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论语》的精粹与智慧
首先谈谈什么是《论语》。
有一种说法：论（lún），通“伦”，道理。宋邢昺解释说：“論者……藴含萬理，故曰理也。”据此，《论语》，可理解为“蕴含道理的言语”。
东汉班固説：“《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论语》命名由来的另一种解释。
从班固说可知，《论语》是一部孔子与其学生、当时人及其学生之间的对话集；而当时人与其学生的对话，孔子也都听说过；其对话的主旨，他基本上是肯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论语》全书基本上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观点。很多古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在古书中常看到，有人引《论语》上的话，不管是不是孔子说的，他都记作“孔子曰”。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撰。可能由曾参的弟子写成定本。时间约在公元前450年前后。
再谈谈，两千四五百年前的书，现在还有价值吗？
《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人生即使短暂，也总要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自己如何生活，二是如何处理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
几千年前、现在与几千年后，人们生活的具体方式虽然不同，而所面临的这两个问题却是永恒的。因此，如有哲人经过深刻思索，提出睿智的合理的见解、主张，这些见解、主张，便可能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孔子以前，中国已经存在漫长的文明社会：夏（前21—17世纪）、商（前17—11世纪）、西周（前11—8世纪）、东周前期（春秋，前8—5世纪），孔子生于春秋末期。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产生了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周公、管仲、老子、子产、晏婴等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
产生了《周易》（卦辞、爻辞）、《尚书》、《诗经》、《老子》等伟大著作。
这些著作至今仍被世界公认为权威的哲学、政治、文学经典，这是哲人的思想具有长久的普世价值之明证。
高度发达的文化注定要孕育思想文化伟人，他们会总结、发展并创造人类社会的文化成果，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老子、孔子就是应运而生的文化伟人。
宋人记载，蜀道馆舍壁间，不知何人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高度评价了孔子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表述，似乎说孔子是绝对意义上空前绝后的，这就割断了孔子与他以前、以后的思想巨人的延承关系，好像孔子的思想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没有继承与发扬光大者，这又是片面的。
孔子就曾向老子问学，继承了老子的某些思想精华；孔子的私淑弟子孟子，也在民主思想方面超过了孔子。孔子不过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系列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老子》一书，阐述的是宇宙、自然的规律，人生的哲学，治理社会、国家的大理，思维、处事的智慧。读《老子》，能使人成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深谋远虑的智者，虚怀若谷的哲人，明哲保身的隐士。
《论语》一书，则反映了孔子的政治、道德、教育的思想观点，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阐述治国治民的纲要以及具体方法，人们如何修身成德、博学成才。读《论语》，能使人成为君子贤者、志士仁人。因而《老子》与《论语》都具有长久的普世价值。
比之《老子》，《论语》似乎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切近于人生，更接近于大众。
因此，《老子》、《论语》虽然皆为不可无之书，然而《论语》似于移风易俗、完美大众人格更为有益。
现在我们谈谈，《论语》的精粹是什么？
愚以为，《论语》的精粹，首先是提倡高尚的人生观：以贯彻推广“仁”为己任，“仁”的核心，就是“爱人”。
要点之一是“忠恕”观念的提出。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读爲啻，止）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自己既然不愿意受飢饿、痛苦、侮辱，那么也不要把飢饿、痛苦、侮辱施加给别人。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自己既然想要生活得好，实现理想，也应努力使别人也生活得好，实现理想。都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把人人都有的爱己之心，推而广之，变为人人可行的爱人之心。
一个人从爱自己发展到也同情、关爱别人、帮别人，人我之间，一字之差，一念之别，实际上实现了从自私的、卑微的人到有人文情怀的、伟大的人之间的大飞跃。这是孔子为人们设计并亲身实践的改变自我、完善人性的最合理、最简洁的思维、行为方式。
一般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这在客观上有改良人性、使人能和谐相处的好处。但宗教教人向善，往往借助于神。如基督教提倡人们互爱互助，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佛教让信徒心中有佛，积善积德，好求来生富贵。这对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都有好处。
