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聊斋》手稿本传奇故事与价值（上）
稍有版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手稿本是作者创作的原貌，版本价值一般来说是最高的。能够保留作者原作手稿，显然是研究该书原貌的最可靠依据。很多世界名著的原稿本都成为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原稿等。
非常幸运，《聊斋志异》作者的手稿本还留在人间，可惜的是它只是“半壁江山”了。就这“半壁江山”，不仅历经沧桑，劫后余生，而且在其面世之后，有关人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使该书的稿本问题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但《聊斋志异》稿本的发现，却是在远隔千里之外的辽宁西丰，蒲松龄十世孙蒲文珊的手里。故事的发生，还要从建国前夕，轰轰烈烈的东北土地改革运动说起。
从1947年开始，东北很多地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改变贫富关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农民积压了多年的宿怨一下子喷发出来，他们不仅分了地主的土地，还掀起声势浩大的“收浮财”运动。大量地主家庭财物被收缴上来。
尽管蒲文珊当时在西丰县中学当职员，是否被划定为地主尚不清楚。本来他可以躲过这场“收浮财”运动的，但家里的财物却还是被农民收走不少。其中就包括那部举世瞩目的《聊斋志异》原稿本。
据蒲文珊的女儿蒲延章写文章提供的信息，当时一个与蒲家有些恩怨的人带人抄了蒲家，抢走了很多藏书和字画。其中就包括珍贵的《聊斋志异》稿本。
当然，这些“浮财”不能马上分掉，而是先交到农会，由上级统一处理。
一位普通的县政府干部，对《聊斋志异》稿本的发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当时任西丰县政府秘书的刘伯涛同志。身为县政府秘书的刘伯涛，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为人聪明勤奋，读书很多，尤其对各种传说故事，更是情有独钟。讲起故事，也是生动感人。
1948年1月3日，当时西丰县土改运动全面铺开，刘伯涛作为西丰县土改运动的负责人来到了元宝沟检查工作。一天，在农会办公室堆放的一堆正准备焚烧的旧书中，他无意中发现了两册破旧残缺的《聊斋志异》线装手稿本。刘伯涛征得农会干部的同意，将书带回县城。
灯下，刘伯涛仔细翻阅这饱经沧桑，苍黄暗旧的稿本。凭他自己对古书的点滴了解，他看出了眼前这部稿本的与众不同之处。
从纸张和墨色上看，显然年代久远。尤其引起他关注的是，抄本的内容中有改动的痕迹。而改动的字迹竟然与原文的字迹非常相似，不像出自后人之手。
可刘伯涛仅仅是高中毕业，并没有多少古籍文献方面的知识。他只是凭自己接触部分古籍的经验，感觉这是一部古代人的抄写稿。他虽然也大胆设想这会不会是作者的原稿本？但同时他又感到疑惑的是，如果是作者原稿，怎么会跑到千里之外的西丰呢？
第二天，刘伯涛又和县政府秘书张松本骑马来到元宝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不厌其烦地问了好多参与抢浮财的农民，就连去老乡家里吃派饭的时候也总忘不了顺便问问。可农民们也许是担心自己闯了什么祸，谁也不肯承认。
回到县里，刘伯涛还是不死心。于是，他请县公安局协助查询，看看西丰是否有蒲松龄的后人居住？回来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蒲松龄十世孙蒲文珊的老宅，正是在西丰县元宝沟。
为了慎重起见，刘伯涛没有马上找蒲文珊，而是找了当地一些文化人开了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向大家了解是否认识蒲文珊，是否知道他收藏过其祖传的《聊斋志异》稿本？结果大家的发言证实了这一点。
刘伯涛欣喜异常，很快把蒲文珊找来谈话。当蒲文珊得知《聊斋志异》的稿本已经有了下落，心里万分激动。他热情向刘伯涛介绍了自己家族保存稿本的情况。蒲文珊证实：《聊斋志异》稿本为祖上蒲松龄亲笔所写，自己是从父亲蒲英灏手上继承过来的。
