，吴市代理市长的观点未得到民众的支持。早在1945年9月，广岛当地报社——中国新闻(Chugoku Shimbun)——便报道了广岛市民想要在这片故土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为了响应该号召，中国新闻于1946年面向读者，展开了一场以“征集重建广岛的创意方案”为主题的选拔赛。身为诗人和和平运动家的峠三吉(Toge Sankichi)所提议的方案脱颖而出，荣获第一。他在方案里提到将城市的绿化面积扩展到40%左右，并建议将广岛市内的大片土地重建为纪念遗址，其中包括和平纪念广场、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以聚集世界各地的访客一起为和平做贡献。然而，对于当时的广岛来说，峠的方案犹如“乌托邦”。除了峠的方案以外，经由各类渠道还分别从市民、官员以及海外征集到了34个重建方案。通过研讨和考察，广岛重建委员会在1946年秋天正式确立了重建方案。由于困难重重，最初所提出的灾后重建计划中设立的基本都是当时可实现的目标。为了鼓励战后城市重建，同年9月日本政府颁布了《特别都市计划法》。根据该法，广岛作为115座饱受战争痛苦的城市之一，符合申领国家救助资金资格，这给广岛开启了重建工作的信心。
重建工作计划的第一步是道路建设。根据1946年9月广岛市重建委员会制定的道路修建计划，新建的道路面貌将保留广岛市战前的道路系统，并在其基础上适当增添新的交通路线。由此，最终成型的道路系统采用了网格系统，将商贸区、生活区和工业区巧妙地连成一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条由东向西贯穿市中心的百米宽的和平大道。继道路建设之后，第二个推出的方案是关于公园和绿化的建设。当时官方所采用的方案，包括建造3个大型公园、4个绿化区和约40个小型公园。此外，还增建了沿河的绿化带，以美化这个海滨城市。但是，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处于濒临破产状态，《特别都市计划法》所承诺的援助资金迟迟没有兑现，广岛的蓝图计划便也一拖再拖，无法展开实施。在多次向国家提交拨款申请却杳无音讯之后，广岛市政府决定将广岛的“特殊身份”告知国家并申请认定，以获得包括人力、土地和材料在内的特别援助，实现其重建计划。
1948年，战后广岛市首位民选市长浜井信三(Hamai Shinzo)与一批市民群体集体上京，以说服国家政府将战时的军用土地转为民用，并从法律上认定广岛的“特殊身份”以协助其重建工作。无数次的上访之后，终于在1949年1月召开的议会大选之后，浜井市长的申请得到了吉田茂(Yoshida Shigeru)在位的自由党的支持。但是，由于战后的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下，要颁布新的法律必须得到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同意。经过多方咨询与协调，浜井市长最终向盟军总司令部投去了申请书信。其中一句——“1945年8月6日原子弹的投下，让广岛得以重生，去追求和平”——赢得了驻日美军指挥官的支持。换言之，广岛甘愿牺牲自我来换取永久的和平，而这一切还得归功于美国，因为是美国使用原子弹让战争结束。
最终于1949年8月6日，广岛原爆四周年之际，《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法》(下文简称为《和平都市建设法》)正式颁布，重建广岛成为举国上下的责任。国家政府额外提供的各类补贴，不同层面的积极响应与合作，都极大地推进了广岛市的重建工作。此外，该法的确立进一步巩固并明确了广岛的“特殊身份”,即其第三重身份——“和平之都”。《和平都市建设法》第一条明文规定：“该法成立的目的是将广岛建设成为一座和平之都，以象征人类对真正的且持久的和平的真诚追求。”就此，广岛的身份从消极的“灰烬之都”成功蜕变成积极的“和平之都”。为了响应这得来不易的“改头换面”,浜井市长在该法颁布之际发言称：“从此以后，广岛市民将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平，并通过重建废墟上的广岛，向全世界展示其呼吁永久和平的决心。”
事实上，当时的广岛市民仍深陷于“原爆的噩梦”之中。外加战后政府的救助不足，核辐射所致的各种“不治之症”的增加，身心疲惫的市民无心也无力为“伟大的和平建设”做贡献。相反，这“和平”的背后所映射的利害关系更是激怒了部分广岛民众，尤其是原爆受害者[下文简称被爆者(Hibakusha)]。如上文提到，因《和平都市建设法》得到了日本政府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共同支持，所以从该法衍生而得的广岛“和平”,其定义也必须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之上。其中，美方希望撇清广岛原爆与其使用原子弹之间的关系，日方则以此否认广岛原爆与其过往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这里的广岛“和平”意味着“面向未来，重新开始”。