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最后的大师
我与李锡胤先生相识，是在五年前，即2009年，忘了几月份。当时黑龙江文史馆出版其馆员作品集，我应邀参加评论。因时间较为紧迫，我便随手翻开了较薄的一本，正是李锡胤先生毛笔手书影印的《霜天星影诗词手稿》。
甫一展读，便立即被李先生的诗品与人格所感动，故写了《一种幽愁伴独醒——读李锡胤先生<霜天星影诗词手稿>有感》，在评论会上发言。
记得去开评论会的那天上午，文史馆来了一辆面包车，绕了一圈，把住在这一片的馆员与与会者都接去。我上车时，李锡胤先生已在车上，坐在前排。
我熟识的丁广惠先生为我介绍车上的各位，说到李先生，原来是一位精瘦的老者。我立即说：“四川大学的张永言先生曾向我打听您的近况!”没想到他在车的行进之中，立刻敏捷地从前排挪到我坐的后排，用江浙一带口音同我亲切地攀谈。
下车时，记得他还小跑了几步。进文史馆的时候，我请他先走，他也不肯，而是拉着我一起走。那天开完评论会，宴会后便散去，没有机会深谈。而第一面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动作灵活，对人态度谦恭。那时他已83岁了！听人说他每天坚持跑步。
因为我也是学俄文出身，又喜欢旧诗，李先生旧诗中既多言及译俄诗之体会，便激起我欲为李先生诗集作注的冲动，于是就想去拜望李先生一次，以便求教。
这个想法曾对我的黑大的俄文老师姚伟丹夫人邢慈娥老师说过。她说，她曾与李先生一起编过词典，关系很好，可以领我一起去见。
可是，去见一位耄耋老人，人家忙不忙，情绪如何，还记得不记得我，这都是要考虑的。再加上我一直忙东忙西，事过境迁，自忖又没有什么可观的长进，恐怕愧对这位海内外驰名的长者，就一直没有去看他老人家。
时光荏苒，这一拖就是5年！连邢老师的好意都给辜负了！而这一直是我心中一个未了的愿望，《诗经》有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但若无外力推动，恐怕我的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了！
不料不久前认识了黑大教日语的青年教师张广。交谈之中，自然提起了我素所仰慕的李先生。我说，目前语言学界硕果仅存的老先生大概人不多了，不知他近来如何。
张广老师说，他恰好与李先生熟悉，且住一个楼。老先生去年重病一场，人已浮肿，学校曾安排去北京治病。不过老人十分顽强，坚持下楼晒太阳，现已好转；虽已不能慢跑，但常下楼散步，且头脑尚灵活云云。
又讲李老师一生淡泊名利，起初学校分房子，他没钱买。学生听说，纷纷寄钱来，他却马上一份一份地把钱还寄给学生，光邮费就搭了上千元钱。又说他对学生如何好，如何客气。这更引起我对他的的敬佩。
张老师知道我想去看李先生，极口赞成，愿为介绍并提供方便。我自然高兴，但未确定拜访日期。
一日，张广老师来电话，说他在校园里遇见了李先生，向他提起我；李先生说，他记得你，很想见你。张广老师并问我是否要跟李老师说话，他可以把手机递给李先生。
我当然喜出望外，立即与李老师通话，果然，他提起那次在文史馆见面的往事，头脑十分清楚。我们商定，第二天上午，张广老师领我去他家。
开门的是他的女儿，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师李彤，说：“我爸爸正在等您。”
老先生面色略显苍白，行动也远不如五年前灵活，但还是很有精神，很是高兴。我回忆起因文史馆评论会而相识的往事，谈对他的印象与评价，他依旧只是谦逊地摇头。
我向他汇报我这几年的情况，他很认真又略带玩笑地说：“你要把你的书送给我！这是你欠我的债，欠债是要还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活到老学到老。”
我说，我写过一本《训诂学说略》，他马上说：“这本书你给过我。可是，我去年生病，以为要去见阎王爷了，就把全部藏书一千八百本都送给了黑大，你那本书也在其中。没有黑大，就没有我李锡胤。”
说着，回头看了看书柜。我顺他的目光看过去，书柜中果然荡然无存。可是他的案头却放着一本《黄仲则诗资料汇编》。我说：“先生喜欢黄景仁的诗？”他颇含感情地说：“我于中国的诗人中，喜欢杜甫、黄景仁与顾炎武。黄诗的情调特别悲苦。”我想到李先生的诗中也常见悲苦之句，看来是受到了黄景仁的感染。
我说，我最近有《论语新编译注》将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诗经新译注》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金壁按，后因故作罢，改名为《诗经新释》，由北京崇贤馆出版）。老人家拊掌祝贺，并嘱我书出后一定送给他。