除了证实稿本为蒲家后人所有外，蒲文珊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所继承的原稿为两函四册。而刘伯涛从元宝沟拿到的稿本只有两册。
这就是说，还有两册下落不明。
刘伯涛心急如焚，立即赶往元宝沟，希望在那堆杂物中找到另外两册。只见那些杂物杂书已经被装入四个麻袋。刘伯涛反复找了几遍，几乎把每一册每一页都翻遍了，还是没有收获。
刘伯涛还是不死心，他又找来那些有关的农民，问他们都谁接触过这些杂书。终于，有一位农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位在这儿参加土改运动的女干部好像曾经看过这些收缴上来的杂书。说她也拿了两本这样的书，天天晚上点灯看。
经过核实，刘伯涛得到那位女干部的情况信息。她叫王慎之，曾在元宝沟担任过土改工作人员，因为爱人在哈尔滨工作，后来已经跟随丈夫调到哈尔滨工作了。
刘伯涛真可谓有心人。尽管王慎之已经调走，但刘并不死心。他马上发函给黑龙江省政府，请求协助追回可能被王慎之带走的另外两册《聊斋志异》稿本。
经过半年的辗转，黑龙江政府终于找到了被王慎之带走的另外两册《聊斋志异》稿本。至此，刘伯涛终于了却了一件心愿：蒲松龄后人蒲文珊保存的两函四册《聊斋志异》稿本，终于完整合一了。
但这四册稿本究竟是不是蒲松龄的原稿，刘伯涛心里还是没有底。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力留下这部书稿，应该把它交到上级有关部门，请有关专家来鉴定和保管此书。
2稿本的认定与善后处理
1951年春（一说为1948年底），上级有关部门得知《聊斋志异》稿本的下落后，指示西丰县人民政府，通过辽东省文教厅将两函四册《聊斋志异》稿本送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经过专家鉴定，确认为出自蒲松龄本人之手，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1951年4月1日，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辽东省西丰县人民政府：
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已由辽东省文教厅转来我处，经鉴定确系真迹。唯关于此项文物之奖励办法，须征求你县意见。如系土改中没收地主之物，则不能适用奖励办法。若确系物主自愿捐献归公者，本处可呈请政府予以物质及名誉之奖励。
估计这封信给西丰县及刘伯涛本人造成了不大不小的窘迫。其焦点就在于到底怎样认定物主的性质？算“没收地主之财”，还是算“物主自愿捐献归公”？
从稿本的渠道来源来看，像是前者，但蒲家的后人称，蒲文珊早已多年在县城生活工作，按政策却又不能划分为农村的成分。据相关人员回忆，当时刘伯涛为此事曾先后数次与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王修文通信，协商和请示此事的相关情况和解决方案。
然而后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还是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郭福生在《关于<聊斋志异>收稿发现与保存者情况的调查纪略》一文中，就把蒲文珊称为地主“蒲聋子”，还说他当时受到过农民批斗。所以，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把稿本认定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物”了。
而蒲家后人却强烈反对这个说法，并拿出蒲家得到政府奖励的证据来反驳郭福生。蒲文珊的女儿蒲延章在《求实务实唯实，恢复历史原貌》一文中称，当年刘伯涛找其父亲谈话时，是动员他把稿本上交国家保存。
而蒲文珊对刘伯涛为人的学识和表现出来的政策水平非常赞赏，所以他慨然同意将稿本捐献给国家。蒲文珊在《聊斋原稿》一文中写道：
现在我把这部先祖精血的遗笔，交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当作国家文化遗产精华来保管。这不仅是先祖蒲松龄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
据说，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对此事非常重视，他指示将此稿本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收藏，奖励原稿呈献者。
