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大学》是关于君王治国之道的讲义
在《<中庸>是关于君王道德修养的讲义》一文中，我们认为《中庸》主要讲君王的道德修养，本文则认为，《大学》通篇讲帝王治国之道——两文实为关于帝王修养、道术的姊妹篇。
宋朱熹 《大学章句序》对《大学》篇的宗旨一言以蔽之：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旧沿其说，以为是一篇教育学论文。今研习通篇，知其不然。
唐陆德明《释文》解题云：“郑云‘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孔颖达疏：“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
以上为唐大学者陆德明、孔颖达阐示东汉大学者郑玄之说，要点有二，一，所谓“大学”，非与许慎《说文解字序》“《周礼》八岁入小学”相对的“大学”，而是“博学”；二，《大学》非说教育，而是“记博学可以为政”“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郑、陸、孔三家无异议。
“为政”而“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者，非君王（天子）而何？故依郑、陸、孔三学者之意见，《大学》乃为讲帝王治国之道的讲义。
下面我们分析其内容，以论证此观点。
文章开头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词义有须辨析者：
大学，如前所述，为“广博地学习”。亲，读为“新”；民，即“人”。止，至也。句意是：“广博学习的目的，在于辨明何为美德，在于更新人格，在于达到最善。”首句句义清晰了，方可理解全篇文义。
如下文“知止而后有定”的“知止”，就是“知道所应达到的目标”。只有“知道所应达到的目标”，才能做到心境的“定、静、安、虑”，才能有所收获，这才是修身的根本。
又有一个概念须辨析：“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句中，是“明辨”的意思，这是“知”层面上的“明”；而“明明德于天下”句中的第一个“明”，则是“彰明”之意，这是“行”层面上的“明”——词义有细微的差别。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是诸侯国，即进行反向推理：想要做好天子（明明德于天下），先要当好诸侯；想要做当好诸侯，先要搞好自己的家，想要搞好自己的家，先要搞好自身修养；依次上推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格物”即推究事物之理。然后正向推理：“物格而后知至（知道修身的最高境界），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即说，要做好天子，要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必要阶段。笼统点儿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属于“修身”的范围，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重视“修身”，即是“知本”，是“知之至”；不修身而希望做好天子，那就是在“本乱”的情况下奢望“末治”，就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当下功夫修身却马虎对待，对不当热切追求的天子之位却迫切奢望，如此而愿望实现的事情“未之有也”。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说是讲天子治国之道，为什么提到‘庶人’？”答曰：那不过是强调，天子与庶人同，皆以修身为本。
又是一箭双雕——天子乃至于庶人一起修身，大家共同成为“君子之国”，又会对天子形成有效的监督，不是更好么？况且孔子早就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或曰：多数“庶人”是不会读书、“格物”的。那也无妨，有各级“君子”施加教化与影响——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修身”的关键，或者说要点，是“诚意”（即《中庸》所谓君子、天子之德，所强调的“自诚”、“至诚”）。
《大学》的作者作了经典式的解释：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按，读爲“慊”，音qiè，满足，满意）。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大学》的作者强调，“诚意”即不自欺（俗语谓“不欺心”），做到自慊，即自己满意，其表现为“慎独”。要使自己向善、守善的愿望和行为成为一种天性，如同人生来就厌恶臭味、喜好美丽面容一样。
他又对比了君子与小人“闲居”（独处）时的根本不同，谓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然后加以掩饰，欲盖弥彰，警告君子必慎其独，如“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皆可谓警句。
接着，作者引《诗经•卫风•淇澳》（今本作淇奥）句，赞美一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庄重勇武、威严明察、仪表堂堂的君子——春秋有名的贤君卫武公；又引《周颂•烈文》“於戏前王不忘”，前王，指周文王、武王；又引《尚书•康诰》“克明德”、《大甲》“顾諟天之明命”（顾，念；諟，正）、《帝典》（即《尧典》）“克明峻德”（今本作“俊德”）——皆爲天子自明美德，以证首句“明明德”。
又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作新民”、《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皆古帝王强调自新之辞，以证首句“在亲民”（在新人）。
又引《诗经•商颂•玄鸟》《小雅•绵蛮》《大雅•文王》等诗句，只因其中有“止”字，便“引《诗》断章”，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以证首句“在止于至善”——还是把“为人君”置于首位。
接着引用孔子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听讼者使讼者无讼，即让虚伪不实者无话可说（情，实也），使人心对产生畏惧，这才叫做“知本”，以证前所论之“诚意”的重要——《大学》的作者为何用“听讼”事来论“诚意”的重要？
须知“听讼”（又叫“断狱”）是古代政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死、政府的威望、社会的公正，当然关涉到各级官吏、大臣，但重大案件的判决权（特别是死刑）往往在君王手里；还有“诏獄”，不是直接与君王有关吗？
作者论述，为什么“修身在正其心”？因为人们若有私忿、恐惧、好乐、忧患之心，就不能得出正确认识；“心不在焉”，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如何治理国家？所以“修身在正其心”，正其不正之心。
