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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 彭德怀: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彭德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是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曾为他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南征北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军队的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一同走向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回顾彭德怀在革命早期的不屈信念和英勇行动。



1933年冬,在蒋光鼐、蔡廷锴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时候,彭德怀从全国革命战略出发,曾经向中央提出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这件史实的详情至今还鲜为人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辉煌胜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移往瑞金,委任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项英为代理军委主席,统率全国红军。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客观实情,提出红军分兵作战的方针,推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以红一军团为主组织中央军,从正面牵制敌人,把守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北大门;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向东入闽作战,企图从两个战略方向打击敌人,实现革命在江西首先取得胜利。


时年35岁的彭德怀被任命为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入闽,正值1933年7月炎夏时节,酷暑烈日,热得像蒸笼一样。彭德怀顾不上这些,率领参谋人员深入研究地理形势,并根据敌情决定先取泉上,再攻嵩口、清流,调动援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泉上位于闽西宁化县东北,是宁化到归化(今明溪)的交通要冲,也是东方军东进的障碍。


彭德怀根据实情,决定第一仗攻打泉上,调动援敌,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无疑是正确的。但中革军委却认为泉上仅是个土堡,弃取与否,无关紧要,故直接命令彭德怀,如要攻打泉上只允许用一个团,其余兵力去夺取各县城。如按这一部署调动部队,将打乱原定围城打援的作战部署,造成被动局面。


彭德怀据理力争,说明以一个团兵力去围攻由敌军一个团和民团数百人据守的泉上,是绝对不行的。彭德怀的作战方案由于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出面支持,才得以批准。


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对手,除福建地方军卢兴邦等部外,主要是新调入闽不久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是由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扩编而成。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曾不顾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阻挠,奋起抗战一月有余,是支有抗日光荣历史和颇具实力的部队。总指挥蒋光鼐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弃职而去。蔡廷锴升任总指挥。



7月中旬,彭德怀指挥东方军一举拿下泉上后,中革军委为扩大战果,命令东方军前去攻打该军七十八师驻守的连城,限期拿下。彭德怀经过实地观察,发现进攻连城,东方军处在仰攻位置,难以攻克,提出先攻朋口,调动连城守军出援,于运动中予以歼灭的方案,经过一再陈述理由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作战方案方得批准。


实践证明彭德怀方案是正确的,东方军顺利地攻占了朋口,歼灭敌军七十八师两个团。师长区寿年不得不将驻扎连城的部队收缩至城内,急电十九路军请示对策。十九路军总部惟恐全师被歼,急命弃城,撤往永安。


敌军被调动出城,东方军于姑田与弃城逃走的区师接火,一阵猛打,敌军大乱,夺路而逃。东方军尾追不舍,至小陶又歼敌一个团,余敌逃到永安。区师惨败。此役是十九路军在反共历史上受到的一次最大的打击,其领导人十分震惊。


由于彭德怀的正确的作战方针和卓越的指挥艺术,东方军取得了东征入闽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1933年8月8日,东方军全体指战员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嘉奖。


不久,彭德怀又受命率东方军北进,执行东征入闽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东方军迅即北进,接连攻占了闽江上游顺昌的洋口和延平的峡阳两个重要港口,隔断了顺昌与延平联系,并包围了将乐。被围之敌向福州十九路军告急,请求增援。


9月,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亲自率部,沿闽江两岸向延平增援。其第六十一师在增援途中与东方军遭遇,号称十九路军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三六六团全部被歼。东方军缴获大量物资,取得截击敌人的胜利,创造了在运动战中以一团兵力消灭敌军一个团的战绩。


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作战以来,从敌我实情出发,深入前线,掌握敌情,依靠群众,创造条件,调动敌人,围城打援,于运动中巧妙歼敌,接连取得了胜利。


十九路军在闽与东方军交战以来,连吃败仗,遭到严重打击,虽动员七八万兵力布防于前线,仍是防广兵单,捉襟见肘。总指挥蔡廷锴等人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命令,继续“剿共”,不仅不能取胜,还有被歼的危险,同时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又不断加深,官兵不满打内战的情绪与日俱增。蔡廷锴等为寻找出路与上峰陈铭枢等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军队联合抗日的号召,把反共转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随即派代表携带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前往王台与东方军联系。


9月下旬,彭德怀在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并以诚恳的态度,本着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派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的精神与陈会谈。同时给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等写了亲笔信:对十九路军在国难当头能响应共产党一月宣言,寻求与红军合作的态度表示欢迎,晓以反蒋抗日大计的意义,并请他们正式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党中央谈判。此事关系重大,彭德怀立即将蒋蔡给朱毛信的内容和与十九路军代表会谈的情况电告中央分局和中革军委。


彭德怀从平江起义后,一直与敌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敌人营垒会出现分裂,有人谋求与红军合作没有思想准备,但却觉得这对红军有利,谈判可延缓同其决战的时间,也有利消灭在闽的地方军队,取得闽西北各县。因此,虽然对谈判前途如何,未寄予多大希望,但他却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出现。


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等看到彭德怀的信,十分高兴,对于同红军联合反蒋抗日充满希望。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携带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朱德、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瑞金与中共谈判,并一再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谈判过程中徐名鸿、陈公培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接见。


不久,十九路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到已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2日,发动“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树起反蒋独立旗帜。


彭德怀在安排十九路军与中央谈判过程中,加深了对建立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力主支援福建人民政府。他还看到如果不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一翼就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桥梁。他主张利用蒋介石与该军兵戎相见的有利时机,打破国民党蒋介石正在准备的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


关于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在总结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敌人集中50万兵力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向中央苏区进攻的新情况,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此时夺取反“围剿”的胜利,靠内线作战已不可能,红军应当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外线无堡垒区即敌之内线作战。因此,他向中央提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迅速向苏浙闽赣边境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为依托,威胁南京国民党老窝和财政经济中心上海、杭州,以迫使国民党从前方抽回部队,保卫他的政治经济中心不受威胁。”


彭德怀向中央提出的这项十分重要具有战略性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同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下述论断是完全一致的:“‘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今天重温这段往事,不单是对历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感叹。重要的是,这段往事可以使我们从中感受到彭德怀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直抒己见,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



本文摘编自《中国的红星》《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图片来自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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