1951年5月20日，蒲文珊收到刘伯涛转交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专项奖金旧人民币500万元（折合新人民币500元）。对此，蒲文珊非常激动，他在给刘伯涛签收的收条后边附上一条短信说：
正当抗美援朝争取和平的狂潮中，国家需款正急的时期，拨出这笔巨款来奖励我，来补助我的生活，实在是深可感激的。同时也可见到政府对艺术的爱好和国粹保管的热心，无微不至，确是过去各时代所不及。并证明了共产党是建设的，是注重实际的，不是破坏的，不是虚伪的。可惜我对革命的认识实在不够。我今后要立志，对革命著作多读多看多学习，要追随我的儿女一起立在革命战线上，为人民努力。
从这些材料来看，尽管《聊斋志异》手稿在土改运动中被农民作为“浮财”收缴上来，但最终还是被作为物主自愿捐献国家而收到国家的奖励。而在这个事件整个发展过程中，刘伯涛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部流传二百多年的稀世珍宝，是何时定稿，又是怎么从山东淄博传到了辽东西丰呢？
蒲松龄《聊斋志异》何时开始写作？何时最后竣工？已经难以确定。但根据现存材料能大致作出推测。他的同乡前辈文人高珩《聊斋志异序》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这一年蒲松龄四十岁。这说明至少在此之前，《聊斋志异》已经基本定型结集。但这又不能说明《聊斋志异》此时已经完全定稿。
因为从稿本中某些故事记载的背景时间来看，最晚的有《夏雪》、《化男》两篇，记有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事情，这说明抄本定稿应该在此之后。
还有，从稿本的外观上看，其中大部分内容都誊写清楚，只有少数篇章、条目有修改。这应该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这与蒲松龄的儿子蒲箬祭文中所说其父“暮年著《聊斋志异》”是吻合的。
手稿定稿后，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付梓，只好将其珍藏在家中。蒲松龄将其视为镇家之宝。还为此立下家规：“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
话是这么说，一些过从甚密的朋友求借，他还是不得不借。但却恪守一条规矩，从来不把全稿借人。所以，朋友们借阅，一般也只能是部分借阅，而且还要“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在《聊斋志异》尚未定稿之前，就已经有好友闻讯借阅了。蒲松龄的同乡，当时大文豪王士禛也许是该书较早的读者。
淄川人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就提到：“《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
不仅如此，据说在手稿定稿之后，王士禛曾经出过500两黄金的天价来购买蒲松龄的稿本，但蒲松龄坚持不卖。可见蒲松龄对其手稿是何等珍重。为此，他还为家族立下了规矩：“长支传书，次支传画。”
所谓“传书”，就是指《聊斋》手稿由长子继承；“传画”的“画”到底指的什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指根据《聊斋志异》内容描绘的《聊斋行乐图》，二是指由江南画师朱湘鳞所作的蒲松龄画像。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所谓“画”到底指什么，但以情理来推测，那幅朱湘鳞绘制的蒲松龄画像的确是由蒲松龄的次子蒲篪收藏。这与“次支传画”之说刚好吻合。
这样，《聊斋志异》手稿就由长子蒲箬一支世代传存。为了使后人传承代系清晰明确，蒲松龄还为子孙编制了谱系命名用字，共32世：“竹立一庭，上国人英，文章显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绪，万叶长荣。”
现在各种材料都一致提到：把《聊斋志异》手稿带到东北沈阳的是蒲松龄的七世孙蒲价人。但如果考虑到蒲家的家规和当时《聊斋志异》手稿的保存情况，蒲价人把手稿从山东带到沈阳这件事情还是有些蹊跷。
其中有两个疑团：
