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姗：《歧路灯》的张廷绶题识
笔者在研究《歧路灯》版本期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寸田评本之外，有幸得见馆藏另一部《歧路灯》钞本。
此钞本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卷首保存了清人张廷绶的题识，为现存世的《歧路灯》诸钞本所未见，笔者因此将其命名为“张廷绶题识本”。
现录张廷绶题识全文如下：
此宝封李绿园先生所手著也。先生讳海观，世居邑之鱼山侧。簪缨继世，代有闻人。先生以名孝廉出宰印江，性情高迈峭直，不合流俗。未期年，解组归来，优游林下，以著书自娱者垂三十年。《歧路灯》一书于是乎成。殆先生殁，哲嗣观察公蘧、广文公葛，筮仕远方，将稿本携之任所，故得观者绝少。
予姑丈名于滦，为观察公子，于道光辛卯（按：道光十一年，1831）年始出原本，示先君子，其后流传渐广。同里杨君澄波，邑巨室也，司铎长葛，时欲寿之枣梨，公诸同好，先君子力为怂恿，后家业凌替，因而中止。非是书之大不幸乎！
夫人之生子，莫不愿其聪明，然为聪明所误，若谭绍闻者，如先生所云，非良心不泯、族人提拔，势不至家败人亡不止。吁！可不惧哉！倘案有是书，俾朝夕观览，即匪类相引诱，而心有所惕，或不至随波逐流。故此书实救才士之良药，渡幼学之宝筏也。颍川张明经晋庵，家有其书，银子豫妹倩见而好焉，手自钞录数册，并假毛生舜卿代钞数册，遂成全璧，什袭藏之。予于辛酉岁（按：咸丰十一年，1861）课诸甥读，暇时批阅数过，谨志其颠末如此。先生别有《东郭记》传奇四卷，将叔季人情、炎凉时态描写尽致。予与枫江姻叔同馆于尉邑刘氏，仅一见之故，传世者愈罕云。蓬池张廷绶器兹甫书于问天精舍。（按：原文不分段，标点为笔者所加）
今考张廷绶，生平事迹不详。据题识末署“蓬池张廷绶器兹甫”，知其字器兹，蓬池（今河南尉氏）人，生活时代约在清咸丰朝前后。
在笔者查考范围内，尚未得见张廷绶著作、生平或铨选记录。或许正如题识所称“课诸甥读”，张廷绶极有可能是咸丰朝前后河南尉氏的一位科举失意的读书人，未曾在方志史料中留下记载，是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张廷绶题识揭示了其重要身份——“予姑丈名于滦，为观察公子。”可知张廷绶之姑丈，即为李绿园之孙、李蘧（“观察公”）之子、监生李于滦。据张廷绶称，其父与李于滦、杨淮（“同里杨君澄波”）都有密切交游，张廷绶由此得以见证了《歧路灯》在咸丰朝前后的流传。
因此，除了明确记述该钞本的传抄底本（颍川张明经晋庵藏本）、抄写者（“银子豫妹倩”、“毛生舜卿”二人，生平失考）及抄写时间（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外，张廷绶题识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为现今《歧路灯》研究中若干推测、争议提供佐证。
在张廷绶题识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对《歧路灯》稿本下落的记述。
众所周知，在李海观生前，《歧路灯》从未付梓，李海观去世后，《歧路灯》长期以钞本形式流传，直到民国年间，才出现石印本、排印本。《歧路灯》稿本下落，历来受到《歧路灯》研究者的关注。
民国以来，学界对《歧路灯》稿本下落主要有两种推测。
其一，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诗人、学者徐玉诺推测：“……又先生长孙于（黄）[潢]有女配张虎头（引者注：张丙瑛）次子仲虎，晚年无子，所有重要书籍都藏张家，或者不能找不到一些记载。看将来吧。”[2]由此提出“李海观-李于潢-张丙瑛”的推测。
其二，上世纪八十年代，栾星据清代河南藏书家杨淮辑《中州诗钞》卷十四“（李海观）又著《歧路灯》一书……醒世之书也。稿流传归淮家，待梓”的记载，曾推测：“由杨淮在绿园小传中对《歧路灯》所作评语，也可看出他曾详细读过这部书。只是‘待梓’，是他说了一句空话，他并未刊行它。杨淮之后，手稿何去，已再查不到踪迹。手稿之亡，或即亡失在杨淮手里。” [3]
栾星“《歧路灯》稿本亡于杨淮”的推测，基本为学界所接受。
