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为何要开展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主体部分，其成就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古代小说相媲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借鉴其丰富的创作经验，无疑对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文学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建设也不无裨益。
《中国通俗小说史》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进行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为这是了解、继承、发扬、借鉴的基础，有了这个扎实的基础，才能进行相关的批判继承和开发利用。
一、近百年的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不够平衡
中国古代小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通称史志子部小说；一类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一般不入二十五史《艺文志》。
这里所说的二十五史，是学术界对历代官修正史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而《艺文志》则创始于《汉书》，著录当时传世的汉及汉以前文献，《隋书》和《旧唐书》则称《经籍志》。在二十五史中，虽有部分正史未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但清代学者都做了补辑工作。
《汉书艺文志》
因此，就各个朝代而言，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含补志）对文献的著录是基本完整的，而它们所禀承的小说观念也是大体一致的。本文所说的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便包括上述《经籍志》或补志所著录的小说。
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小说作品目录开始，经过《隋书·经籍志》调整为在四部之子部著录小说目录以后，中国历代史志无不沿袭。清人补志约有40余种，涉及小说著录的有近20种。
据初步统计，《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15部，《汉书艺文志拾补》著录13部，《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12部，《后汉艺文志》著录5部，《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著录2部，《三国艺文志》著录3部，《补三国艺文志》著录2部，《补晋书艺文志》著录30部，《补宋书艺文志》著录2部，《补南齐书艺文志》著录2部，《补南北史艺文志》著录5部，《隋书·经籍志》著录25部，《旧唐书·经籍志》著录14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23部，《续唐书·经籍志》著录30部，《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63部，《补南唐艺文志》著录19部，《宋史·艺文志》著录359部，《宋史艺文志补》著录45部，《补元史艺文志》著录16部，《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35部，《补三史艺文志》著录6部，《金艺文志补录》著录5部，《金史艺文略》著录3部，《明史·艺文志》著录127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63部，共计1024部。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
今人补《清史稿艺文志》2种著录古小说511种（不含通俗小说和翻译小说），因观念与古人明显有异，故不计入。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白话通俗小说受到重视，有关作品及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
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三言二拍”，无不有专家校勘整理的多种版本面世；以这些作品为中心的专题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工作也受到重视，有些作品出版的相关资料汇编还不只一种，从而极大地方便和推动了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才子佳人小说和狭邪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也得到了整理出版。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古本小说丛刊”，共41辑，205册，收书169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古本小说集成”，共5集，693册，收书426种，其中有大量珍稀古本，主要是白话通俗小说。这两套丛书将白话通俗小说的主要作品的重要版本几乎搜罗殆尽，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史志子部小说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虽然一直有人在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有了不小进步，但也仅限于个别门类（如志怪、传奇）、个别时段（如唐五代）和少数作品（如《世说新语》、《聊斋志异》），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体小说丛刊”是以古代文言小说为对象的，至今仅整理出版小说10余种。
《新辑搜神记、搜神后记》
而以全部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为对象的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至今尚无人去做。
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强调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因此，不少中国史志小说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有人根本不承认它们是小说。中国史志小说的文献整理编纂与研究也就不可能全面展开，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中国学者的文化本土意识和学术本位意识也日益增强。
现实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位，反思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对中国史志小说的歧视、误读和曲解，发掘中国史志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推进中国现代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和正常交流。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中国史志小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保存着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现代学科观念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文学门类，必须按照其本来面目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系统整理、综合研究和合理开发，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二、笔者的切身体会印证了开展这一研究是必要和可行的
笔者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关注的是《水浒传》。80年代主要集中研究明代“四大奇书”，1991年出版专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后来相继出版了《古典小说新探》、《四大奇书纵横谈》、《图说“四大奇书”》等。与人合作出版了《〈红楼梦〉与民俗文化》、《〈红楼梦〉文化读本》、《〈三国演义〉文化读本》、《〈水浒传〉文化读本》、《〈西游记〉文化读本》等。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过程中，笔者也在不断地思考：这些优秀的明清通俗小说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没有关于它们的记录？中国正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是否算是小说？古人为什么把它们作为小说著录于正史？中国古代小说是怎样诞生的？又如何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此等等。