这样的“重新开始”却是建立在刻意忘记“广岛以及战时日本亚洲殖民地区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基础上的。如此由来的未来导向的广岛“和平”,在其后期的和平建设与和平运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953年3月，为了更好地落实广岛和平都市建设的实施工作，遵照《和平都市建设法》的第七条，《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计划》(下文简称为《和平都市建设计划》)被正式采用。该计划的第一条规定，将位于中岛区(Nakajima District)靠近原爆中心的12.21公顷土地改建为和平纪念公园，并将附近残留的军事设施一同改建成公园或其他公共开放空间。该法对占地约58.74(现44.1)公顷的本町区(Motomachi District)也作了重新规划。包括广岛城在内的该片区域被重命名为中央公园(Chuo Park),并增建了小型公园以及各类休闲文化设施。同时，为了解决受灾市民的住房问题，区内的22公顷土地被用以建造公寓大楼。此外，《和平都市建设计划》在1946年开启的重建计划的基础上，在城市绿化、道路系统以及公共休闲设施等建设方面也提出了更加具体化的规划。
随着《和平都市建设法》《和平都市建设计划》的推进，广岛的和平都市建设工作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为首正式拉开了帷幕。关于和平公园的设计，早在1949年5月，公园选址确定之前，《建筑杂志》(Kenchiku Zasshi)举办了相关的建筑设计竞赛。当时任职东京大学的建筑师丹下健三(Tange Kenzo)的设计方案荣获大赛第一名。丹下建议在原爆中心附近建造大型纪念公园，利用轴向构建协调城市的整体结构，即以现有的百米宽大道为东西主干道，再由主干道从南向北垂直延伸至广岛和平纪念碑(即原爆圆顶馆),从而形成南北主轴线。为保持该纵向结构，随后建造的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纪念碑、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等建筑分布于该南北主轴线东西两侧。从整体鸟瞰，丹下的纵向设计结构犹如指南针，向东南西北四个主方向延伸以示其整体性。该结构也象征着广岛希望从每一个可能的方向，向全世界传达其追求和平的意愿。
整体构建确立之后，和平公园等和平纪念设施陆续开建。大概在1959年，和平公园的整体建造基本完成，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如今，园内大大小小设有很多纪念碑、和平纪念馆等公共空间。其中，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最先在园内完成建造。它位于公园正中心，也由丹下设计，其拱形外观参照古代日本的泥土房，象征一座能为逝者挡风遮雨的庇护所。拱形纪念碑正下方有一块碑文写着：“望所有逝者安息，望覆辙不再重蹈。”碑文后方放置着一个石室，里面存放着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全名册，共有123卷名册(总计333 907人)存放在内。其中，121卷为广岛遇难者名册，1卷为长崎遇难者名册(13名),还有1卷为外籍以及身份不明的遇难者名册。原爆当时，有大量的遇难者死前都曾苦苦讨要水，也有许多因为难耐高热和大火纷纷跳入了河里。为悼念这些逝者，一市民团体集资于1957年在纪念碑的正后方设立了和平之池。
稍微走近纪念碑，通过拱形正好可以望到远处与其在同一主轴线上的原爆圆顶馆。圆顶馆位于原爆中心附近，前身为广岛县产业奖励馆，是少数幸存下来的建筑残基。在甲午战争时期，该馆曾被设为临时帝国总部，负责调度和派遣士兵前往朝鲜半岛和中国参战。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竣工后不久(1953年),就如何将广岛的创伤历史融入和平都市建设中的问题，相关人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作为广岛加害史和创伤史的见证物，原爆圆顶馆成为该争论的最大焦点。考虑到被爆者容易触景伤情，以及保留会需要巨额的修缮费用，争论期间反对意见一直占上风。直到1966年，因为和平公园的顺利成型，身为其中一部分的原爆圆顶馆才正式决定被保留下来，并命名为“广岛和平纪念碑”。不过，圆顶馆所需的全部维修和保养费用都来自国内外的慈善筹款。此外，也是在各类市民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圆顶馆才于1996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位于原爆圆顶馆和遇难者纪念碑中间，且同在南北主轴线上的是原爆之子像(The Children’s Peace Monument)。