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兰：哈佛及海外汉学家中国文学研究何以卓越之我思我见

 哈佛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如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教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曾被认为是国际第一人。王德威教授师承夏正清，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他在国内的影响也很大，拥趸粉丝无数，每次来国内演讲、做讲座都是人满为患，盛况空前。

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哈佛东亚系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唐诗研究，也被国内外广为推崇，他在国内大学的讲座，更是受到了国内学生众星捧月般的欢迎。

 相对而言，名气不那么大的伊维德（Wilt Idema）教授，其研究成果其实相当可观，他在元杂剧研究、中国宝卷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资料时，有一次和一个图书管理员聊天，他对伊维德教授推崇备至，告诉我说伊维德教授其实是哈佛东亚系的首席汉学家。

 我在哈佛的导师李惠仪（Wai-Yee Li）教授在《红楼梦》研究、《史记》研究和《左传》研究方面，也是成就斐然，著有《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 Wai-yee Li. [monograph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帝国晚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与国难》（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等书。

李惠仪（Wai-yee Li）著《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伤》书影。

 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很多都是从翻译入手，或者将翻译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如宇文所安近年在从事《杜甫全集》的翻译，另外他也翻译了不少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如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 to 1911）里面的很多作品就是他翻译的。李惠仪教授近年来在从事《左传》翻译，与杜润德、史嘉柏合作英译了《左传》。

 伊维德教授翻译的作品不甚枚举，著名的如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奚如谷合作的《西厢记》的翻译（The moon and the zither：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合著合译的《1100到1450年间中国戏剧》（Chinese theatre 1100-1450：a source book）。近年来伊维德教授持续从事对早期剧本、宝卷、民间歌谣、地方戏的翻译和介绍，涉及到的题材有客家族的歌谣和民谣、天仙配故事、赵氏孤儿和其他元杂剧、杨家将故事、三国故事、目连故事、梁祝故事、木兰从军故事、董永故事、早期元杂剧、观音戏、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白蛇传、桃园三结义故事、江永女书等，涉及到的体裁有元杂剧、宝卷、歌谣、地方戏、传奇、叙事诗等，自从2007年以来每年出版著作二至三部，笔力之勤和成果之众，令人叹为观止。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主要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是为了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一定意义上，是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

 另外，在西方课堂上讲授中国文学，面对大多数不懂中文的西方学生，为了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最必要的一个步骤，也是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如李惠仪教授在讲授《红楼梦》研究这门为本科生开设的课时，让学生带的教材是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石头记》翻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而不是中文版的《红楼梦》，因为这些西方学生有的并不懂中文，也不能阅读中文，他们只是想要了解《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思想和内容，阅读霍克斯的翻译本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不需要去读中文本。了解了这个情况，就知道翻译这一步对于海外汉学是多么重要的。

 但在研究生的课上，还是以中文原著为主，因为授课教授会要求选这门课的学生至少有两年以上学习中文的基础，才有资格选修。因此，学生在课前进行中译英就成为重要的一项预习内容，有时上课就是成段成段的中译英，如田晓菲教授讲授中世纪自传文学的课，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课都是如此。学生在课堂上把本次课所要学习的文本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之后再由教授和学生共同讨论对文本的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在国内的课堂上我们不会做这种练习，国内的学生读中文原典都读得很快，我们自认为这是母语，理解没有障碍，但正是因为快，便会把很多关键的细微的东西轻轻放过。但如果你要将一段文章，一句诗词翻译成英文，就不能存在一带而过的问题，你必须细致地理解原文每一字每一句的意思，才能准确恰当地翻译出来。其实翻译的过程，有点类似于训诂的方法，一字不可忽略，这也就是西方学者在理解中文原典时，有时反而比国内学者更具有优势的原因。他们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理解得会更为精确、细致、透彻。这种学术训练相对于国内的感性式的解读和体验而言，具有更为精确、科学、理性的特点，对学术研究来说，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值得国内学者学习。