作者论述，为什么“齐其家在修其身”?因为人们往往对于他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惰的人态度陷于偏执。所以喜欢一个人却知道他的毛病；憎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优点，这样明察公正清醒正直的人天下少有。若家长主观固执狭隘偏私，他连家庭成员关系都搞不好。这就是说，不修身，不可以齐其家。
作者还引用了一个讽刺世人因有私念而不能公正评价事物的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即“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的孩子不好，也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的庄稼长得壮” 这个意思，现代人还常讽刺那些有偏见的人，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
下面说“修身在正其心”“齐其家在修其身”，当然对所有人都很重要，但对君王尤其重要，而且此二条乃为“治国必先齐其家”之前提与铺垫：“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注意，“慈者，所以使众也”才是教导君王的要点。
作者紧接着就引《康诰》，说对民众要“如保赤子”。赤子，婴儿。是説君王如果像父母疼爱自己的婴儿那样，以真正的慈爱之心治民，即使具体统治方法不甚恰当，也不会出现大的失误。
这里作者打了一个很有趣但又十分恰切的比喻“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处女们没有先学如何养育孩子然后才出嫁的：只要有疼爱幼儿的诚心，那就可以养育好孩子。这大概也是天子、官员“为民父母”理念的一个由来。
下面的论述直接讲君王如何从“齐家”开始，治理好国家天下：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一家”是谁家，其“仁、让”能使一国兴盛仁让之风？还不是帝王之家？“一人”是谁，其贪戾能使“一国作乱”？非帝王而何？尧舜仁，民皆仁；桀纣暴，民皆暴——在专制社会，国君之作用可谓大矣！儒者能不注重对君王之教育乎？此《中庸》《大学》之所由作也！
那么，君王本身腐败，声色犬马，他发布些冠冕堂皇的政令、训诰，要求他的臣民艰苦朴素，正道直行，有用吗？《大学》的作者告诉我们，绝对不行：“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因为人们不是“信其言”，而是“观其行”。
比如说，君王自己淫荡放肆，却要求臣下“夫为妻纲”，首先君王的妻子就不服，君王的子女就不服，他的臣子就效尤：帝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是社会风气沦丧、官员塌方式腐败的根本原因！
《大学》的作者谆谆教诲：“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恕”用古义，将心比心），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即使是现代的专制暴君，其家不乱者有几？其国不乱者又有几？
《大学》的作者引《诗经•周南•桃夭》“宜其家人”、《小雅•蓼萧》“宜兄宜弟”、《曹风•鸤鸠》“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证明，君王只有给父子兄弟做出榜样，民众才能效法他——“此谓治国在齐其家”。需要说明的是，《小雅•蓼萧》《曹风•鸤鸠》都是歌颂赞美君王的。
至于解释“平天下在治其国”，全论述“上”（国君）在树立孝、弟（悌）、恤孤等方面的“絜矩”（榜样、效法）作用。然后引《诗•小雅•南山有台》，谓“君子”（指国君）是“民之父母”，这是天子、官员“为民父母”说法的由来。
从正面高度赞扬国君是“民之父母”之后，《大学》的作者又引《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告诫“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又引《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警告：“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并教诲“君子”“先慎乎德”，而不能重财，否则就会人（民众）财两空。
作者又告诉国君两个重要的治国格言“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后者凝固成一个重要的成语“悖入悖出”。
作者又引《康诰》“惟命不于常”——说明对国君来说天命（即君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告诫国君要重视道，“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并引《楚书》及晋舅犯之言，谓人君要以善、仁亲为宝。
又引《秦誓》文，秦穆公于崤之战败于晋后悔过之言，谓国君当重用贤臣，摒弃佞臣，以“保我子孙黎民”；如果“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国君身必遭灾。国君必以忠信得大道（国君之位），亦必以骄泰失之——国君读之，必栗栗戒惧。
《大学》的作者又为国君论具体的生财、足财之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又为国君论仁者的财富观“以财发身”——何谓“以财发身”？施舍钱财以获得美名。而不仁者的财富观是“以身发财”——何谓“以身发财”？损害自己声誉以获得钱财。
接着循循善诱，说以利害：“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大学》的作者并引春秋鲁国大夫孟献子的名言：“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意思是，有官位的人家不养鸡猪牛羊（不与小民争利），有封邑的卿大夫不务聚敛财富，这就叫做国家不以财利为利，而以道义为利。那些统治国家而致力于搜刮钱财的人，必是来自小人，会害了国家——这是多么深刻睿智的治国观念啊！
综观《大学》全文，皆为训导君王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朱熹固感其重要，故把《中庸》与该篇从《礼记》四十九篇中挑选出来，与反映儒家之道的《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集注，作为士人的必读书——在我们看来，首先是储君（未来君王）的教科书。而谓之为“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实未明其旨而有未当，而贻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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