这是一座为了纪念与佐佐木祯子(Sasaki Sadako)一样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数以千计的儿童而设立的和平雕像。雕像主体正下方的纪念碑上分别用日、中、韩、英四种文字写着：“这是我们的呐喊，这是我们的祈祷：为了创造世界和平。”在祯子因“原子病”去世之后，她的同学和朋友发起了雕像的集资运动，并得到了日本国内乃至国外许多学校的响应和支持。雕像于1958年5月5日(日本儿童节)揭幕，以祯子为原型雕刻，她双手过头高高托起钢丝制的千纸鹤。住院期间，祯子一直在病床上折千纸鹤。因为她坚信，只要自己在一年内折满一千只纸鹤，就可以获得实现一个愿望的机会。事实上，在祯子去世之前她已经折满了一千只纸鹤，但是能够继续活着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感动于祯子的故事，如今许多世界各地的访客来到广岛，都会在该纪念碑前放上千纸鹤，以期盼世界和平。
原爆之子纪念碑的不远处是朝鲜人原爆牺牲者慰灵碑，其初衷是为了纪念在原爆中遇难的朝鲜籍王室成员李鍝(Li U)以及其他两万名左右的朝鲜籍奴隶劳工。慰灵碑矗立在海龟形状的基石上，祈愿着所有朝鲜籍遇难者能乘着海龟去往天堂(海龟寓意幸福长寿)。在朝鲜半岛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有无数朝鲜籍人被强掳至日本充当劳工或士兵，其中将近十万人被遣送往广岛。据官方资料统计，原爆时朝鲜籍直接死亡人口在2万～3万之间。最初，由在日朝韩人士发起的将慰灵碑设立在和平公园内的提议遭到了广岛市政府的拒绝，慰灵碑被暂时安置在了临近李鍝王子遇难的地方。后来，该争论激化成了对朝鲜半岛以及在日朝韩人的种族歧视问题。最终在1998年12月24日，即1995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翻修并增添日本侵略亚洲的史实后不久，广岛市政府与相关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慰灵碑迁移至和平公园内。值得一提的是，原爆当初在广岛和长崎除了朝鲜籍劳工之外，还有中国籍劳工。就此，长崎设立了为纪念中国籍劳工核爆遇难者的纪念碑，而广岛并没有。
在和平公园内，除了颇具争议的原爆圆顶馆所象征的一部分广岛创伤史以外，还有一大部分收录在同由丹下健三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内。“广岛和平纪念馆(本馆)”于1955年正式开馆，其目的在于通过展示被爆者遗物、被爆当时的照片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向全世界讲述原子弹带给人类的真实惨状，祈愿废除核武器，以实现世界和平。后期因本馆的扩建，于1994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东馆)”正式成立，与广岛国际会议场(广岛国际会议中心)左右对称，位于本馆的两侧。东馆于2017年4月顺利完成更新工作，其2楼和3楼分别设有“广岛简史”和“核武器的危险性”两个常展。此外，3楼还设有被爆者证言视频角，游客可以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原爆当时市民的受害情况。本馆(共两层)于2019年4年完成更新，设有“原爆真相”这一常展，集中展现了原爆当时广岛的受灾惨状和被爆者们(以妇女、孩童为主)的受害情况。目前，资料馆所设置的常展浏览顺序为：从本馆的“原爆真相”开始，顺接东馆的“核武器的危险性”,最后以同馆的“广岛简史”结束。
整体参观体验正如资料馆入口所阐释的，参观者可以通过观看核爆带给广岛及其市民苦难的画面而近距离地感受到原子弹的非人性。然而，经过两次常展的更新之后，关于广岛战时加害史的介绍板块有相当幅度的删减。残存下来的部分简介现均被包括在最后一个常展“广岛简史”中，由于前期两大常展的浏览量之庞大，大部分参观者往往略过最后一个常展，或者只稍作停留。如此的安排，让参观者在不明所以中突然进入原爆现场，不免会产生“广岛原爆雷同于自然灾害”的误解。此外，馆内展示的被爆者遗物多以孩童、妇女等弱势群体为主，如此加强刻画原爆当时广岛市民的无辜性似乎有掩盖其加害史之嫌。事实上，为了响应国家的动员政策，当时广岛的孩童、妇女也多少参与了服务于战争的相关工作。此外，2019年的更新工作之后，虽在本馆增添了外国籍被爆者相关的简介，但是其来日的真实理由和后期因为国籍不同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都不曾被提及(尤其是朝鲜籍被爆者)。总体来说，该馆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反核武器资料馆，但关于反对战争的呼吁还有待提高。
