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聊斋》手稿本传奇故事与价值（下）
蒲文珊继承手稿之后，也许并没有想到，手稿这份祖上遗物给他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无休止的灾难。
1931年春，时任奉天省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从西丰县县长冯广民那里得知蒲文珊藏有《聊斋志异》手稿一事，便通过冯找时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蒲文珊，让蒲文珊将所藏原稿转让给他。
蒲文珊称这是祖先留下的东西，谁也不能给。袁金凯看索要不成，便提出要蒲文珊借给他选印。蒲文珊觉得选印祖上作品也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了。但为防不测，蒲文珊亲自携带手稿到奉天见袁金铠，商议选印事宜。
当时由袁金铠活动运作，成立了包括当时吉林省省长王维宙在内的《聊斋志异》原稿审核委员会，蒲文珊任委员。尽管如此，蒲文珊还是再三嘱咐要妥善保存好半部手稿，并将手稿暂存奉天银行保管。然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选印一事一度被搁置下来。
到了1935年夏，局面稍稍稳定后，选印一事再度提起。审核委员会邀请当时遵化人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从手稿中选出作品二十四篇，其中十篇为各刻本中未收者，十四篇为带有王士禛评语者。此项工程由东北各县及西丰县士绅出资，胶版影印，于同年九月出版。书出版后按照各地出资多少进行分配。
不过选印工作结束后，袁金铠并没有马上交还手稿的意思。事隔五年后，经蒲文珊多次催要，终于将原稿要回。
然而，身为伪满洲帝国的参议兼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心里并没有放下对手稿的渴望。他见伪满帝国只是一个傀儡，实权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便向日本人表示知道《聊斋志异》手稿的下落，愿意出力搞到手稿。
日本人对此垂涎已久，便指令袁金铠出面，他们在后边撑腰。于是，袁金铠串通当时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又名陈艺）向蒲文珊提出要购买手稿。与此同时，当时日本国驻满洲国的领事官员也曾软硬兼施，索要手稿。
张友宪绘聊斋人物
蒲文珊心里清楚，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会给自己带来许多利益，但传统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他还是表示绝不出卖祖上宝物。
他在给袁金铠的回信中说：“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生保存之苦心也。……”向袁金铠表明了自己决不出卖手稿的态度。
袁金铠见到此信，也深为其正气而感动，认为蒲价人的话“卓有见地，生人钦佩”。这样，日本人和袁金铠都没有达到目的，但蒲文珊也不得不离开西丰县图书馆到一家医院打零工。
可袁金铠并没有死心。当溥仪成为日本人的傀儡，当上满洲国皇帝后，袁金铠居然出任了伪满帝国尚书府大臣。当时，日本一家医院失窃，蒲文珊所在医院的华人职工被全部无理地投入监狱。
袁金铠得知蒲文珊入狱的消息暗自高兴，他给任西丰县县长的儿子袁庆泽去了封信，让袁庆泽以他的名义到监狱中看望蒲文珊，委婉地提出他愿出重金购买手稿的意思。
蒲文珊知道答应下来意味着什么，虽然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得到金钱，但无颜面见列祖列宗。蒲文珊只是以手稿已经送回山东老家为由婉言回绝。
民国间《聊斋志异》烟画
从目前多数材料记载来看，蒲英灏把《聊斋志异》手稿传给了小儿子蒲文珊。但也有人对此另有说法。
郭福生在《关于<聊斋志异>收稿发现与保存者情况的调查纪略》一文中，谈到他在调查中了解到，蒲家后人关于哪一支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继承人，还是有争议的。对蒲文珊作为手稿继承人之说提出质疑的是蒲英灏的四儿子蒲文屿的三儿子蒲庆章，他提出自己的父亲蒲庆章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真正传人。
蒲庆章的理由主要有：
第一，蒲文屿是蒲英灏的正夫人所生，蒲文珊为蒲英灏的妾所生。从封建家族正统观念来说，作为妾的后人，蒲文珊是没有继承权的。
第二，当年土改时候之所以手稿在蒲文珊手里，是因为手稿被蒲文珊借去后，蒲文屿担心自己成分高，怕因手稿受到农民揪斗，所以没有急着将手稿要回。
第三，蒲文珊一家独占国家颁发的《聊斋志异》手稿是不够妥当的。
郭福生还提到蒲文珊的后人对此不以为然，提出以下几个根据：
第一，祖父对父亲（蒲文珊）十分偏爱，所以手稿当年传给蒲文珊后，就一直保存在蒲文珊手中。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为何当时没有提出此事？
第二，父亲（蒲文珊）和四大爷（蒲文屿）分家时，他们多分了土地房子，而手稿就归我们家了。