我索要先生的的墨宝，他爽快地答应：“我明天就写！”张广老师建议我与李先生合影留念，我的意思是老先生坐，我立——其实这十分自然：年龄上李先生长我17岁，学问上更不用说，我也许仅仅勉强够他的学生。可老先生坚决不同意，连声说：“你听我的，你听我的!”硬是站着与我挽手合了影。
临别，老先生笑着打开抽屉，拿出一张鲜红的绸面贺年卡，说：“开玩笑！”我展开一看，里页是工楷的几行字：
敬聘
李锡胤同志任阎王殿判官助理 请于新年前到任
阎王三鞠躬
我不禁失笑。李老先生也为自己的玩笑十分开心，他指着“聘书”说：“你看，阎王称我为‘同志’！”看了此物，我知道老先生去年肯定是病重而有预感，如同陶渊明逝前写了《自祭文》与《挽歌辞》一样，于是又不由得为他，也为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庆幸这位巨匠沉疴复起。
我也开玩笑说:“反正您也不忙着去上任，这个聘书就送给我，让我也沾点阎王爷的灵气！”老人家笑着答应了——这个“宝贝”就归了我!
我们辞别时，他老人家坚持送到电梯门口。
当天下午，张广老师就接到老人家的电话，说字已写好，要给他送去。张广老师当然不会让老人家跑路，即去李老师家取来，并马上驱车送给我。李老师也为他题了字。
我迫不及待地展开红栏宣纸诗笺，给张广老师的是：
人生永远是彩排而没有正式上演 托尔斯泰说：“永远在路上。”
锡胤书与张广同志共勉
给我的，是一首七言绝句：
赠富金壁同志
同丁多事“大时代”
清泪同挥惜苍生
一队请愿判永夜
衙官苦语劝“收兵”
这让我疑团重重：一是个别词义不好确定，如“判永夜”的“判”，我怀疑是“分”的意思。二是，这诗明明是在回忆一段人所共知的特殊往事。老人家赠诗给我，为什么要写此事？
于是打电话去问。老人家先说，“判”，通“拼”，即“拼命”之拼。啊，原来“判永夜”要读成“拼永夜”！我又问：“您写的是‘请愿’的事，您如何知道我那时的行为举止？”老人的回答却让我吃惊：“我们在一辆车里呀！”“什么？一辆车？”“对，那是黑大的车，当时我正坐在车里。那次是北京宣布戒严以后，天还很凉。”
我忽然想起来了：“是不是一辆广播车？当时省委门口有很多人用相机拍照？”“是的是的！”原来，那次哈尔滨高校学生、教师声援北京学生，到省委、省政府请愿。刚走到西大桥，哈师大学生会干部请我与另一位老师上了一辆面包车，以起草一份请愿书。
因时间太紧，当时也未暇顾及是哪个单位的车，谁人在里面，上车就动笔写。现在估计那就是黑大的车——而且是一辆广播车，因为后来就在车上广播了写好的《请愿书》——李老师当时就在车上，算来他当时已63岁，肯定是学生们要他上车的。
可恨我当时粗心大意，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没注意这样一位令我仰慕终生的老人就在车上，以致20年后才得以相识！
我于是很懊丧地问：“那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交谈呢？”老人说：“因为我们学科不同，我搞的是俄语，你搞的是汉语。所以彼此不熟悉。”“那您怎么知道那就是我呢？”“后来文史馆的同事们谈起过你。”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我们曾同去请愿，其时又在同一辆车中！此李老师赠诗“同丁多事大时代”、“清泪同挥惜苍生”语中两“同”字之所由来也！原来我们本曾有缘在二十五年前相识，而由于我可恨的粗心，竟错过了这段奇缘，以至于二十年后的2009年，我才得以“识荆”！
又殊不知李老先生竟如此含蓄深沉：我们这段奇缘，他洞若观火，却深藏于心中，迟迟不予说破：自1989“同车”日起，二十年后的2009年再次“同车”去文史馆，他没有提及此事；二十五年后的2014年7月26日我登门拜访，他仍然没有提及此事；直到我向他索字，才以诗语道出。而我却冥顽不化，迟迟未解其中真谛！相形之下，这是怎样的大度量、大襟怀、大智慧！
于是，我感慨系之，斗胆依原韵奉和一首：
草檄车中笔未停
几共巨匠昧平生
苍颜回首当年事
永夜光明正鏖兵
李老师还说：“黑龙江省当时没有对学生采取极端手段。”我想，因此他才写“衙官苦语劝‘收兵’”，也是记实。
我仍然对头一天他非要与我并肩站着合影一事耿耿于怀，便在电话里用晚辈的口气埋怨李老师：“您也不大度点，您坐我站，不等于赐给我点学生的名分吗？”他却斩钉截铁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那是要天诛地灭的！”
