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顺夫：游戏人之典范——缅忆恩师高友工先生

 我第一次听到“高友工”这个名字是在一九六六年秋天。

高友工先生

那时我在母校东海大学英文系当助教，与后来知名国际中国研究界的蓝德彰（John D. Langlois Jr., 1942-2010）、姜斐德（Alfreda Murck）及雷朴实（Bruce L. Reynolds）三位正在系上教英文的美国年轻学者同事（我和这三位美国朋友相聚之缘分并不尽于此。后来，蓝德彰及姜斐德在普林斯顿分别攻读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史博士学位的时间，跟我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时间，有部分交互重迭；而我去密西根大学执教时，雷朴实还在那儿攻读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经济”博士学位）。

蓝德彰教授

那时我已经开始考虑向一些美国大学研究所申请入学，以便继续研究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我知道蓝德彰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后又刚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修了中国历史的硕士学位，于是我便向他请教赴美留学的事情。

蓝德彰说：“如果你的留学计划包括中国文学，最好的地方是普林斯顿大学。在那所常春藤老学府讲授中国文学的高友工先生，是一位极卓越的学者、西洋古典音乐及芭蕾舞的酷爱者、会做一手好菜的厨师、以及非常有趣并待人亲切和蔼的人。”

我很清楚要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的机会微乎其微。可是听了蓝德彰这么说，有一个给像高友工这样的人指导的机会，无论如何，实在是令人无法抗拒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高友工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

虽然我心中不怀任何奢望，但还是把尽心尽力准备好了的申请书和所需文件一并寄到普大研究院去。作梦也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竟然收到普大东方研究系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系主任来信，说该系录取我作研究班学生，并提供学、杂、生活等费用的全额奖学金。（普大东方研究系于1969年分成“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和“近东研究系”(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两个学系。）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在抵达普林并搬入研究生宿舍后的某天下午，我去位于东派恩楼（East Pyne Building）地下室的高友工先生办公室，跟他第一次见面。

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记得，在这首度见面时，高先生给我的亲热欢迎以及极为有益的学业指导。此外，还有这两件也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挂在高先生脸上的笑容，和堆满他整个办公室的不可思议之多的书籍。

高友工先生

我从来就没在任何人的办公室里看到过这么多书，同时我还注意到，有很多是属于人文学科诸多不同部门的英文书籍。我记得，当时我按捺不住心底的好奇，冒昧地问了一句天真（其实是颇为厚颜无耻）的话：“高先生，您都读过这些书了吗？”高先生先放声大笑，然后回答说：“还早呢。不过，我知道大部分书里的大致内容。关于书籍，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们的大致内容，才能备而不用。”

这第一次见面以后，我有无数次再到友工师办公室去向他问问题，或请求指点，他总是从书架上取下适当的书籍来说明他的论点。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到美国西部的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暑期班去读二年级日文。友工师要我临行前去见他，我于五月某日到他办公室去，谈了大约半个钟头的话。

友工师准备了一张含有二十部左右英文著作的书目，要我带去，利用学日语剩余的时间，好好地去细读这些重要书籍。

《批评的解剖》英文版

书目所录的都是近代西方思想、文论、和文学批评大师的著作，如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的《论人》(An Essay on Man),、朗歌 (Susanne Langer) 的《哲学新调》(Philosophy In A New Key) 和《感情与形式》(Feeling and Form)、 奥思汀 (John Austin) 的《如何用文字来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奥尔巴哈 (Erich Auerbach) 的《模仿》(Mimesis), 以及傅瑞 (Northrop Frye) 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等。

对我来说，书目所列的大部分是我陌生的书籍。傅瑞的《批评的解剖》则是一个例外，因为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季修的“文学批评史”(History of Criticism) 课上，英美文学的指导教授李滋先生 (Walton Litz, 1929-2014) 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当然，那时该书我还没有从头到尾读过。

《批评的解剖》中文译本

友工师把他开出的书，简单地一一介绍，并从杜甫⟨戏为六绝句⟩第六首最后一句，引出“转益多师”四字来强调，要我不要一味遵循他的路数，而务必努力去拓宽自己的视野才好。

我花了不止一九六八年一个夏天，才把那二十部书读完。读过这些经典著作以后，我感觉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自己可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了。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在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遇到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出来的访问学者张亨教授（1931-2016）。在得知我是高友工的学生后，这位一向仰慕高先生的张教授，对我叙说了关于我老师的几个故事：

董同龢先生

高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晚期跟随父母离开中国到台湾来，而于一九四九年初注册入读台大法律系。

有一天，他去听了董同龢（1911-1963）先生的课以后，就决定转读中国文学系。

我忍不住问张亨：“聪明绝顶的高先生，怎么会只旁听了一堂董先生的音韵学后，马上就决定从法律转读中文系呢？”张亨回答说：“高先生一定是在那堂课上被董先生的治学方法所吸引的吧。我自己在台大中文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也修过董先生的课。我最佩服董先生的，倒不是他有什么渊博的学问，而是他的新颖的、富创造性的、严谨不苟的治学方法。”

根据张教授所言，董同龢最喜欢的学生就是高友工，可是董先生知道，具有多方面兴趣与才华的高友工，是不可能跟随他去专研语言学的。

《汉语音韵学》

除了跟董先生学习外，高先生也跟当时在台大任教的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大师上过课：他修过王叔岷的校勘学、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戴君仁和郑骞的中国诗歌、方豪的宋史、方东美的美学和人生哲学等等。

张亨说，他从来没看到有本科生，像高先生一样，跟那么多在台大的杰出中国人文学科教授们修课。我讲述这几个故事的目的，首先是，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来说，董同龢的“失”（未能把一个卓越的人才留在语言学境域里之“损失”），正是我们的“得”（能有像高友工先生这样有学问及才华的人当导师之“得”）。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其次，我要特别提出，董同龢在高友工身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可以用“治学生涯里，往语言转向”的影响。因为在高先生的学术论著中，语言总是占据了中心位置的。

