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洲：听张国光老师讲“我们的观点”

张国光先生

张国光先生是我本科阶段的老师，从1978年秋至1979年夏，张老师给我们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78级的同学讲了一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讲到魏晋南北朝。张老师当时五十多岁，中等身材，体形消瘦，戴着眼镜，拎着公文包，一上讲台，精神抖擞，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拖堂一二十分钟是常事。

他讲课的口头禅是“他不懂”、“我们的观点”。他给我们讲《论语》、讲《庄子》，讲《诗经》、讲《楚辞》、讲《史记》，文字比较古奥的作品，他会作一些串讲，让学生读懂文本。重点放在作家与文本分析上，每讲一家，先批评学术界的一些流行的说法，往往都是一些名家的观点。再讲他本人的看法，就是“我们的观点”。

几乎每个作家、每部作品，他都有新观点，真是让人惊讶。板书是他的短板，恕我不敬，张老师的字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一些生僻的字词，人名地名以及重要的引文，他会写在黑板上。有时写完之后，看看，不满意，就用手连带袖子把它擦掉，重写一遍。再看看，满意了，接着讲。在学生看来，第二遍并不比第一遍写得好。

 他讲的是第一段文学史，却并不只是讲这一段的作品。讲着讲着，就讲到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在他的课上听他讲过杜甫、讲过韩愈、讲过《水浒传》、讲过金圣叹、讲过《红楼梦》。学生课后向他请教，如果不理解、不接受他的观点，他会花很长的时间，耐心细致地给你讲解，直到你接受为止，至少是口头表示接受，否则别想离开。他教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从文本和材料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治学经验。

《水浒与金圣叹研究》，张国光著，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

 张老师上课经常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论文，一学期写好几篇，却并不指定具体题目，从先秦到明清，作家作品都可以写，甚至写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也没关系。他总是鼓励学生创新，质疑权威的观点，写出新意。凡是学生提交的论文，他都会认真批改，每篇作业后面都会写一段评语。当时是三个班合班上课，学生有一百多人，还有进修教师，作业批改量非常大，不知张老师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不仅如此，他每次将作业批改完毕，都会从中挑选十几篇写得比较好的论文，出一期墙报。让书法比较好的同学用白纸把这些论文抄写出来，贴在文史楼门口的墙上，一贴就是整整一面墙，让感兴趣的师生阅读。课余时间，墙报前总会聚集一群人，看我们年级同学的论文，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

 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新观点，都是他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张老师学术的高峰期，或者说，是压抑了十几年的喷发期，他发表了一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

他当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金圣叹翻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1964年，张老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与公盾同志商榷》的论文，认为金圣叹不是封建反动文人，而是“封建文化的贰臣”，“封建政权的叛逆”。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歪曲，而是强化了革命主题。”时值文革前夕，张老师的学术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且不允许发表答辩文章。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张国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张老师恢复了发表论著的权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先后发表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有比较才有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等十多篇论文，并于1981年结集出版了《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提出金圣叹不仅是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而且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调子越唱越高。

张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策略，我就当面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只有充分肯定金圣叹，才能摘掉他头上的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张老师有些学术观点并不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当下的学者很少还称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大多肯定金圣叹在小说、戏曲批评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文学批评家名副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张老师的多年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湖北大学附中教书，附中与大学相距不远，只有一站路。有时周末会去湖大看望张老师，一般是晚饭后步行过去，在他书房坐下，没有寒暄，也不闲聊，就像上课一样，听他讲最新的研究成果，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与同事田绍文兄一起去看他，从傍晚七八点钟，一直讲到次日凌晨一点多。附中晚上十二点锁校园大门，值班的老师傅锁门睡觉之后，决不起床开门，好在大门是两扇铁栅栏，我们只能翻栅栏进去。

附中同事也是77级师兄谭文祥调到《武汉青年报》当编辑，约我写一篇张老师的专访。我与张老师长谈之后，写出初稿，请他审定。他对初稿不太满意，记得我在文章中形容张老师的论文在学界的反响，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波澜。张老师认为与实情不符，不是扔下一块石头，而是扔下一颗炸弹；不是波澜，而是惊涛骇浪。不过张老师还是同意稍作修改后发表，修改稿中是否采用了扔下炸弹的比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古典文学论争集》，张国光著，武汉出版社1987年版。

1985年秋季，我离开了武汉，先后在北京、烟台、南京等地求学、教书，与张老师的联系少了。我所学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研究兴趣集中在古代小说方面，与张老师的研究领域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张老师的帮助与提携。

张老师经常主办学术会议，我在烟台大学任教期间，硕士刚毕业，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也没有发表几篇论文，更谈不上出版学术专著，却多次收到张老师寄来的会议邀请函。我记得参加过两次他主办的会议，一次是在湖大举办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在荆州举办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三国演义》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还收入了会后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烟台大学学报》的文学编辑刘国宾先生曾委托我向张老师约稿，张老师爽快地将他的论文《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交给《烟台大学学报》发表，该文发表后，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我在南京读博士期间，听说张老师到南京出差，当时正好有事找业师谈凤梁先生，闲谈时提及张国光先生来南京一事，谈老师非常热情地邀请张老师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客，并让我带车去接张老师。我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等了近一小时，没有接到张老师，只好空车返回。事后得知，当时张老师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专家座谈，忘了到南师大的事情。我也错失一次与张老师见面讨教的机会。

《金圣叹学创论》，张国光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博士毕业后，工作生活十分忙乱，一个人带孩子，我有七年时间没有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几乎与外界隔绝。有时回湖北老家，也是匆忙从武汉经过，没有时间去见张老师，潜意识中也许还有躲避张老师问我学术研究状况的意图。

张国光老师逝世的噩耗，还是从网上知道的。这些年，我还是经常想起他，给本科生讲小说评点，给研究生讲小说研究史时，我会给学生介绍张老师的学术观点，备课时还会翻阅张老师的著作。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生命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终结，但他的著作会长存人间，泽被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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