一是按很多材料的说法，蒲松龄为家族立下的规矩是“长支传书，次支传画”。如果这里的“画”是指《聊斋行乐图》的话，那么蒲价人一人携出稿本和行乐图两件传家至宝是不合情理的。
二是很多材料都提到，在很长的时间内，蒲松龄的这些珍贵遗物一直珍藏于淄川城内的育英街蒲氏祠堂中，秘不示人。蒲价人凭什么可以置全族利益于不顾，自己敢于把祖传珍宝从祠堂中取出带走呢？
一种说法是：清同治年间，山东遭遇大旱，蒲氏七世孙蒲价人携带家属“闯关东”定居沈阳，带去了分到的传家之宝《聊斋志异》、《聊斋杂记》原稿和六丈多长的巨画《聊斋行乐图》。
另外一种说法是：蒲价人因与家族发生争执，一怒之下，便携带《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手稿远走东北定居沈阳。
近年有人搜寻各种文献记载，发现了一些新情况。说明以上两种说法尽管有些影子，但都不够确切。确切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关于同治年间山东遭遇大旱。实际情况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同治二年（1863），淄川城内爆发了以刘德培为首的农民起义。一时，淄川县城硝烟四起，人人自危。
处在这种情况下，蒲价人担心《聊斋》手稿等祖传珍宝在战乱中发生不测，于是于同治九年（1870）从蒲家祠堂取出这些珍贵文物，携往关东。
所谓和家族发生争执，实际上并未发生。据杨海儒《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一书考证，蒲价人离开山东闯关东，是由于蒲价人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使他采取的一种回避矛盾的方法。“因出嗣胞叔锦堂公过继堂侄”，“恐妻子争差，赴辽东矣！”
原来蒲价人的家族世系中，高祖秉彝生华、蕊二子。华生四子，分别是国权、国标、国树、国楹，而蕊只有一子国相。国相后死于同治年间的农民起义，只剩下蒲蕊一人，孤苦伶仃。
蒲价人是国权的长子，而蒲价人的叔叔国标家境十分富足，可人到中年尚无一子。国标见价人厚道，就提出把价人过继到自己门下，延其香火。然而国标与国权毕竟是亲兄弟，况且价人生四子，是完全可以出嗣一人为其养老送终。
蒲价人当时考虑到怕日后妻儿争夺财产，使家族关系不和睦，就背井离乡远走辽宁。这样，《聊斋志异》手稿就在同治战乱中随蒲价人来到关外。
蒲价人来到盛京（今沈阳）后，举目无亲，无以为生。后来他发现沈阳占卜业很兴旺，蒲价人在家乡读过蒙学，粗通八卦占卜之道，便在沈阳城里摆了个卦摊，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没想到很快成了沈阳有名的术士。
接手《聊斋志异》手稿等遗物后，蒲价人很是珍爱，就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和一位叫刘滋桂的人一起，用他手中的《聊斋志异》手稿本与当时能够看到的其他刻印本进行了文字比对后，把各种刻本中没有收录的篇目找出，用手稿本选编成《聊斋志异逸编》一书。
二是对就把这些遗物重新做了装裱。裱后的《聊斋志异》手稿共四函八册，《聊斋杂记》二册。但因装裱工技艺不佳，竟将手稿的天头裁切过多，使书中三十一处作者手录，还有王士禛的眉批，以及佚名校语等等，毁坏了很多。这些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更为令人痛心的是《聊斋行乐图》不幸流落他人之手。
据说这《聊斋行乐图》绢本淡色，宽约二尺，长有五丈余，绘有蒲松龄身穿公服、手捻银须的坐像及他在斋园中即景小像，还有清代名流所题的诗、词文句等，文物价值很高，因而受到一些贪心者的觊觎。
有人小恩小惠，诱骗蒲价人的一个儿子偷偷卖掉了这部《聊斋行乐图》。蒲介人心痛不已，对手稿更加谨慎地保存。
临终前，蒲价人把《聊斋志异》手稿传给了蒲英灏。从此，《聊斋志异》手稿的传奇故事主角就由蒲价人变成了蒲英灏。
蒲英灏（又名蒲步瀛），字仙洲，从小喜爱读书，成年后为生计所迫投笔从戎，历任清军哨官、帮统。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任镶蓝旗（汉八旗之一）统领的蒲英灏，随左宝贵赴朝鲜作战。回国后，供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做文书工作。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饭碗竟然使他丢掉了祖传宝物的一半。
