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刘强:《〈世说新语〉研究史论》
该书题为《世说新语研究史论》,是对传世名著《世说新语》及其相关文献的综合整理与系统研究。在深入考察《世说新语》历代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分别对南朝、唐代、宋元、明代、清代、近现代、当代等七个历史时期的《世说》研究情况进行专题论述,充分展现该书近一千六百年的研究概貌及历史演进过程,切实探明《世说》成书以来诸如版本、校注、续仿、评点、诠释等发展与演变的基本情实。力图从中寻绎出《世说》传播接受的历史线索与动态流程,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历代学者对魏晋历史、人物及风尚的复杂判断和尖锐对峙,揭示出作为文学文本的《世说》,是如何在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乃至人类学诸方面,释放出其丰富而又强大的诠解能量的。
该书虽以“研究史”标目,却并非简单的线性描述和事实罗列,而是考校结合、夹叙夹议、以史带论,尤其注意在文史哲交织互动的学术史框架下,把握《世说》学史的特殊风貌,故本书实亦可谓之“世说学史论”。
目 录
大梦如痴今已醒
——《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后记
此书酝酿甚早,写作有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差不多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在这“尤难为怀”的“秋冬之际”,检视厚厚一摞近四十万字的书稿时,感慨当然是有的,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关于此书之缘起,拙著《世说学引论》的《后记》已约略提及,其中有这么一段:
最初的题目是《世说学史论》,原先的计划是要完成三个任务:一,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外延及系统予以学理上的界定与分疏。二,梳理《世说》的传播、接受及研究史。三,对自己较有兴趣和心得的问题,如《世说》编撰、文体和接受等进行深入研究,拿出一些带有创意和个性的成果。
当时的提纲分成两大部分:上篇为《世说学综论》,下篇为《世说学史略》。但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两部书的内容,完成任何一部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决定暂时放弃“史”的写作计划,而把精力集中在“论”上。这才有了这部《世说学引论》。
如今,作为“世说学”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当初的“世说学史略”,就要冠以《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之名付梓出版了。之所以要将“史略”改作“史论”,并非借“论”以自重,而是渊源有自,水到渠成。
大抵学术史的写作,不得不建基于通贯而详审的研究之上,尤其对于《世说》这样内蕴丰厚的文本,历时的、线性的“史”的梳理固然不无必要,但于揭橥其文化旨趣和学术价值而言,终究不免显得单薄而乏力。
故本书的写作,颇有一些自加难度的意思,私心总想摆脱文学史或小说史的通常视域,而试图在文化史、思想史甚至心灵史的观照之下,尽可能地拓展“世说学”的认识疆域与阐释空间。这当然并不容易。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随着研究和写作的渐次深入,最初的对于“史”的描述已经不能让我满足,因而不得不诉诸于更为繁难的“论”。尤其是,每当发现前人研究中的疑点和疏失时,似乎也很难做到视若无睹和无动于衷,当初在“引论”中未曾充分发挥的探索欲时常冒进,难以遏止。
于是,“史”和“论”之外,又不时辅之以“考”与“辨”;而基于“史实”的“事实判断”,也不得不让位于基于“史识”的“价值判断”。尽管,有些判断实在还有继续探究的必要,但那毕竟都是后话,而眼下的事实是,“史略”不得不改作“史论”了。
也正因如此,本书只能算是大致对“世说学”发展史上一些重要“名胜”做了一番“巡礼”,眼前露出海平面的,很可能不过是“冰山一角”。
正如《世说》的文本结构好比一张“纲举目张”而又“疏密有致”的大网一样,本书的谋篇布局正是要编织一张“世说学”的大网,只是在具体操作中,虽不至于“挂一漏万”,却也远未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在章节与段落的“纲目”之间,依然留下了不少可供寻绎的“网目”和尚待填充的“空白”。
甚至很多情况下,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和才疏学浅,以至于遗珠弃玉,甚至“网漏吞舟”,亦未可知。别的不说,因为遵循“不录存者”的古例(也不妨说是故意偷懒),当代“世说学”的研究,本书就多未涉及;而内容或许更为丰富的域外“世说学”部分,因为力有未逮,则干脆付之阙如了。
这当然不无遗憾。但转念一想,如果是无法弥补、也不想弥补的遗憾,也就算不上遗憾了。说到底,学术史的书写永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于方兴未艾的“世说学”来说,恐怕尤其如此。更何况,在已经心有旁骛的我看来,本书的出版,不过是为了“圆梦”,为了给当年很多人看来不无孟浪的“世说梦”,画上一个不甚工稳的句号罢了。
是梦总会醒。像是一个技艺并不纯熟,而想象力过剩的工匠,我的“世说学”营构之梦,做了二十余年,现在终于到了“梦醒时分”。“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人生苦短,这样旷日持久而又五迷三道的“大梦”,一生又能做几回呢?