 当然，国外的课堂上，也会存在误读的问题，这种误读，大多数属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还有一种误读，属于诗词和文章中的难点，即使是国内的学生也不能避免，一旦这两种误读克服了，对整首诗词或整篇文章的理解就豁然开朗了。但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导致的误读并不普遍，众所周知，在西方高校东亚系的课堂上，有很多教授都是华裔，对这些教授来说，并不存在文化差异的问题，他们大多都是在国内出生、长大，很多都是在国内受的大学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深造，而其他的非华裔的东亚系的教授，也是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中国学的研究，早已经变成了十足的中国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学早已经理解得入木三分，中文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第二母语，因此，文化障碍并不是很严重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再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用中文和英文两种工具和利器来同时研究和理解中文文本，就会是如虎添翼。将文本细读、科学分析、理性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得国外学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更加客观科学。这就是西方汉学家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时，有时比国内学者更加卓越的一个原因。

奚如谷、伊维德（Stephen west and Wilt Idema）合译《西厢记》（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1995年版）书影

 另外一个原因，是西方汉学家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时视野更为开阔、知识解构更为全面。很多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时，都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东西比较的眼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他们的研究领域都很广泛，不像国内学者大多只是专攻一个领域，一个研究方向。

 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外大学东亚系教授人数有限，学校要求你开的课就比较广泛而全面。如宇文所安教授所开的课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开世界文学课程。田晓菲除了她擅长的六朝文学之外，也开《三国演义》的课程，开文革研究的课程。李惠仪教授开的课程，既涉及先秦，又涉及明清，如我在哈佛的一年她开的课就有《红楼梦》研讨、《史记》研讨，还有元明清文学史。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类似于国内的通识教育。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都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储备，例如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申请者，一般所掌握的外语都在七门左右。而教授们的知识面和学术兴趣点也很广泛，很少会像国内的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局限于一个阶段的文学或者一种文体。

 如已经从哈佛大学东亚系退休的伊维德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早期戏剧、中国早期通俗小说，宝卷、弹词等，基本囊括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所有范畴，同时，他也涉及《庄子》和诗词研究，此外，伊维德教授还涉足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明的传播研究、女性文学作品研究等。他近年来出版的著作，除了中国民间传说在中国早期戏剧中的反映的翻译和介绍之外，还涉及到对宝卷、江永女书、客家山歌和民谣的研究和翻译。

 学术领域的广博，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广度和互融性，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如伊维德教授2014年出版的《被复活的骷髅：从庄子到鲁迅》（The resurrected skeleton : from Zhuangzi to Lu Xun） 一书，就是将有关人与骷髅对话这一题材的系列中国文学作品进行了翻译和对比研究，这样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各种审美风格包括雅文学和俗文学的所有文学作品放在一起对比研究就很容易能发现问题，也是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方法。

东西方文学的对比研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如伊维德教授的《睡情谁见? ——— 汤显祖对本事材料的转化》这篇文章着眼研究《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她的父亲杜宝的关系，认为杜宝对杜丽娘的强制的管制有着一种父亲对女儿的爱恋和独占欲望，他利用了西方文学中的玫瑰公主这一文学形象，来印证他的观点。这种解读虽然大胆，很难会被国内学者接受，但这种探索方法无疑很可贵，也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杜宝、杜丽娘、柳梦梅剧中的人物关系。

 同时，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能够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问题。2013年春季，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哈佛访问时，王德威教授曾经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四楼的一个小会议室内举行，会上的重要议题就是谈及少数民族和汉族中心主义的关系，两位教授均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都是集中在汉族大一统的本位主义，很少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他们提倡和呼吁中国的文学研究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要跳出自己的圈子。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对清史的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观点。他认为对清朝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只集中在对汉语文献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满语文献的应用，大量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满语写成的，再从满语翻译整理成汉语，因此满语文献才是第一手的资料，如果细心去研读满语文献，可能会发现不同的问题和角度。