相传蒲英灏在做慕僚期间，认识了一个山东老乡，五十来岁，名叫袁四，与蒲英灏一见如故。袁四开始来关东时也有些积蓄，可是后来吃喝嫖赌，把老婆都气跑了，生活每况愈下。
与蒲英灏相识后，袁四时常来蒲家混吃混喝。蒲英灏出于老乡之情，几次劝他正儿八经做个小买卖，还给他提供了本钱。可这袁四浪荡惯了，根本听不进去，连蒲英灏给他做买卖的本钱也连抽带喝挥霍了。
人家蒲英灏家有妻儿老小，加上他薪俸微薄，一家人也是辛苦操劳才能勉强度日。一来二去，他对袁四不免有些冷淡。没有想到这袁四不但不知悔悟，反而怪蒲英灏不够仁义，心里忌恨，便找到在盛京将军府上打杂的一个酒肉朋友诉苦。
酒过三巡，他竟然让酒友向依克唐阿告发说蒲英灏家里藏有祖上传下来的《聊斋志异》手稿。当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早已有了手抄本，所以一般的读书人对《聊斋志异》并不陌生。
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依克唐阿终于正式对蒲英灏提出要借阅《聊斋志异》的手稿。蒲英灏见依克唐阿满有把握的神色和口气，完全不像试探和敲诈的模样。
当时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手稿的，觉得遮掩不过，只好实话实说。可是他知道依克唐阿是个粗通文墨的武将，只是年岁大了，想以喜爱读书来附庸风雅。蒲英灏做他的文书有三四年了，他是清楚这些的。
他担心祖上手稿会给丢了，那样他就成了蒲家的罪人。可是拒绝就可能使极爱面子的将军下不了台，自己饭碗难保。无奈之下，蒲英灏只好按着妻子所说，先借给依克唐阿半部，等还了再借给另半部。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当依克唐阿看用看完的半部手稿换回另外半部手稿之后，他手上的半部手稿竟然再也没有回到蒲英灏的手中。
依克唐阿没有如约交还手稿的原因，是客观突发事件使然。那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事件发生后，慈禧太后紧急调动兵力入京，加紧对维新变法人物的看管镇压。依克唐阿奉命进京，临行匆忙，来不及归还手稿。不想进京后依克唐阿突染急病，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不治身亡。
等蒲价人听到消息，打算与其家人联系索要手稿时候，又爆发了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事件。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无数珍宝财物被掠走。兵荒马乱之中，依克唐阿借去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就这样石沉大海了。
就这样，蒲价人祖传的《聊斋志异》手稿只剩下了半壁江山。
自从依克唐阿手中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遗失后，这半部手稿的下落去向也就成了一个迷。各种说法纷涌而起。
很多人说，下半部手稿档案在八国联军战乱中被外国人抢去，流落国外。有人说，它可能流传到德国了。伪满康德八年(1941年)，当时的一家报纸《盛京时报》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四十八卷现存柏林搏物馆。”
后又有消息说在德国发现有蒲松龄题记和印鉴的手迹档案。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如果属实，那么说明那半部手稿虽然在世，但也已经散落了。
也有人传言，说《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在前苏联保存。那么这部分手稿是出自遗失的那半部手稿中，或是其他稿本、抄本，都不得而知。
笔者还在网上见过一种说法，说它可能落在王森然之手。
王森然（1895—1984），是著名的画家和文艺理论家。原名王樾，号杏岩，河北定县人。擅长美术教育、美学、美术史论、中国画。1922年毕业于直隶(河北)高等师范，1930年国立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研究生毕业。
