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月无忘斋文选》后记
我在1957年师从浦江清先生读研究生之后，就以宋元明清文学史为专业方向。不幸浦师猝病辞世后，系里指定吴组缃先生为我的导师，就更进一步确定以小说史为研究的主攻方向了。
两年后，因“工作需要”提前分配到了中华书局，又决定了我这辈子的生活道路，整理出版古籍就成为我的本职工作。我抱着随遇而安，边干边学的态度，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编辑工作比较杂，第一年就接受了整理《王船山诗文集》、《海瑞集》和编发汪蔚林先生辑校的《孔尚任诗文集》三部别集的任务，同时还有随时插入的审稿工作。我们组长徐调孚先生是出版界的老前辈，在他指导下工作是很有幸的。他的身传言教使我较快地适应了工作，学会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
那时组稿很困难，不少书稿都是由內部人员自己整理的。《王船山诗文集》是我编的第一部别集，徐调孚先生早已作好了计划，制定了体例，根据什么版本，收哪些作品，我只要按他的指点，加上标点就成了。因为异本不多，校勘的任务不大。
但是到了校定付型之後，得到顾廷龙先生提供的信息，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康熙年间湘西草堂刻的《船山自定稿》残本，与《船山遗书》本略有不同。正好1961年我去上海探亲，就带着一部分清样去校了一遍，把校勘的成果补在全书的后面，我也从中体会到了出版工作必须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海瑞集》是上级领导交下的任务。我接手时，陈乃乾先生已经做了不少前期的准备工作，借来了几个明刻本的海瑞文集作校勘。本来已确定以收录最多的清刻本作底本，也是到了快校定清样的时候，北京图书馆的路工先生又从陕西图书馆借来一部明刻本的《海刚峰集》，它的编次还保持着海瑞自编文集的体例。
我在请示领导后决定改换底本，调整次序，把全书重编了一下，还用吴晗的《论海瑞》作为代序。这就拖延了出书时间，赶上了更为错误的时机，不久由《海瑞罢官》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此后我又接受了领导交办的整理出版《徐渭集》的任务，还审读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初名《古诗纪补正》，又曾改名《先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书稿，在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
那时出版社的风气还是力求搜罗齐全，而反对“烦琐校勘”，所以一般不附校记或少作校记，把一部分校勘成果舎弃了。后来我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结合对前人校勘古籍论述的学习，写了一些有关古籍整理的文字，对“活校”“死校”的得失利弊提出了自己看法。
除了点校，我也曾涉足于古籍的影印工作。主要是李注《文选》尤刻本的影印，是我借了中央“交办”的机会提出的。
1973年，我刚从“五七干校”分配回中华书局工作，上级传达文革小组的命令，要印《昭明文选》。局领导交给我主持这个项目，我惶恐不安，想任务很紧，排印是绝对不可能的。影印呢，我们已有一部胡刻本的书稿，还请人加了断句，可是没人审读过，万一断句错误很多，谁也负不了责任。
在经过初步比较后，我提出借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影印的方案，居然被领导批准了。（据我所知，要印《文选》的原因就在于要读李康的《运命论》而已。）这个珍本影印出来，对学界是一件大好事，虽然只是化身成百（好像只印了一百部），又是内部发行，但也是一种再生性的古籍保护。
为了要说明这本宋版尤刻《文选》的好处，我请挚友白化文学长翻译了日本学者斯波六郎的《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文选索引》卷首）及有关文献，自己抽校了十来卷正文及其他几种版本，努力写了一篇前言，可是最终局领导认为不必谈这些学术问题，以免画蛇添足。
最后这篇前言稍加改动，发表于《文物》的1976年11月号，正好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刻，成了“文革”之后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性的文章。
这次机遇使我再一次得到了校勘古籍的实习。我在尤刻《文选》上注意到了当时刻工的名字和版心上重印补刻的年代，成为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尤本，版心上也照刻了补刻的年代，有丁未、戊申、乙卯、乙丑、丙寅、辛巳等多次补版，几乎大部分已经不是原版了，文物价值当然不如原刻本，而原刻本又有它独特的文献价值。
以前我校点海瑞文集时，陈乃乾先生曾指导我，嘉靖版《备忘集》的绝大部分都是陆续补刻的，但它的优点是没有改变原版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因此，别本字句可疑的，可以参考原版的行数字数而辨别之。我就据此辨别了补刻本中有些新的错误，并非尤刻本的原貌。
《文选》还附有一篇《李善与五臣同异》，也是屡经补刻的后印本，字迹非常模糊。有人在书上用墨笔校改了许多字，实际上是改错的。可是后人却依照改错的字重刻入新的丛书，以误传误。
我努力辨认了原书的原字，再加复核，才确认了宋版《同异》的真面目。因此，我后来一再呼吁，影印古籍千万不要描改，校改一定要另出校记。因为即使专家学者的校改，也难免有千虑一失的时候。