 哈佛燕京学社前任社长杜维明教授2013年春季在哈佛做过讲座，重点也是讨论中国文化圈子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包括中国本土的文化，还包括广阔的外围圈。中国文化是由三个圈子构成，第一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新加坡等地所存在的文化，其次，流亡在海外的华人圈子里的海外文化，另外还有关心和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士所传播的文化，文化和地域不存在绝对对等的关系。

 2013年春季，葛兆光教授在哈佛大学做过一次讲座，讲述如何从朝鲜使者的文献中认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问题，即外国人是怎样认同中华文化的，李朝的使者对清朝是不认同的，认为他们自己才是小中华，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保存者，而清朝则胡虏，是异族。他们以明朝的遗民自居，采用崇祯年号纪年。从周边看中国，也是葛兆光教授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的观点。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可贵性，在于能跳出中国本土这个圈子，从中国之外来看待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学，也许会更为客观更为全面。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基本上都具有这种视野。他们从海外看中国，从西方看东方，也许会看得更为客观全面。跳出来，很多问题反而就很容易理解了，也会得到一种新的视角和观点。

 第三，是西方文学研究能够很好地及时利用西方所通行的一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如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

 如女性主义在西方比较盛行，所以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的关注程度相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就更高。如伊维德教授和管佩达（Beta Grant）教授合作出版的《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The Red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便是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Chang,Kang-i Sun）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著有《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一书及《中国女性诗人：从古代至1911年的诗歌及批评选集》。哥伦比亚大学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的《灰姑娘的姐妹：缠足的修正历史》、《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化》、《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更是研究江南女性文化的力作。李惠仪教授的《明清之际的女子与国难及其回响》、《帝国晚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与国难》（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等论文和著作就是着眼于女性的研究。

 创伤理论也是西方文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如伊威德教授和李惠仪教授编著的《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一书即重点谈及了创伤的问题，王德威教授的《“头”的故事—历史、身体、创伤叙事》一文中也重点谈到了创伤问题。另外，还有男女易装的现象，也是李惠仪教授近年来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其2014年出版的《帝国晚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与国难》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发。

 其他如物质和科技的进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是西方汉学家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一贯较为关注的，如田晓菲教授和宇文所安教授对手抄本在文学传播和经典化形成中的作用的关注，再如由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合作主编的《剑桥文学史》中有很多章节涉及到印刷术、出版业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对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影响等，这种视野和眼光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方法和角度的多元化，使得文学研究多元化，而不会被限制在一个角度和一种思路，从而导致难以为继的状况。

 第四，国外的文学研究，非常重视对原始文献和各类文献的全面使用，如欧立德教授的清史研究就充分全面利用清代的各种资料，有随手登记、清实录、起居注、地方志、大清律令、民间说唱、戏曲资料等，同时，除了对汉语文献的利用，还充分利用满文文献、蒙古文文献等等，材料占有的第一手性和全面性，导致了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这个特点也值得重视。伊维德教授很注重对宝卷、说唱、弹词、俗赋等材料的运用，其目光也就比较独特。

 第五，相对于国内文学研究长期以来雅俗分野的传统，雅文学研究占据主要地位，通俗文学如戏曲和小说处于次要地位的局面，海外汉学更加注重俗文学的研究和民间文化的研究。伊维德教授长期关注于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说唱、小说、戏剧等都是他所研究的重点。田晓菲教授既研究六朝诗歌，同时也研究《三国演义》，尤其对新兴媒体中的三国题材，如网络游戏中的三国人物，电影、电视剧中的三国等倾注了心血，这种视角也值得称赞。宇文所安专攻唐诗，同时也对十六、十七世纪的戏曲颇有兴趣。

 此外，海外汉学家也比较重视地方区域性的研究，如哈佛大学东亚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比较注重研究明清时期东南地方的发展历史。国内学术界大多数较为重视主流思想和学术流派对文学发展形成的影响，如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受到了绝对的关注，而西方汉学界则较为关注民间宗教的发展和形成等、民间宗教和儒释道三教的差异等问题。

