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披露，为何日本政府不愿面对《二十二》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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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的这本书是由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所著，为其中文版写推荐文的是日本第81任首相村山富市。
在推荐文中，村山富市分析，日本的社会整体在进行世代的更换。以前是经历过1945年之前战争的一代人在领导社会，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占据了整个社会的一大半。对于日本而言，竟然出现了由于世代更替带来的变化而引起的开时代倒车的现象。
对这种现象迅速指出并发出警告的是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1990年5月，李光耀先生在法国巴黎演讲时说：“由于德国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所以近邻诸国能够安心。但是日本并不是这样。再过15-20年，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掌握权力，政权交换后，日本很有可能踏上独自行使军事力量的道路。”
李光耀的预言果然应验了。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如今公然宣称抽掉《日本国宪法》核心部分，运用各种方法试图达成改变宪法的目的。对于这种暴行及相关行动，连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也都发出呼声，认为他的做法有些过头。
这本书记录和分析了日本在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态度和成因，最后将问题指向了日本该如何面对历史，而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日本如何面对历史》。在作者看来，从历史中学习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从历史中学习必须正视历史。追究“实际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就成为正确认识本国历史和他国历史的基础。两个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认识上拥有完全一致的见解是困难的，但是构筑共同的基础却是可能的。
《日本如何面对历史》出版于2014年，本书译者李海说出了出版这本书的背景。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内阁诞生，与2006年第一次安倍内阁不同的是，这次安倍内阁右倾思想成员众多，在慰安妇、靖国神社、钓鱼岛、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频频发出令国际社会震惊的言论。
时下，反映日本侵华时期强征慰安妇历史的纪录片《二十二》正在放映，我们为书友摘编了书中所记录的日本政府追查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其中也找到了“她们在等待道歉，日本政府在等待她们死去”的原因。
书摘：
“河野谈话”首度承认慰安妇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相关人权团体的协助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强征“慰安妇”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1991年12月曾经深受伤害的韩国妇女首次向日本政府提起上诉，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谢罪和补偿。受此问题触发，日本政府开始对二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但是因为有关军方资料未被披露，没有找到相关的实质性资料（公文书）。最后在走访调查旧军方人员及原慰安妇的基础上，1993年8月4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发表重要讲话（史称“河野谈话”）并承认日军与慰安妇问题存在关联。当时宫泽首相也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道歉。
“河野谈话”的重点部分摘录如下：
此次调查结果承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广泛的区域设置有慰安所，存在大量慰安妇。慰安所是根据当时军方的要求所设置、运营，原日本军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在征集慰安妇方面，主要由应军队要求的业者担当，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多数哄骗、强制等违反本人意愿的事例，而且，也确实存在官宪当局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的事例。此外，慰安所内的生活是处在强制状态下非常痛苦。还有，被运送到战场的慰安妇中，其出生地除日本之外，来自朝鲜半岛的占了很大比重，当时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下，在慰安妇的征集、运送管理等方面，采取哄骗、强制等手段，总的来说违反了本人的意志。