《聊斋杂记》
第三，袁金铠选印本的“弁言”中明确说明手稿从父亲（蒲文珊）手中借出，就是明证。如果有问题，早该提出异议了。
第四，当年蒲文珊被翻走并上交的不止是《聊斋志异》手稿，还有《聊斋杂记》。这些四大爷一家从不提起。
然而作为郭文中提到的蒲文珊后人的蒲延章却矢口否认郭的说法。蒲延章在《求实务实唯实，恢复历史原貌》一文中说，她从未和任何人争论谁是《聊斋》手稿的保存者，也从未见过所谓《记略》的记者。
她说：“我父蒲文珊从祖父手中接过原稿，他所接过来的是收藏原稿的重大责任和对宗族应尽的义务，从未把先祖遗墨视为己有，也未以保存者自居。”
这样看来，有关谁是手稿继承者的问题，目前只能是无头案了。尽管这无关紧要，蒲家人自己也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但郭福生既然作为调查记略方式写出，哪怕只是道听途说，恐怕也未必完全空穴来风。姑且存疑。
半部手稿，几世沧桑。这部流传三百多年的手稿，其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
从外观上看，现存半部稿本《聊斋志异》系用竹纸抄写，共四百页，纸质已陈旧发脆。均为半叶九行 ，每行27至30字不等。
卷前有刑部侍郎高珩的《序》，还请淄川达官同乡好友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题《聊斋志异序》，但蒲氏总觉得高唐二人的序没能完全表达他的心情，于是自己又作《聊斋自志》。
蔡超绘蒲松龄像
此序价值很高，一是因为作者讲述自己的著作、经过、志趣等；二是因为最早用语体文写成的序文。
稿本现存的小说237篇，是原手稿八卷的一、三、四、七卷。佚失是二、五、六、八卷。其中《猪婆龙》是重文。《五通》后《又》、《青蛙神》后《又》各分为二篇。《犬奸》、《牛同人》、《吴门画工》等25篇为青柯本所佚刻。
其中206篇是蒲松龄的手迹，其余31篇为他人代抄。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改较多，自抄部分字迹清楚及少涂改。加之书中眉样上及各篇正文后间有蒲氏手录王士禛评语，更加说明了现成半部手稿系蒲氏清稿本。
尤其珍贵的是在卷前聊斋志自文后钤有一枚松龄白文长方印，这是蒲氏手稿不可多得的佐证。
手稿本现存第一册共91页，其中有一页标明65页页码。还有第四册共112页，标明页码者有30、65、75页。这说明，原手稿是每卷独立编制页码的。否则不会出现两个65页。另外，全书没有总目录。各卷前有本卷目录。
关于手稿本的卷次。手稿本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本书卷数很是混乱。
《考城隍》绣像
比如蒲立德在序中称十六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称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我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和原稿实际情况，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参见骆伟《<聊斋志异>版本略述》）。
也有人认为，十六卷和八卷分别是指两个手稿本。十六卷本在前，八卷本在后。其根据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济南朱缃在给蒲松龄的信中说：“《志异》七册，前已送上，想蒙照入矣。尚有八册，弟未经览者。祈即付敝年伯（察）入。”
朱缃索要《聊斋志异》手稿，不仅仅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抄写。他在康熙四十一年给蒲松龄的信中又说：“《志异》书有弟未经抄录者，祈付去手。”康熙四十五年又一次致函蒲松龄说：“《志异》并祈携来，从前抄者，尚有鱼鲁之讹。欲更正也。”
可见，朱缃从蒲松龄那里借来《聊斋》主要还是为了抄录。但这里透露出朱缃那个借阅本的信息：还完七册，还有八册未经阅览。说明原书应该至少分装十五册。如果每册为一卷，当时朱缃手中还保留一册未还的话，那么就正好和十六卷的数字吻合。
这应该就是蒲立德序中所说的“十六卷”手稿本（参见薛洪勣《<聊斋志异>的版本系列》，《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三期）。
关于八卷手稿本，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上提到：“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而该书原文总字数大约为四十万字，如果平均每卷五万字，八卷正好四十万字。说明八卷本存在的确是事实。
蒲松龄故居
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也明确说：“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蒲松龄去世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他的同乡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说：“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