如资料馆一般以反核武器为主的和平情结，在广岛相关的和平运动以及和平教育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二战结束初期(1945-1952年)日本国内首先出现的“和平教育”,由当时的驻日盟军提出，主要目的为彻底非军事化日本，并教育日本国民应将所有战争创伤归罪于本国的军国主义。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美国想要借用日本军力，遂于次年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文简称《安保法》),并开始提倡日本的再度军事化。这一举措让仍沉浸在二战伤痛中的民众无比恐慌，并在一定范围内掀起了反战运动。不过，全国范围内的和平运动高潮开始于第五福龙丸事件[下文简称福龙事件(Lucky Dragon Incident)]之后。1954年3月，日本一艘名为“第五福龙丸”的远洋渔船在马绍尔群岛附近捕鱼时，因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氢弹试爆时所泄漏的高能辐射，23名船员及船上渔获均遭受了核污染，成为日本继广岛和长崎之后第三次遭受美国的核爆事件。根据日本官方数据，除了第五福龙丸之外，另有近856艘渔船同样遭受了核污染。
日本在被美军占领时期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与广岛和长崎的受害相关的内容几乎无法出现在大众视线，以至于民众对核爆的危害性知晓甚少。因此，福龙事件的突发，让除广岛和长崎之外的日本民众顿陷恐慌之中。此外，鱼类作为日本人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之一，其放射性污染更是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于是，日本国内掀起了激烈的反原子弹和氢弹的和平运动。其中，1954年5月掀起的“原水爆禁止署名运动”最广为人知。该运动主要由东京都杉并区市民团体(家庭主妇为主)自发组织，并通过联结渔业相关民众进行扩散。同年8月，“原水爆禁止署名运动全国协议会”成立，旨在将运动推向全国各地。9月，第五福龙丸的无线通信员久保山爱吉(Kuboyama Aikichi)因治疗无效而不幸离世。这一噩耗瞬间将署名运动推向了高潮。截至1955年8月，协议会总计收集到三千多万的署名。不过，该署名运动主要提倡反原子弹和氢弹，其间并无过多提及关于广岛和长崎的受害情况。
由于担心反原子弹和氢弹运动会转变为反美运动，美国方面就福龙事件受害者赔偿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了紧急交涉。最终，美方提出总计200万美元的补偿金，并要求日方从此不再追求美方责任。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言高唱“原子能和平利用(Atoms for Peace)”论，以缓解全世界对美国核武器研发工作的批判。日本身为该项目推行目标国之一，不仅加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求得安全保障，而且得到了美国提供的核能开发技术和核燃料。这些举措虽然在政府层面赢得了日方好感，但是日本民间的反核情绪仍高涨不下。为此，美方更加积极地在日本各地推行“原子能和平利用”论，以改善民众对美国和核能的不良印象。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广岛被认为是该宣传工作的最佳目标城市。通过报纸、新闻广播以及“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从发电、医疗、食品保存到除害防虫等，美国将“原子能和平利用”论彻底地灌输到了日本社会的角角落落。最终，连众多广岛被爆者都对“核能”改观，直呼“核武器等于毁灭力”,但是“原子能等于生命力”。
“原子能和平利用”论的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本社会以反核武器为主的和平运动基调。虽然2011年因福岛核泄漏事件，“反核能”的声音略有增加，但是主流声音仍是反对核武器。受益于“原水爆禁止署名运动”引起的良好反响，署名运动提出将反核武器运动发展成每年的例行活动，同时决定每年举办“原水爆禁止世界大会”。第一届大会于1955年在广岛举办，来自11个国家的50多名代表、来自日本国内超过5000名的各地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首次将广岛和长崎核爆受害正面公布于众。为有效推进反核武器运动和积极提供救助给被爆者，大会成立了“原水爆禁止日本协议会”[下文简称日本原水协(Gensuikyo)],以负责该两大重任。