曾任河北大学、北平蒙藏学院国文教授及京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1948年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及带留学生，并在民族美术研究所从事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
1932年，《聊斋志异》下半部手稿被盛京驻防大使依克唐阿拿走后，依克唐阿奉调北京不久，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头一年，即1899年去世，手稿被军阀张宗昌购得，王森然在济南执教时，适逢军阀张宗昌遇刺身亡，张宗昌生前曾嘱托他的管家，万一出事，务必将他所存《聊斋志异》手稿交给一位可靠文化人。
这位管家这时想到与他同乡的王森然是位教书的文化人，就在出事当晚，将此手稿携出张宅交给王森然。王森然当即于第二天回北平，把手稿藏在平安里以西北兴胡同8号旧宅墙里。这半部手稿王森然总想抽时间整理，但始终未得闲暇。
文革开始后，他家先后被抄过8次。最早于1966年8月的一天，管片民警王连生来王家报信说造反派要来抄家，叫王森然把最贵重的东西先交给他保存。
王森然家藏古画、古籍不少，但他认为最珍贵的当属这部手稿，于是将手稿交给这位民警，谁知道这位民警不识货，反认为王森然欺骗他，当面将手稿摔在地上，叫街上收旧书报的雷师傅拿走。事后，王森然发现屋内地上尚留有一页，便偷偷带出托人裱了保存。
王森然生前一直为当初没早日将此珍贵手稿档案捐献国家而后悔不已。由于当事人现已作古，仅凭一页手稿，现在已无法证实真实性。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现在《聊斋志异》这半部手稿是否还在人间，半部原稿命运到底如何？还很难说。
虽说现在是谜雾重重，但文革至今，也就四十多年，从那时起，全国县区均有档案可查，活档案更不少，认真查找一下，那下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档案，失而复得还是有希望的。
但这个说法来源于网上，作者没有提供具体的消息来源。它是否可信，尚有待证实。
蒲价人当时没有能够及时追回依克唐阿借去的半部手稿，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公务在身，身不由己，甚至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波及全国很多地方。清政府急令各地弹压。蒲英灏也奉命镇守西丰县大围（今清源、吉林省辽源等地）。可是那时候义和团已发展壮大，并且占领了京津一带。
帝国主义列强却责令清政府限期“剿灭”，清政府一时弹压不了，对义和团又恨又怕，只得收敛嘴脸，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义民，作为缓兵之计。但是对于同义和团来往的各层官吏却严惩不贷。
蒲英灏因有过做慕僚的经历，有看报纸的习惯。在大围任职期间，仍订有天津《国闻报》、北京《中外纪闻》等报，每天由人送来。没有想到，这一习惯却被得罪了的乡宦恶绅诬指为通“拳匪”，上报西丰县令。
那时闹“拳匪”即义和团，清廷命官并不好当，每天担惊受怕，稍有不测，就有可能丢官甚至掉脑袋，争相以“剿匪”的功绩保职保命，因此，西丰县令对“私通拳匪”特别敏感，惟恐躲之不及，一听说下属有通匪之嫌，不问青红皂白，上报朝廷，蒲英灏遂被解职罢官，解甲归田，举家暂时寓居西丰镇。
按照蒲家的规矩，蒲英灏应该将手稿传给长子，但为什么却传给了小儿子蒲文珊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蒲英灏有五个儿子，晚年时，一个儿子趁他外出时将仅存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偷偷卖给了商务印书局，蒲老先生气得浑身哆嗦，他立即带上书款，备些礼物，赶到商务印书局。
好话说尽，印书局总算松了口，最终以赔偿损失为名索要了一笔钱了事。正是有了这样一次经历，蒲英灏老先生在选择传人时是煞费苦心，最终不惜违背誓约将手稿传给了喜欢诗文书画，为人聪颖正派的小儿子蒲文珊，叮嘱再三，才闭了眼。
从此，《聊斋志异》手稿落到蒲家最后一位继承者蒲文珊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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