这篇墓表写于雍正三年（1725）。这说明，八卷本的《聊斋志异》手稿不仅当时存在，而且还应该是作者最后的定稿。
但是到了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在给本县县令唐秉彝的《呈览撰著恩恳护惜》一文中说：“（《志异》）原本漫漶，副录差讹，当即校字鲁鱼，兼恐触时忌讳，尚须校勘，另行缮写。但生昏眊而耕砚，强读祖父之书；拮据而授生徒，岂胜誊抄之力？谨先两册奉纳，余即陆续进呈。”
这封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县令唐秉彝曾经向蒲立德借用《聊斋志异》手稿抄录，并要蒲立德帮他一起抄录。蒲立德在回信中婉言谢绝抄录工作，却向唐秉彝提供了家藏的《聊斋志异》手稿两册。
在这里，蒲立德并没有具体说明他提供给唐秉彝的手稿本是多少卷，但蒲立德在《聊斋志异跋》中说：“《志异》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应该可以理解为蒲立德手中的《聊斋志异》稿本就是十六卷。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在八卷本定稿明确之后，怎么蒲立德手中又会出现十六卷本手稿呢？
连环画《蒲松龄》
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十六卷本和八卷本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手稿抄录本，二是蒲立德手中的十六卷本系由八卷本拆分而成。笔者以为从情理上分析，后一种可能性不大。它既不合情理，又毫无证据。而前一种可能不仅在情理上是可能的，而且上述材料分别提供了相关证据。
目前流传下来我们见到的手稿本应该是八卷本。这就是说，还有一种十六卷本的手稿本仍然湮灭在人间。如果有朝一日，它能重返人间，则是《聊斋志异》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盛事。
除了丢失的半部手稿四册外，1951年春，接收《聊斋志异》手稿的辽东省文化处，将其上交到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
同年秋，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将手稿交周福成老师傅重新托裱，宣纸加衬，做成“金镶玉装”，并用蓝绢皮、绿包角重为装订。装裱时由于重新加衬，手稿厚度增加近一倍，因此由原四册改为八册，用绿花锦套分装两函，移交东北图书馆（今辽宁图书馆）保存。
1952年，《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曾送交中央文化部，拟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并一度误藏北京图书馆。手稿中唐梦赍序前及第五册（改装后的册次）后钤盖的“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小方印，即由来于此。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年影印《聊斋志异》手稿本
多少人对它垂涎三尺，多少人为它担惊受怕。这部《聊斋志异》手稿几经沧桑，足见其为寰中宝物。可是它除了是蒲松龄的遗物，具有文物价值之外，它作为《聊斋志异》的现存最早版本，它到底有多大价值？它具有哪些其他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就是校勘的作用。所谓校勘，是指古籍整理过程中的一道必要程序。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出现文字与原文有出入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正规的古籍现代出版物一般都要由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校勘。
校勘就是用该书的所有版本相互进行文字核对，从中选择最接近作品原貌的文字来使用。比如同一本书里边同一个位置的文字，可能不同的版本中文字会出现歧异。那么校勘者就要运用各种相关专业知识，确定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一般认为作者的手稿是最接近原貌的。所以，目前出版的各种《聊斋志异》校点整理本，所有的整理者都毫无例外地把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作为校勘工作依据的首选。
比如像经典的张友鹤先生《聊斋志异会校会评会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本，作者在后记中列举了十四个使用依据版本之后说：“以上十四个本子，是这次会校、会注、会评中所分别应用到的。从文字校勘上说，手稿本价值最大。”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
近年新出的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2000年5月齐鲁书社版）后记也这样提到手稿本：“因此它（指手稿本）是当前最可信的本子，是评价抄、刻本优劣的最重要依据。”