关于被爆者，在1957年《原爆医疗法》颁布之前，这群特殊的战争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救助和支援。1947年，美国在广岛设立了“原爆伤害调查委员会”(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以调查核爆实际受害情况，次年日方也加入了调查组。但是，调查组仅面向被爆者提供健康检查，不包括任何治疗，加之检查手段粗暴，该机构并不受被爆者欢迎。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爆者们几乎无处寻求帮助，生活极其穷困。直到1954年福龙事件，听闻事件受害者们得到了政府的医疗救治，被爆者们表示不公。于是，趁着盛行的“原水爆禁止署名运动”,自发开始抗议，向国家申请援助。受美国“原子能和平利用”论的影响，当时日本政府正积极地在展开相关宣传，而安抚被爆者将有效地推进工作，所以于1957年颁布了《原爆医疗法》。但是，该法仅适用于一部分被爆者，且资助金额十分有限。于是，被爆者运动持续推进，促使政府多次修改医疗法，最终于1995年得到了较全面的完善。不过，外国籍被爆者和“黑雨”被爆者分别到2002年和2020年才开始获得日本政府的补助，其中外国籍被爆者的申请自2008年起可以在海外直接进行。
被爆者的身影不仅活跃在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运动中，而且出现在由广岛市政府主办的“和平纪念仪式”上。被爆次年，原爆幸存者和其他广岛市民为悼念逝者进行了小范围的祭祀活动。为了推进和平都市的建设，该类祭祀活动于1947年被官方提升并扩展为全民的“和平纪念仪式”。如今，每年的8月6日，纪念仪式在和平公园内的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前举行。整体流程包括由广岛市长宣读“和平宣言”,还有来自学生代表的“和平祈愿”等市民参与环节。自1960年起，国内外贵宾，包括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联合国成员代表、国内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等，也开始被邀请前来发言致辞。曾经的小规模祭祀活动逐渐演变成了国际化的大规模的纪念仪式，参加者不仅有广岛当地市民，还增加了许多国内外游客。此外，在5日到7日的三天“和平祭”期间，还有由各类市民团体推出的和平纪念活动。其中，6日晚举办的“元安河(Motoyasugawa)放水灯”活动最广为人知。
将“广岛和平”成功推向世界的，除了国际化的纪念仪式，也离不开许多以推进反核武器运动为主的国内外社会组织的不懈努力。1982年，广岛和平文化中心(Hiroshima Peace Culture Foundation)组织成立了“和平首长会议”(Mayors for Peace)。该组织以废除核武器为目标，积极展开各类会议和活动，以呼吁世界各地的城市加入反核武器运动。与“和平首长会议”联结的另一个国际机构为2017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该组织在2007年成立于奥地利维也纳(如今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主要工作人员仅有4名。尽管如此，他们身后有着来自105个国家的570个和平组织，长年在为废除核武器做着巨大的努力。2017年，该运动成功号召了122个联合国会员国在《禁止核武器条约》上签字，最终使该条约正式通过。
在推进“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反核武器运动中，被爆者功不可没。除了上述提到的日本原水协，日本国内还有两个在积极展开被爆者证言活动的组织：核武器废绝日本NGO联络会(下文简称NGO联络会)与和平船(Peace Boat)。NGO联络会成立于2010年，旨在日本国内展开废除核武器的运动，督促政府采取相关措施。和平船成立于1983年，以“地球一周的船旅(一回长达3个月，可到访约20个国家)”的形式，将和平相关的课题带上游轮，给参加者提供自由交流和自主学习的机会。该组织涉及的和平课题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反核武器、反核反战，而且涉及气候危机、防灾救灾和历史和解等内容。这两个组织共同合作，将广岛和长崎被爆者的声音传递到世界各地，并通过与美国氢弹试爆受害者的联结，更有力地将反核武器运动扩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由于国内外各大机构展开的和平活动，在将反核武器运动推向世界的同时，也让广岛走向了世界，并成了“世界和平”的象征。在日本国内，自福龙事件之后，广岛(长崎)核爆逐渐被国民知晓，并最终以“国难”的身份加入到了各类教科书中(包括历史、社会、日本文学等),以普及和平教育。不过，考虑到当时日本右翼迫不及待想要抹除其加害历史以重振民心，不排除广岛和长崎被如此“厚待”是其实现该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1970年，广岛市教育局制定了中小学和平教育具体实施计划，并正式展开了以核爆受害为中心的和平教育。除了教科书和课堂实践等传统教育方式，学校还组织学生参观广岛和长崎和平资料馆，参加被爆者听证会等课外活动，以更有效地实践和平教育。效仿着广岛的和平教育模式，其他各地的学校也纷纷开始积极组织学生到广岛和长崎参观、学习，以促进和平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随着中小学和平教育的普及，广岛大学于1975年设立了和平中心(CPHU),旨在将和平教育(和平学)带入高校层面和学术领域。1998年，广岛市立大学也成立了广岛和平研究所(HPI),以创建“具有广岛特色的和平学”为目标，积极与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对接，将“广岛和平”传播给世界。