2007年日本政府答辩书宣称“未找到直接证明军队、官宪参与强征”
该书是这样记载：
政府从平成3年12月到平成5年8月为止，调查相关资料及走访了相关人员，得到的全面判断的结果，即是同月4日的内阁官房长官谈话，而且，到当天发表调查结果为止，政府发现的资料当中并未找到直接证明军队、官宪参与强征的记述。
此答辩书中所指的谈话就是“河野谈话”。也就是说，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政府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答辩中称“河野谈话”中似乎存在不完全的地方，强调了“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军方、官宪”所谓直接显示强征的记述。
侵华日军士兵荻岛静夫拍摄的慰安妇照片
安倍所言慰安妇的“强征”，指的是“暴力绑架”这样狭义的“强征”，无论怎么说，“强行抓走”这样直接的表述在官方资料中毕竟是稀少的。但是，尽管这样，三宝垄事件中显示荷兰人慰安妇被强征的资料，已经被日本政府确定了，显而易见，答辩书的内容是不正确的。
日本提出“慰安妇合法论”，遭到各界强烈反对
时任安倍内阁行政改革担当大臣的稻田朋美曾召开记者会说：“慰安妇制度是对女性人权极大的伤害。”但是，2012年8月31日她在《产经新闻》中公然提出“有关慰安妇问题并不存在强征的事实，当时慰安妇行业是合法的”言论遭到各界强烈反对。她的历史认知在不同情况下可以轻易地变为正反截然不同的认识。
“慰安妇合法”的看法是基于当时公娼制度基础上的误解。1900年制定的《娼妓取缔规则》是否有效暂且不谈，仅从制度而言，如果违反本人意愿即使是公娼制度，也将诱拐女子作娼妓视为违法行为。
战场上的慰安所有民营的，也有军队的，管理慰安所的宪兵回忆道：“如此多的女性成为慰安妇，其中被强征的不在少数”，“不断开设的设施中，这种女性（指慰安妇）竟能轻松补充，真是不可思议”，等等。这些证言表明，即使以公娼制度的存在为前提，慰安妇制度也很难说是合法的。
“慰安妇”问题的本质
1993年在政府公布“河野谈话”的过程中，吉见义明发现的一连串公文书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些资料被公开出版发行，从中可以看出，战前日本的官方机构在召集慰安妇、管理慰安所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关联。
再说具体一点，从公文书中可知，官方机构参与募集慰安妇是内务部应军方要求，向朝鲜总督府发出通知，告知募集慰安妇的人数。由朝鲜总督府方面根据地方分配人数，命令行政机关凑齐数量。而且，官方机构参与慰安所的管理，通常是指在战地军队建设慰安所或者租借已有的建筑物为场所，其使用规则由军方制定，军医负责慰安妇的健康管理（具体指性病检查等），使用兵士须接受宪兵监视。
因此可以说，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官方机构有着密切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接下来的问题，在慰安妇的征集过程中是否存在强制性？
日军慰安所的使用规定
经常有人主张说慰安妇不是强征的，而是自愿应征而来。确有自愿应征而来成为慰安妇的人，但这些几乎都是日本国内从事卖春职业的人，大部分的慰安妇并不是卖春妇。在日本，有人说慰安妇大都原本就是卖春妇。这是明显的错误。日本方面应军方要求，募集未感染性病的女性，性病若在军队蔓延，必然导致战斗力下降，所以慰安妇的召集尽可能排除卖春这样职业的人。
说到底，慰安妇问题的本质并不是诱拐强征或商业行为，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殖民地、占领地的官方机构用强权或欺骗的手段，至少是违反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将慰安妇征集而来。当然这里面，如前所述，或许有自愿成为慰安妇的人，但本质上，是官方机构的间接强制，即根据各个行政区划来分担征集人数，通过官方权力强制达成目标。
除了官宪参与其中的慰安所，还明显存在制度外的慰安所和慰安妇。比如，在中国战场前线附近，虽没有设置正式的慰安所，但从纪录片电影《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中可以看到山西省的事例。驻扎的日本兵监视当地妇女（或者是接受当地豪强提供的女性）使之成为慰安妇。虽然不是制度内的慰安妇，但日军绑架这些妇女到日军碉堡或在附近的民宅中对她们进行长期监禁。日军对监禁的妇女持续使用性暴力，使她们的身体遭到严重创伤，但不对她们施以任何治疗。
慰安所和慰安妇的相关话题，已经是铁的事实，但对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却认为这是有损日本人荣耀的事，将是否存在强征的问题矮小化，将问题的存在本身也试图隐藏起来。人的荣耀不应从无视事实、歪曲事实中得来。
推荐阅读
《日本如何面对历史》
（日）山田朗 著
人民出版社
2014年7月
责编 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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