值得提到的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第一次刊刻《聊斋志异》的时候，经过余集、鲍廷博的认真仔细删改，原稿中那些有可能触犯清王朝文字狱的内容大体上都被删除殆尽。
如《张诚》篇中原稿一段话为“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父遭兵燹”，刻本为回避政治麻烦，改为“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有的如《乱离》全篇描写清兵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甚至被全篇删除了。这样一来，原稿本就成为今天人们了解作品原貌的珍贵依据了。
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在著名的《促织》一篇的结尾，手稿本的文字和最早的青柯亭刻本出现很大的出入。如小说最后的“异史氏曰”中，手稿本有这样一段文字：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
青柯亭刊本《原本聊斋志异》
然而这段文字在青柯亭本中却被删除了。
很显然，这段文字因为涉及到对最高统治者的指责和讽喻，整理者担心招来政治灾祸而将其删除了。但有没有这段文字，的确涉及到对作者的思想锋芒的锐利程度的评价问题。因此，稿本的校勘学价值也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相反的例子还有，某些地方手稿本文字简略，而后来的刻本却详细完美。比如还是《促织》一篇，当成名的儿子投井而死，夫妇两人在安葬儿子之后，发现儿子半夜苏醒，两人心情稍稍安慰。下面的文字手稿本是这样：
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
而青柯亭本却是这样：
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
相比之下，青柯亭本的文字完整，尤其是非常具体地交代出成名的儿子陷入昏境的形态。这样的描写对于理解作品的情节连贯，把握作品的思想主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可以看出，《聊斋志异》在后来的刊刻过程中，是经过后人润饰和加工的。从而说明《聊斋志异》一书的艺术成就凝结着众多无名者的贡献和心血。
11手稿本对《聊斋志异》分卷的作用
聊斋邮票
其次是了解原书的分卷情况。由于《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各篇相对独立，所以在全书卷次的编排上有相对的自由度。
就稿本自身而言，就出现十六卷、八卷两种形式。而后来的各种抄本、刻本、评注本等还出现六卷、十二卷、十八卷、二十四卷等各种卷帙，更是五花八门。于是，在处理该书的卷次安排问题上对手稿本依据的程度，就成为人们评价其合理与否的主要参照。
比如张友鹤先生的“三会本”是分为十二卷。其根据是，以现存四册稿本与铸雪斋抄本互校，可以发现稿本每一册内容的排列次序在铸雪斋抄本中基本上都完整保存下来。而铸雪斋本的祖本——雍正时期的殿春亭抄本正是分为十二卷（见殿春亭主人跋）。
张友鹤先生由此断定蒲松龄原书即为十二卷。然而这个分法受到强烈的质疑。章培恒先生在给张友鹤“三会本”作的新序中指出：“其较重要的不足之处，则在于误认为铸雪斋本的分卷编次与手稿本相同，故在编排上以铸雪斋本为依据，打乱了稿本的原来次序。
而且，对两本在分卷编次上的不同之处，在校勘记中不作任何说明，以致读者若不将这两个本子重加核对，亦将误认为彼此相同。”可见，“三会本”是一个没有正确了解和理解手稿本分卷原貌就贸然行事的一个反面例证。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比“三会本”有进步但仍然不能正确依据使用原稿本的例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文库》本《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该本比“三会本”的进步是使用了张友鹤先生没有见到和使用的山东省博物馆所藏康熙抄本《聊斋志异》，并且用手稿本和康熙抄本进行了比对，得知两本之间有两册相同，两册相异，相合则共存六册。
并且指出康熙抄本中《王者》一篇正文首页标有“聊斋志异卷二”字样，由此推断“这个抄本一册即为一卷，现存四册即为四卷”，并认为张元《墓表》、蒲箬《行述》和《祭父文》中有关“聊斋志异八卷”或“志异八卷”之说，“是符合《聊斋志异》卷册厘订的原始情况的”。
但遗憾的是，编注者没有因此而采用他认为符合“原始情况”的八卷分法，而是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但是，在学术界未有定论之前，为慎重起见，我们这个新校本，暂仍按照铸本‘总目’，分为十二卷”。
直到2000年由齐鲁书社最新出版的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才回到完全尊重和依据手稿本的角度和立场上来。在认真对比和分析各个版本有关《聊斋志异》卷数的信息后，任笃行先生终于确定采用手稿本八卷本的分卷方式。