孔子虽然信神、信天命，但他教育弟子，却不靠神，而教他们遵照“恕、忠”的道理，做一个关爱他人的高尚的人。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严谨简洁的语句，以朴实合理的思维方式教人，使人们实现由卑微到高尚的人格升华，这就是孔子的高明，《论语》的智慧。
要点之二，在于对“君子”和“士”的推崇。
为引人向善，孔子在《论语》中还阐述了“君子”和“士”的道德标准与社会责任。君子与士是有高尚道德的、为建立平等社会的偉大理想而自强不息的、有毅力而言行一致的人。君子，指有完美的道德修养的贤人；士，指有理想、有节操的知识分子。
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推崇最多的，就是“君子”与“士”。这就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我们只举两条语录：
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得上是君子。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不要小看了孔子、曾子的这两段话。只有立志为全人类的利益奋斗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的人，才有这样的志向。社会上历来有残暴奸诈的坏人，也多有庸庸碌碌的一般人，然而必然有高尚正直的君子和士，他们是民众的脊梁、社会的中坚。
《论语》奠定了中华民族正直、诚信、高尚的道德体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众的权益福利奋斗的志士仁人。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有爱国爱民的情怀，有关心国事的忧患意识，有为人民与社会献身的价值观，不能说不是受了《论语》的熏陶。
孔子师生的这种意识，在《礼记·大学》中表述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新人），在止于至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南宋学者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
诚然，有不少虚伪的人打着这旗号以谋其私利；但不可否认，还有许多真诚的人，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就是在《论语》精神教导下的诸多志士仁人，如两汉以来的许多正直官吏、宋代的岳飞、文天祥、明代的于谦、海瑞，近现代为真理正义献身的诸多烈士。他们为了信仰，连生命都献出了，还不真诚吗？
其次，《论语》的精粹，在于提出了进步的社会理想，明智的治国理念，鲜明的民主意识。兹分述如下：
要点之一，是建立和谐、宽松、安居乐业、相对公平的社会。
在一次与学生谈论志向时，孔子谈了自己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实际上也描述了他的理想社会：人人各得其所，关系融洽。
这个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中表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启发并鼓舞了许多有志改革的政治家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均富的理想社会而奋斗。
“均富”原则特别引起了孔子的重视。
孔子在阐述反对季氏攻打颛臾的理由时，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就是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社会就有危险。
这种理论，得到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肯定。一些先进的民主国家，尽力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大对较富人群增收的税额、设遗产税、赠与税以及提倡慈善事业等方法，力图缩小贫富差距。而据有关部门调查，反映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情况的“基尼系数”，中国已逾0.5，超过了警戒线，刑事犯罪增多，就是信号。对此如何行事，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言及此，不能不对孔子的治国理论刮目相看。
要点之二，要求掌政者本身必须正直公正
掌政者正直，他人才能正直，社会才能公正。
《论语》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颜渊）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细思之，这几条，即使对两千年后的今天，也是极有现实意义的。至于如何做到使掌权者正直，那是另外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兹不赘述。
要点之三，是反对残暴政治，反对滥杀。
鲁国权臣季康子向孔子求教行政的事，季康子认为，应当杀掉那些不守法的人，以使别人守法。孔子说：“您执政，为什么要用杀戮？您想好，百姓就会好。执政者的性质好比风，老百姓的性质好比草，草上若来了风，草必定歪倒。”
这就是孔子的名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其实质，仍是说执政者要带头做仁义之事，百姓就会自然地效仿，好像草随风倒一样。
要点之四，主张政府要取得民众信任。
子贡向孔子求教如何行政。孔子说：“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人民对政府信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样，三者中先去掉哪个？”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必须去掉一样，剩余的二者中先去掉哪个？” 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意思是，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但如果人民对国家失去信任（所谓公信力），国家是不能立住的。政府公信力下降，确实应当引起有识者的警惕。
要点之五，是中庸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方法