大梦如痴今已醒,雪泥鸿爪尚留痕。检点一下自己的“世说学”研究,主要工作大概可以分作三块:
一是文献整理,先后完成了《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清世说新语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20年)三书。
二是理论建构、文本新评和学术史梳理,先后完成了《世说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3年)和《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三书。
三是社会传播和大众普及,陆续出版了《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上下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初版、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年繁体版、修订本《世说三昧》由岳麓书社2016年出版)、《竹林七贤》(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魏晋风流十讲:<世说新语>中的奇风异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修订本《魏晋风流》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再版)。此诸书,版本错落,名目不一,其实亦可算是“三书”。
记得2012年《世说学引论》出版前夕,我特意在《后记》中提到“为了告别的纪念”。不意八九年过去,不仅没能与《世说》“告别”,反而不断有新的“约会”。
2017年11月,我与河南师范大学李永贤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由我筹措资金,结集出版,是为《神超形越——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8年)。
2018年底,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主持《世说新语鉴赏辞典》的编写,此书现已完成大半,2020年底或可问世。
而前不久,又与果麦文化达成合作协议,开启了《世说新语》简注本的编注工作。如果算上这纯属“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三书,则我的“世说学工程”,独著加编著,恰可凑足“十二”之数。
这么“盘点”自己的“世说梦”,其实不无汗颜。以造屋建房为喻,这其中,有多少砖瓦不够牢固,多少梁柱尚显歪斜,多少房型未必合理,多少景观贻笑方家,也许只有“得失寸心知”了。
好在,他人以学术为“公器”,而我治“世说学”,却不免怀揣“私心”。无他,盖以姓刘之故也。私心常想:小子虽不才,既然忝为“卯金刀氏”,则“二刘”(义庆、孝标)之事,岂非“自家事”?如此一来,此役虽苦,却属“公私兼顾”,自然勉力而为,乐此不疲。
至于功过是非,冥顽如我,疏狂如我,微末如我,也只能忽略不计了。人常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在我,是只要忙忙碌碌,不教一日闲过便好,只要专注一事,不为世变所扰便好。如斯而已,岂有他哉!
上文说我已心有旁骛,还真不是诳语。早在十余年前,因为教学的关系,我的兴趣便已开始转移,另一部经典向我展示了比《世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魅力,让我念兹在兹,欲罢不能。这部经典,就是《论语》,也只能是《论语》。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魏晋到先秦,从玄学到儒学,从老庄到孔孟,或者说,从“自然”到“名教”,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正如谢安所说“其间亦迩”,也如桓温所谓“咫尺玄门”。
我从《世说新语》上溯至《论语》,绝非“搭错车”或“敲错门”,而完全可算是沿波讨源,振叶寻根。
于我而言,从“世说学”到“论语学”,并非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一门学问到另一门学问那么简单,而是,从对于“情境”和“意境”的盘桓和迷恋,渐次转入对“理境”和“道境”的体贴和证悟。或者说,是“自家事”告一段落,转而开始关注“大家事”了。
这“双语”的磨合与激荡,不仅是学术探究的进境,也是生命体验的转关,其中的万千风景与微妙愉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的求学之路,其实只是一路好奇,一路结缘,一路做梦。我就是想知道,还有哪些书、哪些人与我有缘?古典今典,古贤今贤,哪些可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哪些属于“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许,我只能再接受一次“催眠”,并潜入另一个“造梦空间”——此时此刻,已然在“痴人说梦”了。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再次向业师曹旭先生、骆玉明先生,以及《世说学引论·后记》中提到的众多师长、同好、学友表示感谢(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同时,也要向当年尚未识荆,后来多蒙指点关照的龚斌先生、唐翼明先生、郭齐勇先生、杜忠诰先生、吕友仁先生、张新民先生、林安梧先生、洪国樑先生、张伯伟先生、程章灿先生等前辈师长表示感谢。
尤其是龚斌先生,这些年在学问上对我帮助颇多,不仅两度邀我参加陶渊明学术会议,是我陶学研究的引路人,而且对我主办的学术活动亦不吝支持,这次又在百忙中审读拙稿并撰写序文,谬赞之语,心常怀惭,知遇之恩,无以为报。唯有不断努力,盈科后进,庶几不负前辈师长奖掖提携之高谊也。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宋文涛兄,以及年轻的编辑袁乐琼女史。在书稿的审阅及编校中,他们给了我不少关键性的指谬、建设性的修改和朋友式的规谏。尤其是作为一审的乐琼博士,在查核文献中不避繁难,严格把关,使此书免去不少鱼鲁亥豕之失。
若此书还有些许可观,应该归功于两位责编的敬业、严谨和高效!我的研究生陈文芝也承担了最初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更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终使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
2019年10月30日写于守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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