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寻找失落的大学精魂——读蔡元培《大学教育》一书所想到的
2018年注定是一个特别且不平静的年份，这一年是蔡元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他亲手打造的北京大学也迎来了一百二十岁的生日。
围绕着这所高等学府校庆期间所发生的种种或庄重或滑稽的事情并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因为这些都已成为校史的一部分，不管谁想有意无意的抹去它，都是无法做到的。
《大学教育》，蔡元培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2月版。
蔡元培的《大学教育》一书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为纪念蔡元培诞辰和北京大学校庆特意选编出版的，由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担任主编，收录蔡元培谈论大学教育的相关文章及演说四十五篇。
在笔者看来，该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蔡元培本人的纪念，在中国大学日益沦为论文制造工厂，沦为衙门、名利场，抄袭、性侵丑闻频出的今天，还有着针对性很强的现实意义。
重读蔡元培当年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是在重返现场，重返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现场，去聆听先贤的声音，寻找当下大学失落的精魂。
时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再读蔡元培的这些文章，仍然感到鲜活，充满激情，那是一个漆黑但不缺少光明的时代，草创虽然不易，但有着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勇气，反观当下一些高校乌烟瘴气的现状，感慨良多，很难做到心平气和。
蔡元培到底给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的高等教育留下了什么遗产或者传统？这个话题说高深也高深，可以用几十本乃至更多专著的篇幅进行探讨，事实上这方面的著述已有很多，但说简单也简单。
就笔者阅读蔡元培这些文章的体会，有如下几个关键词无疑是值得反复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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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学问。大学就是做学问的地方，这是大学创办的宗旨，也是蔡元培反复提及的，没有用一大堆不知所云的术语绕圈子，直接明快，就这么单纯，不会引起歧义。
在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他只讲了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要抱定宗旨，那就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耐人寻味的是，蔡元培在就任演说中讲完三件事之后，又说了两件准备马上要做的事情，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
如此具体、细小，当下的校长们在就职典礼上即便慷慨激昂地讲一百件事情，都不会讲到这两点，这种事情自有手下的教务处长、图书馆长去处理，校长是不会亲自过问这种小事的。
在此后的文章及演说中，蔡元培反复重申，“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地方”，“所谓大学者，……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要以学问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包办一切”。
当下有一句流行语，叫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如果要说中国大学的使命和初心的话，那就是学问。
既然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就要真正尊重学问。只有发自内心的尊重，才能给学问以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蔡元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能容忍鼓吹复古、言行怪癖的辜鸿铭，他能礼贤下士，聘请没有资历的梁漱溟、吴梅进大学课堂，他能接受行为不检点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这一切都是为了学问。
是学术将这些政见不同、立场各异甚至会成为敌人的学人凝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形成一股合力，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摇篮。
不少人只看到蔡元培宽厚包容的一面，而不了解其严苛的一面。他进入北京大学之后，一方面延揽了不少学有专攻的学人，但另一方面也坚决辞退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师，包括那些有驻外使节撑腰的外国教师，为此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也许后一个方面更能见出蔡元培对学术的坚守。
如果大学里将教书做学问作为官员被贬后的下场出路，如果大学里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教授拼命去竞争一个处长的位置，如果各家大学争着向官员赠送博士帽，校园就肯定会沦落为教育衙门，在这里还能找到学问的影子吗？
蔡元培当政之前的北京大学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
当下的大学里不可能再有科举思想了，但种种急功近利的所作所为是在传承蔡元培开创的大学教育传统，还是在背离这种传统呢？明眼人自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蔡元培日记》
身处喧闹浮躁的年代，面对种种名利的诱惑，更需要对学问的坚守，这种坚守不仅是老师、学生的责任，更是学校管理者的责任。
不是赞助一笔钱就可以做客座教授的，不是给点好处就能在学校混个教授头衔的，不是官阶大级别高就可以白送一顶博士帽的。应该说学校管理者的坚守更为重要，因为它关乎一所学校的走向和命运。
2
二是学生。大学教书育人，应该以学生为本。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除了管理校务，推动现代大学各项制度的建设之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学生身上。
他鼓励学生创办各类研究会，如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等，支持各类学术文化刊物的创办，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并亲自撰写发刊词或文章，勉励有加，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之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
他希望学生能具有责任感，承担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重任。
蔡元培先生塑像
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爱护学生但并不纵容学生，他与学生的意见也并不全都一致，比如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一度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他也与学生发生过冲突，需要坚持原则的时候，他寸步不让，反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反观当下的大学，招生宣传时将本校的名教授吹上天，恨不能当作娱乐明星包装，等学生入校之后，则连教授的影子都看不到。一些学校当上博导就不再给本科生上课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没有一家大学说自己不爱护学生，不重视教学。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从评职称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一个大学的导向。
评职称是每所大学里教师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尽管每家在制定评职称标准时都对教学做出要求，看似很重视，但事实上，评不上者大多是因为科研成果不合要求，很少听说教师因教学不好评不上教授的。
在这种重科研轻教学指挥棒的遥控之下，让老师们用心教学，靠的不是学校的提倡和鼓励，而是个人的良知和底线。一所不能善待学生、不能有效保护学生安全和尊严的学校肯定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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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自由。蔡元培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确：“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自由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基，有了自由，学校才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管理和服务，教师才可以真正研究学术，学生才可以真正有观念和方法的选择。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也是人们评价蔡元培主政北大业绩时屡屡提及、大为称道的。没有思想的自由，兼容并包只能是一句空谈，这与以学问为大学宗旨是一体的，也是蔡元培特别看重的，否则学问之说就落不到实处。
之所以特别看重，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察：“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
蔡元培先生画像
蔡元培日后在回顾自己主政北大的经历时曾屡屡提及这一点。“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有选择的余地”，“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相信这也是蔡元培希望后任者特别留意的。
如果老师因提出不同见解而被解职，学生因参与学校事务而受到威胁，当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以教职、文凭、人身安全为代价，还能对真正的学问有期待吗？
正是有了这种真正的包容，主张白话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才可能与维护文言的刘师培、黄侃、吴梅成为同事。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摇篮，但如果没有那些持反对立场的守旧学人，这段历史还有那么精彩，还那么令人回味吗？
浙江教育出版社版《蔡元培全集》。
无论是刘师培还是黄侃，他们虽然逆历史潮流而行，但其对自己文化立场的悲壮坚守是值得钦佩的，受到了后人的尊敬。
在当下的高校里，恰恰缺少这样的坚守者，多的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者。
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给这所高等学府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哪些影响深远的改变，留下了一笔什么样的学术文化遗产或传统，这是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非一篇小文所能尽述。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可说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开办平民夜校，坚持男女同校、教授治校、极力提倡美育等等，笔者之所以特意强调上述三点，主要着眼于种种尴尬的现实，而这三点正是当下各高等学府所欠缺的。
蔡元培纪念邮票
一所不以学问为宗旨、不以学生为本位、不以自由为根基的高等学府注定是没有灵魂的。问题是，放眼望去，没有失魂落魄的学校如今还剩多少？
从学理层面来看，蔡元培当年提出的主张并不深奥，如今早已是人人明白的老生常谈，无论是从教的老师还是学校的管理者，对这些道理都心知肚明，问题的关键是：
一百年前蔡元培为何可以做到，而当下人们却偏偏做不到，动作往往走形乃至严重偏离。“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前贤真是有先见之明，几千年前就已经看透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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