我于一九七二年秋天通过了《姜夔（约1155-1221）词的结构研究》博士论文的答辩。答辩会后，我和论文指导老师友工师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会儿。

《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

他说，他觉得我的论文和答辩都做得还不错。接着，他问：“你看过沙塔克（Roger Shattuck， 1923-2005）的《宴会年代：一八八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前卫艺术风格的起源》吗？”我说：“没有。”

他说：“你应该去读一读，看看能否从中得到启发。这是一部关于近代法国绘画、音乐和文学里四位看似不重要的人物的研究。沙氏有力地论述这四人的生涯综合起来，却能比一位同时代大人物的单一生涯呈现出一幅更为完整的、他们所处的时代之风貌。”

《宴会年代：一八八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前卫艺术风格的起源》

因为姜夔不是宋朝文化里的大人物之一，所以我非常诚恳地接受友工师的建议，于论文答辩后不久就去买了一部沙塔克的《宴会年代》。

记得那年秋天，我一开始读那部书，就被其魅力吸引得不忍释手。这本书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其内容，而是沙氏的广阔视野，以及精彩迷人的描述和剖析问题的手法。

《宴会年代》对我摆脱僵硬、刻板、而又狭窄的形式分析的研究途径，真有莫大的帮助。我也从阅读沙氏的书深深体认到，好的学术写作不必老是既严肃又枯燥无味的才行。

《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

我希望上面这几段简短的记述，已经足够展示我是多么地幸运，能有高友工先生这样贤明的人来做我的老师。

我要怎样来描述高先生为人师的特性呢？根据我多年从友工师游的经验来论，我觉得高先生是绝对符合他最敬佩的文论大师傅瑞（Northrop Frye，1912-1991）所提出的“理想老师”（ideal teacher）的理念的。

高友工先生手稿

傅瑞的“理想老师”是怎么界定的呢？当代学者佛斯特（Graham Nicol Forst）曾从傅瑞的众多著作中、摘取有关的论述来给“理想老师”做了如下的概述：“傅瑞的理想老师 ⋯⋯ 是课堂里的游戏之人，提供给学生游戏的能力与常规，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说想说的话、去做想做的事。”

我觉得“课堂里”这三个字应该改成“课堂里及其他场合”才恰当，因为教导和学习并不只是在课堂里才能产生。事实上，我从友工师学到的知识与治学方法，在课堂外并不比在课堂内少。

根据佛斯特，在其讨论文化、教育、宗教、以及文学批评的文字里，傅瑞主张：“人类有从‘智人’(homo sapiens) 里脱颖而出、再以‘游戏人’出现的必要。”

《唐诗的魅力》

傅瑞的“游戏人”观念来源自贺威行卡 (Johan Huizinga, 1872-1945) 出版于一九三八年的《游戏之人：文化中游戏要素之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这本书。

《游戏之人：文化中游戏要素之研究》

傅瑞和贺威行卡两学者，用“游戏”(play) 来表示“一种颇有意识地放置于普通生活之外、并不严肃的自由活动”，一种“与物质利害无关，因此从中全无利益可求”的活动，也是一种“在其本身的时空境域里，依照固定的规则”去着手进行的活动（此段所提所有佛斯特的论述，请看 Graham Nicol Forst, “‘Frye Spiel’: Northrop Frye and Homo Ludens,”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36.3 (Sep. 2003): 73-86）。

《庄子》

近于半世纪前，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友工师就曾把贺氏讨论“游戏”的书介绍给我了。可是，我是多年后着手比较正经地研究中国古籍《庄子》后，才开始欣赏贺氏的“游戏”概念，因为《庄子》可说是强而有力地提出“一切皆游戏”(all is play) 的一部巨著。

关于《庄子》的“游戏哲学”，王夫之 (1619-1692) 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指出来了。王氏在其《庄子解·逍遥游》 篇的总论里，劈头说：“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一句话就把庄子哲学的精髓给展现出来了。

《庄子解》

高友工先生的同辈好友中，有些人把他昵称为“现代庄子”。我认为，“现代庄子”这个昵称很可以拿来支持“为人师时，高友工真是一位游戏人之典范：这个看法。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晚上至二十九日早晨间，友工师在其纽约布克林市（Brooklyn）寓所，于睡眠中安详地过世，享寿八十七岁。

《庄子·大宗师》篇有如下出现了两次的一段话：“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我相信现代庄子——我们敬爱的友工师 ——看了这段话，大概会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吧。

《唐诗三论》

在结束本缅忆短文前，我想记述几年前有次跟友工师电话上谈话时，所碰到的一珍贵“游戏性片刻”(playful moment)。

近些年，我有偶尔跟友工师通电话的习惯；我通常都是在过阴历年或阳历年的时候，打电话给他，问候他，并跟他闲聊一阵子。虽然，近几年友工师的健康状况并不好，可是我每次打电话给他时，他总是兴致勃勃的，以他一贯的畅快、幽默之作风跟我谈话。

《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

几年前那次通电话，我们东扯西拉地闲聊了一会后，我问他：“对您来说，阅读还是不是好的消遣？”他回答说：“当然还是。”

我追问下去：“您现在看些什么东西呢？”他说：“我现在不再看学术性的东西了。我只看杂志和小说这类轻松、不严肃的读物。现在我的记性坏得很，坏到同样东西可以看好多遍我都不知道。”

作者近照

我们两人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有人说，老年是有其与之俱来的好处的。信哉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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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二十七卷第二期 （2017年5月31日）“高友工教授纪念专辑”第3-7页，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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