我在校勘中注意了版本的选择，发现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往往有所修订，甚至差别很大。如陈乃乾先生所指出的，《备忘集》现存的版本绝大部分是陆续补刻的，就有后人错刻错补的情况。胡克家所据尤刻《文选》的后印本，也是补刻了许多页的。
1961年重印汪绍楹先生校点的《太平广记》时，我按照组长徐调孚先生的工作常规，对底本再作一次复核，发现了一些问题。请教了汪先生，才知道谈恺刻本《太平广记》至少有三次不同的印本。我再次去北京图书馆复核原书，了解了实际情况，就请汪先生重写点校说明，向读者交代了三个印本的特点。
我自己也从中长了见识，后来就根据当年的笔记稍加补充，写了一篇文章，向读者大略地介绍《太平广记》的几种版本。因为汪先生的校点是按当时避免“烦琐校勘”的做法，一切从简，在点校说明中对版本问题也略而不谈的。
古人对古籍版本，一般是说“书贵初刻”，因为后印本往往版面模糊，而修补不精。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有的后印本有所修订，有所补充，就应该采用；有的后印本却改得不好，还得改回来。
我们在整理《杜诗详注》的时候，最初有一个已经加工的底本，是康熙年间初刻本，后来买到了一部后印本，有附记和新增的资料，才决定改用后印本，就和商务印书馆印的《国学基本丛书》本不同了。
又如《顾亭林诗文集》（原来不是我编发的），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的后印本，曾有挖改，也有增补，有读者提出了意见。1983年我经手重印时，就按初印本回改了一些字，但还是据后印本增补了两篇佚文（《顾与治诗序》、《方月斯诗草序》）。因此对不同印次的版本要认真比较，区别对待。
前人说“书贵初刻”，因为木版越印越模糊；我们这一代人出书，就要“书贵后印”，因为重版书一定会有所校订，至少会改正一两个错字。当然，不是说初版时就可以不认真对待了。重印书由于特殊的原因而改坏的也难保绝无。总之，对异本一定要尽量比较，要注意印次的不同。
1991年，在赵守俨先生的主持下，我们几个人讨论、撰写了《古籍标点释例》、《古籍校勘释例》两个文件。
后者由我执笔，初步归纳了校勘的基本要求。如果再简单一点，我归纳为三个选择和两个从严，即选好底本、选好校本、选好异文。两条从严是改字从严，改字必出校记；异文出校也从严，他本显误的不列。因为当时有一种倾向，好像出校异文越多越好，他本显误的也罗列不遗，确是令人感到烦琐的过度校勘。
那时，我给古籍编辑培训班讲过几次课，都强调了要明确出校和选择异文的目的性。现在看来，还是要因书而异，有些书也需要做考异性的校勘，就不一定要求先作判断再出校了。对有些异文还没有能力判断是非，就只能校而不改。
我先后写了一些讲稿和书评，曾收入《古籍整理浅谈》一书，现在只选录了还有时效的几篇。因为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的主要工作，理应做一点总结，给后来者参考，所以放在前面了。
1962年，我在业馀时间勉力完成了浦江清师指定的论文《宋元话本》，后来改成一本知识性读物交中华书局出版了。当时还编了一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的初稿，由我们组长拿去请吴晓铃先生审阅，吴先生提了不少珍贵的意见，主要是作品的断代问题有待论证。
限于资料的不足，我没有条件再去查阅有关的书，特别是有些还是藏在国外的珍本善本。我只能把这本稿子搁起来了，一搁就搁置了三十年。其后见缝插针地读了一些杂史笔记和古体小说。
1961年，曾因重印《太平广记》而对它的版本作了一次复核，发现了一些问题，从而萌发了重校一遍《太平广记》的愿望。但限于个人的主客观条件，无法实现。多年以后，根据当年看书的笔记，写了一篇《太平广记》版本问题的文章，给研究者提供一点信息。
现在这个愿望已由同道学者实现了，我也感到非常高兴。那时我以《太平广记》为中心，做了一些唐代小说的校勘和辑佚，同时也看了一部分唐前的古体小说。由于手头缺乏近体小说的资料，业馀时间就半自觉地转向为古体小说的研究了。
“文革”后我最早发表的业馀作品是《唐宋传奇本事歌行拾零》[文学评论》1978年3期]和《唐代小说琐记》[《文学遗产》1980年2期]。（更早的《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实际上是结合编辑工作的职务作品。）
此后，在朋友的鼓励之下，写出了一本《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版，2003年改名《唐代小说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这一阶段，我的业馀学习几乎就以古体小说为中心了。
在古体小说的研究上我起步较早，就因为我少年时代曾读过郑振铎先生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也接触过《唐代丛书》等资料，而在工作中又因编发《太平广记》重印本而曾通读过一次，才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的本职工作是整理出版古籍，作为实习，只是在业馀时间做一些古代小说的整理，努力把古籍整理和小说史研究结合起来。因此，我自己整理的第一本古籍是《隋唐嘉话》（1979），这在古代也是归入小说家的，但作为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之一出版了。
第二部古籍是《玄怪录》和《续玄怪录》，前者所用底本是明陈应翔刻本《幽怪录》，是当时所知《玄怪录》的惟一刻本，我觉得非常珍贵，就手抄了半部未见他书的佚文加上前人已辑录的佚文，加以校点，交中华书局出版，使它孤本不孤。
1982年古籍出书还很少，古体小说也成了奇货，初版就印了三万册，出乎我的意外。后来北京图书馆入藏了一部收有《玄怪录》的高承埏刻本《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更接近于古本，我觉得必须用高本来重校才能向读者交代，就据以重校了一遍。直到2006年，终于把《玄怪录》的 修订本印了出来。