这一点，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袁世硕先生在为该本所作序言中说：“新整理本依据原稿本八册，作为八卷本，应当说这才符合实际。”
《聊斋志异详注新评》
作为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各篇相对独立。位置排列的变化不会影响到单篇作品的阅读理解，但同时却给全书的篇目编次带来很大的随意性。
迄今为止，由当代人整理出版的《聊斋志异》，在编次问题上各自为政，各不相同。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聊斋志异》篇目编次问题的众说纷纭之争。无论采用哪一种编次方法，往往主要根据包括手稿本在内的早期若干版本。其中最为人看重的就是作者亲手誊录的手稿本。
张友鹤先生认为铸雪斋抄本的排列次序与手稿本完全相同，所以他的“三会本”《聊斋志异》采用的是十二卷的分法，其篇目编次是依据铸雪斋抄本。
但这种编次方法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其中以章培恒先生为代表。章先生认为，虽然就每一单本而言，手稿本和铸雪斋本的确基本相同。但这不等于各本之间的排列顺序相同。
章先生经过大胆假设并加以论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手稿本实际上是按各篇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
章培恒先生
他的主要根据有两点，一是各本内部的次序排列，大致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没有相反情况；二是各本之间的时间痕迹也很清晰，相互没有混杂，完全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参见章培恒《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及为张友鹤“三会本”所作《新序》等）。
但章培恒先生的观点也受到学界的质疑。王枝忠《<聊斋志异>是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吗？》（载《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二期）一文提出，事实并非像章培恒先生说的那么清楚。
首先，在章培恒先生所认定的某一年代作品的单册中，常常杂有与其相距较远年代的故事；其次，王士禛为《聊斋志异》所题写的评语大致作于康熙二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间，然而这些评语却分别散见于五册稿本中。
从常理来看，这五册不大可能都写于康熙二十八年之前。那么所谓《聊斋》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就难以成立了。类似的观点还有孙玉明《试论<聊斋志异>的成书及分卷和编次问题》（《蒲松龄研究》1991年第一期））等。
如果这些看法能够成立或者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章培恒先生所谓按写作先后编次的说法难以成立的话，那么，张友鹤先生“三会本”的编次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鉴于这种情况，后来的《聊斋志异》整理者在篇目编次问题上都采用了更为谨慎的做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文库》本《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完全依据铸雪斋本“总目”来进行编次。而以手稿本为底本的有关篇目，则分别插入铸雪斋本的“总目”的相关位次。说明整理者是以铸雪斋本为主，以手稿本为附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聊斋志异》
相比之下，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对于手稿本的依赖和信任程度要高得多。袁世硕先生为该本所作《序言》对此作了全面评价：
编次方面。原稿既然没有标明卷次，那么这八册(卷)当如何排列?无原稿可据的四册的篇目次序又当如何排列?笃行学兄以原稿四册为主，考察了几种重要本子的编次情况，发现铸雪斋抄本卷首总目(不是正文的实际篇次)，基本上保持了原稿的编次和各卷内部的篇次，从而表明“三会本”的编次也是可靠的。
但是，其中也稍有歧异，如铸雪斋抄本(“三会本”同)卷四末篇为《酒狂》，接下来之卷五首篇为《阳武侯》，而在原稿首篇为《刘海石》的一册中，《阳武侯》在前，《酒狂》居后，等。
新整理本据铸雪斋抄本的总目，改十二卷为八卷，又依据原稿、康熙抄本调整了少量篇目的位置，虽然变动不大，但也该说是进一步地接近原稿。
白庚延绘聊斋人物之连锁
这些都可以看到，对于《聊斋志异》这样原书次序不详作品的编次工作，手稿本具有怎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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