伊维德（Wilt Idema）著《爱情、贫苦和旅行：客家传统山歌和民谣》（Passion, Poverty and Travel: Traditional Hakka Songs and Ballads，2015年版）书影。

 概而言之，海外汉学家的研究除了关注大传统的发展之外，也会重视对小传统的研究，较为关注区域性和民间性的研究。因此，很多学术研究都是将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典型的如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即是如此，着眼点不是主要放在戏曲文本上，而是戏剧中反射出来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对戏剧的表演和舞台更具有兴趣。国内的研究则一贯是重雅轻俗，较为关注属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大传统，而忽略属于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小传统。

 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政治、文化都比较关注地方文化、地方经济、地方教育、个别性的作用，倾向于看到差异性，而我们国内的研究则倾向于看到大一统中央王朝统治下文学呈现出来的共性。其实，即使在同一个时代的统治下，京畿区域的文学创作和地方区域的文学创作，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和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也是有着区别的。相对于西方汉学界，国内的文学研究较少地关注这种差异性和区域性，更多地关注整体的特色。文人圈子和下层百姓的圈子是完全不同的，审美品位和取向也有很大的差别。要具体地看待这种差异，并进行研究，我们的文学研究才是全面的，动态的，活泼泼的。

 前哈佛大学汉学家伊维德教授近年来就颇为重视研究河西宝卷等流行于丝绸之路地带上的文学，也是认识到了民间文学的这种自足性和与正统文学的差异性。民间的和官方的到底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和下层百姓的文学有什么关系？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何能够生生不息，为何能够绵延不绝，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如果只关注精英文化，不关注民间文化，我们就很难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来。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是否存在着互动，如果有，相互之间又是怎样发生着相互的影响？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在民间怎样发生着影响？民间宗教和儒释道三种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民间宗教奉行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与正统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等的还是存在着差异性，有何种差异性？

 这都是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必须要关心的问题。老百姓的问题是大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除了由少数士人精英保持着礼乐文明的传统之外，还与民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能忽视儒家的礼乐文明和礼乐思想在民间的传播。

 此外，相对于国内的研究倾向，西方学界关注叙事文学而不是抒情文学的一个原因，还与西方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兴趣有关系，一般来说，西方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兴趣大于抒情文学的兴趣，对俗文学的兴趣大于雅文学，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叙事文学有故事，有情节，容易接受。因此，中国的小说和戏曲在汉学家中很受欢迎，而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唐诗则因为其需要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和积淀才能理解，一般的西方人，对东方是陌生的，对东方文明的传统也较为陌生。

作者于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

 我在参与哈佛迷你课程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例如对中国的律诗，很多美国的学生就评价不高，觉得不能理解，也不能欣赏，认为中国的律诗篇幅较短，格式固定，思想容量较小，境界狭窄，所描写的意象大多是自然界常见的花、树、月、风、草、虫、鸟等，社会意象较少，境界不大，而且意境比较孤独，清冷，逼仄。

 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解也是如此，我曾在哈佛寒假的迷你课程中，请我的老师，哈佛大学主修音乐的一位美国博士生，听中国传统音乐《高山流水》，老师听完后说，这首曲子听上去是孤独的，而实际上只要对中国文化略微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高山流水即代表着知音之赏，怎么会是孤独呢？这首曲子里面存在着一个自足的世界，自我完满的世界，在这里面个人与山水之间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表达的不是一种孤独的感受，而恰恰相反，是人和大自然和宇宙的一种完全的契合，是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愉悦、适意，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自然观的体现。

 但西方人不明白，这可能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和自然是一种对立斗争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而东方文化，则是一多不分的。人和大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个人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个人就代表着一个小宇宙，人在自然中是一个完满的自足体。这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得考虑到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利用西方之长，保存东方之长，只有将两种传统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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