孔子提出了中庸的道德观念，用以观察评断人与事物的品质、礼的节度以及政令的可行性。他在《礼记·中庸》中谈了自己多年来的思考与反省：“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他认为，聪明人做得过了头，愚笨的人没做到位，是许多政事失败的原因，而提出了“过犹不及”这个体现辩证观念的命题。
《吕氏春秋·察微》记了两件有关孔门师生为善并讨论为善后是否接受报酬的事。
其一是，鲁国本来制订了法律：如果有人能出钱把为他国人做奴隶的鲁国人赎回来，就可以到鲁国国库去领取一笔补偿金。子贡赎回了在外国做奴隶的鲁国人，回国后却谦让起来，不去领国库的补偿金。
孔子知道了说：“赐（子贡的名）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没有人再去赎自己人了。领取补偿金，于自己品行无损，却硬是不拿，鲁国就不再有谁去赎人了。”因为别人一见子贡不领取补偿金，觉得花钱赎回了自己同胞，去拿补偿金不够体面，也就不好意思拿了。可这样做于己既费力又吃亏，于是一般人就不再去赎人了。
《淮南子·齐俗》也记了此事，总结说“子贡谦让，反而妨止了人们行善”。
其二是，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来谢他，他收下了。孔子听了，赞许说：“这么一来，鲁国人就会见死而施救了。”
《淮南子·齐俗》也记了此事，总结为“子路接受谢礼，鼓励了更多的人施恩德”。
孔子清醒地认识到，世上毕竟品德高尚者少，品德一般者多。如果一味提倡为善不求报答，那么为善的人能有多少呢？为善者又能坚持多久呢？让为善者得到适当的好处，才能鼓励人向善、行善。这就是“中庸”的原则——不使贤者过分，而引导一般人向善。
孔子是高明的。今西方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如果拾财物者将所拾财物交还本人，他将得到百分之几的报酬；如果所拾财物在半年或一年内无人认领，拾物者可归为己有。据说，施行这种政策，西方、日本拾金不昧现象非常普遍。
这倒与孔老夫子当年的中庸主张暗合了！而我们曾在一段时期内片面强调“无私奉献，做好事不求报”，用心是好的，但效果不甚理想，也是事实。只有从实际出发，顺乎人情，导之以义，诱之以利，久而久之，才能习而成俗。
孔子的“中庸”思想，应该也汲取了道家思想的精华。《老子》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与中庸有共通之处。
用“中庸”的观念，小而言之，可以指导个人的言行；大而言之，可以检讨国家的政治、经济举措。
直至目前，多数人还误以为“中庸”是调合，是和稀泥，是无原则，而作为贬义词使用，这是极大的误解。如某要人检讨当年错误、违心地附和文革的倡议，謂“我们采取了中庸的态度，未能坚持原则”云云。其实“中庸”正是反对极端，坚持符合实际的正确原则，一般人很难做到。
《礼记·中庸》载孔子语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思是说，人们可以做到舍弃大权、爵位利禄甚至生命，但难以做到中庸。又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读爲㥶，忠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意思是说能在任何情况下做到“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至死不变，那是最坚强矫健者。故孔子叹曰：“中庸其至矣乎！民（人）鲜能久矣！”孔子把“中庸”视为君子之道的最高标准，最难实行贯彻者，而今之要人却理解为无足道之懦怯——经典奥义之泯灭，不亦可畏乎哉！
要点之六，是“汎爱众”观点的提出。
孔子提倡“汎爱众”，这个“汎”，实际应当念作“氾”。《说文》：“氾，滥也。”段玉裁注：“《论语》：‘汎爱众。’此假汎为氾。”“谓广延也。”是“氾”、“滥”的本义，皆为水溢出而广延之。
“汎爱众”是逐渐延展地爱大众。孔子教人，以“修己”为起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众，也以爱己为起点，做到“孝悌”，爱身边最亲近之人——父母、兄弟姊妹，“氾”而广延之以及亲戚、无亲戚关系的乡里乡亲，进而到爱整个天下人。
这是符合人情的。一个人在家里是孝子，爱护兄弟姊妹，再进而对亲族、邻里、乡亲都好；进而为官一方，造福一方；即使不为官，也有爱天下的情怀：这才是顺理成章的。
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兄弟不好，却示爱于亲族、乡里，亲族、乡里必然不信；他要示爱于天下，也是虚伪的、不可凭信的。反省今之内政外交，亦多有讥评者，以此也。
再次，《论语》中的精粹，是提倡积极向上的自我修养与学习精神，主张为仁成名。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
孔子提倡，有志者应该勇于坚持真理，应该坚毅不拔。
孔子认为，君子应耻于到死而名字不被世人称述。这是孔子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人生观念之一。不甘庸庸碌碌，默默无闻，乃人之常情，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志士仁人尤其如此。
几千年来，它激励着有志男儿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辛弃疾说过：“赢得生前身后名。”文天祥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名乃善名、美名。积德行善，为国为民御灾解难，方能名扬天下，不虚此生。
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所喜欢的，不用正当的方式取得富贵，即使得到了富贵，君子也不接受。贫与贱是人所厌恶的，如果不能用正当的方式抛掉贫贱，即使遭到了贫贱，君子也不抛掉它。”（大意如此。里仁）
当今很多人以贪污、盗窃、欺骗手段发家致富，都是因未明白孔子此语，而丧失了廉耻之心，足可悲也！
由此可见，《论语》对完善人类道德、建立和谐社会作用之巨大。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据云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宣言也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以上是笔者理解的《论语》的精粹与智慧。至于其糟粕与愚昧，或将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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