张廷绶题识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李海观去世后，直至杨淮计划刊行《歧路灯》之间的过程，为学界此前关于杨淮和《歧路灯》稿本下落的推测提供了可信佐证，修正并补充了如下重要细节：
其一、李海观去世后，《歧路灯》稿本由其子李遽、李葛保存，二人“将稿本携之任所，故得观者绝少”。李蘧之后，《歧路灯》稿本由李蘧之子李于滦保存，既未存于李于潢之手（如徐玉诺推测），亦未曾随李蘧之死而流散（如栾星推测），李于滦曾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将《歧路灯》稿本出示张廷绶父亲，是这一事实的直接证据。
其二、杨淮计划刊行《歧路灯》的时间为“司铎长葛”时期（或稍后），当不晚于道光十九年（1839）出任密县学官。此时《歧路灯》稿本仍完好存世，但尚未付梓。
其三、杨淮放弃刊行《歧路灯》的根本原因在于家道中落。此后，《歧路灯》稿本下落不明。事实上，张廷绶作为李于滦侄子，自己尚未亲见《歧路灯》稿本，否则在题识中不可能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较大的遗憾。
清杨淮《国朝中州诗钞》书影。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宝丰杨氏刻本。按：《中州诗钞》卷二七载清人李方诗“宝丰杨君澄波氏，词源倒泻巫峡水。家藏玉海三万轴，交遍两河知名士。不惜千金购遗书，诗草束与牛腰比。”“不惜千金购遗书”，似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杨淮家道中落的原因。
上世纪二十年代，徐玉诺曾前往河南寻访杨氏后裔，称“其家现已无人，只留三世孀妇，与世绝缘，无法搜求。年来杨庄频遭兵火，玉碎瓦中，正不可料。”[4]《歧路灯》稿本存佚，至今仍不可预期。
在这一意义上，张廷绶题识完整记述了清道光年间，其父与李于滦、杨淮等人计划刊行《歧路灯》一事的始末，对今人了解《歧路灯》的流传有重要意义。
此外，张廷绶题识还明确记载了李海观著有《东郭传奇》四卷，提供了这一史志失载的作品的存世证据。
因此，张廷绶题识上承乾嘉时期的吕寸田评点、乾隆庚子过录题识，下接民国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填补了咸丰朝前后《歧路灯》史料的空白。同时，亦可为学界既有的相关推测提供可信佐证。
在关于《歧路灯》的序跋、题识并不多见的情况下，张廷绶题识作为《歧路灯》研究中的新见史料，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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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文中部分内容，曾以《新发现的<歧路灯>张廷绶题识及其学术价值》为题，发表于《文学研究》第1卷第1期，2015年6月。）
关于《歧路灯》张廷绶题识本及相关问题的考证，详见：
1、朱姗《新发现的<歧路灯>张廷绶题识及其学术价值》，《文学研究》第1卷第1期，2015年6月。
2、朱姗《<歧路灯>的版本与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
注释：
[1]、栾星《李绿园家世订补》，《<歧路灯>论丛（二）》，郑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第300页。
[2]、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载《<歧路灯>论丛（二）》，郑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第274页。
[3]、栾星《<歧路灯>及其流传》，《<歧路灯>论丛（一）》，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87-188页。
[4]、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载《<歧路灯>论丛（二）》，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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