我整理的第三部古籍是《燕丹子》（中华书局1985年1版），这是一本最早的艺术性较强的古小说。我在燕京大学上俞敏先生国学概论课时，俞先生曾教我们找几种不同版本的《燕丹子》试作校勘，作为一项练习。
我之得知《燕丹子》其书，得知校勘学的一点基本知识，是从那时开始的。过了三十年，我才利用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本《燕丹子》进行了校点，补交了一次作业。
我学习整理古籍，常是结合个人的兴趣，只能做一些小的选题。自己偏爱小说，而且总想把一些孤本、珍本整理出来提供给同好。因而后来我又点校了《花影集》、《云斋广录》、《轮回醒世》等比较罕见的小说，都是古体的文言作品。又编了三卷《古体小说钞》，对宋代以后的古体小说做了一个选本。
我退休后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也按照我的策划，把“古体小说丛刊”继续出下去。在整理这些古体小说的基础上，我对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后来就据以写了几篇文章和一本小书《古体小说论要》[华龄出版社2009年1版]。
1992年退休之后，稍有馀力，又回到近体小说的研究上来。接着唐代小说的研究，写了一本《宋元小说史》，后来以《宋元小说研究》的书名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998）。
虽然宋元时代理应以近体的白话作品为主了，但古体的文言作品还是占了很大比重。这也许是我这本小书的特点所在。
同时，又把搁置了三十年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旧稿拿出来整理完成了，校点之外又加了注释，到200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再接着，还想写一本《明代小说史话》，但精力不济，没有力量跑图书馆了，只能把几篇有关明代小说的文章和札记，编为《明代小说丛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6），主要部分还是谈明代小说和宋元话本的传承关系。
我在学校准备论文时，为了探讨近体小说的渊源，曾对敦煌变文进行过初步研究。1961年写出了《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引起了敦煌学界的注意，当然也有不同意见。
后来我继续研究，对敦煌俗文学写了好几篇文章，也成为一个系列。本书也选录了几篇，其馀的几乎都是谈古代小说的文字了。
从古体到近体，从微观到宏观，从校勘到注释,我比较注意于历史的演进。从这里所收的几篇习作，大致可以看出我的用意，是试图阐明中国小说的变迁和古体近体的传承轨迹。
限于我的时间和资料条件，也出于想继续做好浦江清先生给我指定的课题，我只能偏守一隅，始终以宋元话本为中心做比较深入的探讨，因而做不到博览旁通，进行更广泛的学习。
如果说我有一些独立见解的话，一是把古代小说分为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两大体系。前人把“五四”以前的白话小说称作“通俗小说”，如孙楷第先生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能是用以区别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但与文言小说不是对称的关系。再说，通俗小说在1919年以后还有新的作品，也常有人称述。
我为了便于对举，先把古代文言小说称为古体小说，再把“五四”之前的白话小说改称为近体小说。自己编过一部《古体小说钞》，开始运用这一名称，也得到了一些同道的认可。那么参照诗体的的分类，古代的白话小说称作近体小说，就可以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相区别了。
二是参照章学诚提出的小说三变说，对中国小说的第一次变迁作了比较具体的探讨，拟定第一次变迁的转折点在建安时期。从而按照鲁迅的两大变迁说对中国小说史作了一些补充和发挥。
我的一些设想，已分别发表在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印的《古体小说论要》和《近体小说论要》两本小书里了。读者如有质疑，不妨参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995年我膺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得到了继续工作和继续学习的机会。文史馆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许多支持，又将为我出版一本文选列入“馆员文丛”。我根据部分读者的反映和自己的思路，选录一部分旧作，编成一本选集 。
本想略加修订，並写一个自叙学习历程的后记。但年老体弱，记性衰退，不能如子夏所说的“日知其所无”，连“月无忘其所能”也很难做到了。只能大致按类编次，稍加整理，必要时加了一些附记。
老妻顾薇芬多年来为了支持我的学习和工作，全力承担了抚养儿女和家务劳动的义务，给了我许多激励和帮助。今年初在我编选旧稿时，不意老妻得了急性白血病，医治无效，迁延到四月五日不幸去世，她再也见不到此书的完成了。
沉重的打击，真使我六神无主，万念俱灰。消沉了近百日之后，在朋友们和儿女的劝慰下，我才能稍稍打起精神，集中思想，勉力写成这篇后记。
谨以此书告慰我的师友及亡妻的在天之灵。如果天假我年，我还将操笔耕耘，发挥一点馀温，回报对我有所期望的人。
2017年7月25日，程毅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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