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类书与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类书的文学观念》序

吴承学

 魏晋以还，因诗赋事类之需，类书日盛。经籍深富，浩如江海，类书包罗万象而分门别类，便于检寻征引，既有利作者用典，亦有助读者寻典与释典，故为广受重视。

20世纪以来，类书与文学的关系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闻一多先生在《类书与诗》一文中，首次集中讨论了类书与初唐诗歌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台湾学者方师铎先生的《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在此研究思路上进一步探讨类书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在闻一多先生开创的“类书与诗”基础上，不断深化与拓展对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吴承学先生

 然学术界对类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关注较多，而对类书与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的关系似乎关注较少。类书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类书文献之排列与分类往往代表的是集体之意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意识可能反映出文学与文体的思想观念。与一般的文学批评专论或专著不同，类书不主一家，其批评观念更能代表当时的集体意识与普遍知识。因此，通过类书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具有相当独特而且是无可代替的意义。

 类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主要从类书的分类体系以及对前代文献的取舍标准两个方面得以体现。

类书之要，在其分类，分类可以反映出古人的知识体系观念。虽然，诗文评与文学总集更集中地体现编著者的文学观念，但综合性类书中文学部类的设立不仅能够反映出“文学”在古人心目中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其编排次序与体例也体现出当时的文学与文体学观念。比如“文学”相关部类（文学、文章、儒学）的内容，自然反映出对“文学”内涵的理解，与今人视为文学文章学材料的归属都不尽相同。另外，这些部类中的文体归属与文体划分，更直接反映出当时人的文体分类学观念。不少类书会有意识地收入文学评论材料，这些资料的排列次序与门类归属也能够体现当时的批评标准。选择就暗含着一种价值评价，或者说就带有批评的成分在内。知识分类的背后是一个整体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有传统与固有的框架，但在对知识类目的设置、具体文献的选择上，多少又反映出某些观念。古人也认为有些类书的文献取舍反映出编纂时代的文学风尚。如四库馆臣就认为，明代俞安期编纂《唐类函》一书只选唐以前的典故而不及唐代之后，反映出明人的文学风气：“明李梦阳倡复古之说，遂戒学者无读唐以后书……安期编次类书，以唐以前为断，盖明之季年，犹多持七子之余论也。”可见，类书对文献的取舍标准确能反映当时的文学观念。

吴承学先生近照

 类书作为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其文学观念是隐在、潜藏、难以捉摸的。在诗文评中作者明确标举自己的文学主张，在选本中编者所选的作品代表其美学理想，而类书的内容或只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传统的固有框架中的人类知识而已，与编者的审美理想未必有直接的关系，毕竟类书是以“全”为标准的。因而对类书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不能单纯就选入材料的内容衡量，应与文章选本的有意去取区别开来。

古代类书的编排体例、基本内容、程式分类有传统或承袭性，有大量的文献是必选的、经典的。所以困难的不是说明一种类书体现什么观念，而是体现什么新观念；如何判断这种观念是代表编者的新观念而不是出于类书的惯例。这就需要我们了解类书的承袭性，追溯体例的渊源，才能看出其新意。

《中国古代类书的文学观念》，张澜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多年以来，“类书与中国文学观念”问题一直萦绕吾心，我在一些论文中亦偶有涉及，限于时间与精力，一直未能形成比较系统深入之研究，故寄望于子弟。然不少学生对此或望而却步，或知难而退。我以为张澜君能膺此任，她曾醉心诗词，对类书已有相当的了解。又博闻强识，读书多有心得，故命她以此为博士论文之题。鉴于“类书与中国文学观念”过于宏大，博士期间无法完成，又建议缩小范围，选用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研究。于是，张澜选用宋元之际应用写作型的类书《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与中国后期最大的综合型类书、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中心进行研究。此研究虽然范围有所局限，然相当深入，颇多创见，可以小见大，“类书与中国文学观念”于此可见一斑也。

吴承学先生近照

 张澜乃雅洁聪颖之人，自幼受文史熏陶，偏爱古文辞。酷喜读书，好学深思。尝从京城赴岭南求学，从本科至博士，皆从余问学，前后十年之久。博士毕业回京城工作，未几，旋辗转欧洲、澳洲诸大学游学、工作，于今五年矣。她经常电邮驰书，叙游学之艰辛与快乐，不时寄来游历异国名胜照片，静谧高洁，绝似世外桃源，颇契其心境。最近，张澜来信谓博士论文即将付梓，求余作序。重读此文，不禁回想她负笈岭南的历历往事。此论文是她在中山大学的最后一份作业，学术上也许尚未臻至境，但对于我们师生来说，却是一份弥足珍重的纪念。

壬辰白露序于康乐园郁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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