我注意到，他赠给我的英文诗译本《伊诺克·阿登》，题字竟然是“请金壁学长指教 弟锡胤敬书”！
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论语》所谓“虑以下人”（我依俞樾《群经平议》说，虑，大抵之意。虑以下人，即“每以下人”），所谓“有若无，实若虚”，李先生之谓也！
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洋现代文化发生大碰撞的那个时代，学术风气比较自由，两大文化曾联手造就了一批学兼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如张之洞、辜鸿铭、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人。
当这些伟大人物由于自然规律接踵逝去之后，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漫长的没有学术大师的荒芜时代。而李锡胤先生，我敢断言，是上个世纪遗留给中国学界最后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以为，应该是在数个相关学科知识淹通的大学者，应该是对一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要贡献的学问家。
李锡胤先生在俄语学界是泰斗级的人物，是《俄汉大词典》的主编，是古俄语文献《伊戈尔出征记》、苏科学院《俄语语法》、苏维诺格拉多夫《词的语法学说导论》、英文名著《老人与海》、《伊诺克·阿登》、法布莱斯·格里兹《现代逻辑》等书的译者，曾与人合译《俄罗斯抒情诗百首》。
他的中国旧诗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水平，可与龚自珍、鲁迅旧诗媲美，他的书法、篆刻也自成一家——如此学问淹通、博大精深，有世界级的影响，加以忧国忧民、淡泊名利、品德高尚、谦卑儒雅，非大师而何？
李先生的学术造诣、渊博知识与思想境界，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颜渊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李锡胤先生当之无愧也。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有了大师，就有了道德、学术的高境界、高品位，教师、学生就有了学习效法的榜样，就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学术繁荣局面；才能逐渐摒除浮躁浅薄的不良学风，我们的高等教育才有复兴的希望！
社会只有懂得敬畏大师，才能敬畏学术，才能尊师重道；也才能逐步鄙弃谄媚权势、崇拜金钱的市井流氓之邪气——我们的民族、社会、国家才能洗心革面、才有希望！
大师不是能轻易出现的，他们是特殊时代特殊条件下造成的特殊人物。数亿人中，可能几十年数百年才出现一个，也可能数百年也不见踪影。如同昆山之玉、隋侯之珠，必钟天地之灵气，经火山之冶熔、被风雷之激荡，才能偶尔形成。
大师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册封的，是因其品格学问感人至深、令人敬畏，而为学界所公认。上文提到，四川大学的张永言先生生前曾向我打听黑龙江省李先生的近况，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两位学界巨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与交往。
询问李先生之后，我才惊奇地得知，原来，他们两位素未曾谋面，张永言先生纯是凭李先生的学术成就才产生了对他的敬慕，而惺惺相惜，李先生对张先生亦是如此。
太史公《史记·李将军列传》引古谣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赞李将军，李锡胤先生殆太史公所谓“不言”之“桃李”乎？
2014年8月2日于哈尔滨哈师大南校区寓所
2017年11月28日于哈尔滨道里区群力玫瑰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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