在将反核武器运动推向世界的和平工作中，广岛以及相关民众的确发挥了领头作用。但是，至今日本政府仍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且拒绝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冷战时期，因为朝鲜战争和迫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在不得自行展开核武器研发工作的前提下，加入美国“核保护伞”寻求安全保障。不过，虽然日本不能展开相关研发工作，但是美国可以且在冷战时期持续将核武器带入日本境内。为了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日本政府不惜无视其于1967年制定的以拥护其和平宪法为目的的“非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正因如此不平等利害关系的存在，日本虽曾三次经历过美国核爆，但仍未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同时，广岛和平运动的基本主调一直为反核武器，并没有将福岛核泄漏事故及其受害者归纳到主流运动中。更讽刺的是，从初期的反核武器运动起，许多社会组织也因深受“原子能和平利用”论的影响，在积极反核武器的同时，也大力提倡着“原子能和平利用”论。
在广岛一边倒的和平运动中，“反战”和“和解”两大和平理念甚少被提及，这也导致有学者称广岛所宣扬的是缺失了和平的“和平主义”(“pacifism” without peace)。就“反战”而言，虽然很多反核武器运动的口号中常会在“反核武器”的后面追加“反战”一词，但是考虑到如今的广岛仍坐落在两大军事基地中间，这一事实不免会让人联想到其战时的“军事之都”身份。两大军事基地的其中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吴海军基地，另一个为距离其约3.4万米的岩国军事基地。自2017年起，吴海军基地成为加贺(Kaga)直升机护卫舰的停泊港(2019年5月安培首相曾携美国总统川普登上该护卫舰)。岩国军事基地曾为驻日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进攻据点，现为日军和美军的共用军事基地。2016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前，曾在该基地停留数小时，并视察了对各项军事设施。这两大军事基地与横须贺、长崎以及冲绳等日本其他地方的军事基地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备战区。
广岛和平运动中“和解”的缺失，与未来导向的“广岛和平”理念、后期日本右翼对其加害史的抹除有着密切关联。广岛诗人栗原贞子在她名为《当我们说到广岛》一诗中写道：“说到广岛，我们会听见珍珠港事件；说到广岛，我们会听见南京大屠杀。”为了摆脱一切战争责任的重新开始，日本只有选择忘记其1945年之前的一切战争加害史。因此，日本不但无法向美国追及其对广岛和长崎的加害责任，甚至不惜将这两次原爆受害“自然灾害化”。同样的趋势在广岛和平运动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广岛因积极推进反核武器运动，争取到了“世界和平”的称号，这不仅推动了广岛市的各方面发展，而且给日本在国际舞台树立了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但是，一旦其加害史全面曝光，这个美好形象则会破灭，同时也将给其主导的和平运动带去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不提或者掩盖加害史是维护其“世界和平”桂冠的最佳选择。作为参照，南京的和平建设经验值得广岛借鉴。此外，战后日本将所有战争责任都归咎于个别极端的军国主义领导人，再加上后期右翼分子对本国加害史的歪曲和篡改，导致普通民众对日本加害史知之甚少，也就更谈不上战争责任了。没有了加害史，缺失了战争责任，又何谈与其侵略过的亚洲各国进行和解?但是，请广岛回想起来，你在成为受害者之前曾是加害者的事实；同时也请记住，只有勇敢地正视其加害史的城市或国家所推进的和平运动，才能真正得到全世界的信服。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
END★同期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