《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1985年1月，笔者在《文学遗产》发表过长文《中国小说起源探迹》，申述对中国小说起源的看法。以为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通称史志子部小说，或称文言小说；一类是不为史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
前者是正统的小说，后者是非正统的小说。两类小说虽各有特点，但一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奇特景观。史志子部小说起源于汉，方士小说是其代表；通俗小说起源于唐，变文话本是其代表。
后来陆续有人对此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自己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98年3月，笔者在《齐鲁学刊》发表《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阐述了欧阳修小说观念的内涵及其在小说思想上承先启后的独特地位。
2002年11月，笔者在北京大学国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第10卷发表《在子史之间寻找位置——史志所反映的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系统阐述了对史志子部小说及其所反映的小说观念的看法。
王齐洲教授
2003年10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提交论文《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试图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清理中国小说文体和小说观念的关系，为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确立真实而合理的历史基点。会上有专家提出“唐前‘小说’非小说论”，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笔者也曾阐述过自己的观点。
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版的各种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和书目提要，在收录作品对象时各有各的标准，各方均有自己所以如此收录的根据和理由。
这一现象说明，大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远没有达到统一，以致我们至今仍然拿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古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里面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在笔者看来，主要涉及到小说观念的差异，同时也涉及到操作方法的选择。
由于受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加之我们又长期缺乏文化本位意识和学术主体意识，学界往往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完全承认中国历代正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就是小说。尽管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调和古今小说的差异，却又始终找不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且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处理办法。
这样的局面，相对来说对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影响要小一些，而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影响则要大得多，百年来白话通俗小说文献整理研究比史志子部小说成绩更大是必然的。
《裸学存稿——王齐洲自选集》
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史志子部小说方面，以弥补长期形成的小说文献研究失衡的缺憾，还原中国古代小说事实上包括史志子部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的原生形态，以利于大家的了解、研究、开发和利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自2003年以来，笔者除了自己集中进行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15家小说的考辨，出版了专著《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外，还指导研究生开展史志著录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先后完成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宋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明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补辽、金、元史〈艺文志〉志著录小说集解》也已接近完成。
岳麓书社2009年出版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便是在毕彩霞硕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两年多增补修订而成， 55万字。
该书出版后，柳斌杰、于友先、邬书林主编的《中国出版年鉴》（2010年）“每社一书”栏目予以推荐。2010年9月，该书获中国出版者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2009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得到了出版界和小说研究界的关注和好评，证明这条道路是切实可行的，这种方法也是切实有效的。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
《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出于稗官”，以其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1]受其影响，历代史志也多从政教和学术的角度来理解小说，将其列于诸子之末，形成“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2]的传统观念。
因此，史志子部小说成了最为庞杂的一个门类，举凡朝政军国大事和帝王将相纪传之外的逸闻趣事、典章细故、民情风俗、海外奇谈，儒家经典和秦汉诸子之外的杂说短记、文化娱乐、奇技淫巧、茶艺酒谱，无不归之于小说。
例如，包罗万象的《博物志》，搜奇记异的《列异传》，记载鬼神的《搜神记》，记载笑话的《启颜录》，记载器物的《器准图》，记载秘画的《古今艺术》，记载茶道的《茶经》，记载花道的《花品》，记载酒事的《酒谱》，记载钱事的《钱谱》，以及各种笔记、杂俎、辨订、闲谈，等等，统统被揽入小说。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类精选》
这些虽非朝政军国的大事，也非治国理政的宏论，但却与人们的文化消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古人们视其为“小道”，固然降低了小说的文化地位，但也使得小说能够容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文化的点点滴滴，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最为丰富、最为生动、最有情趣、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细部特征的一个特殊门类。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有别于西方现代小说的关键所在。
20世纪中国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种成绩主要体现在白话通俗小说方面，而在传统史志子部小说方面则相对落后。
这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以此作为衡量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准。
在西方现代观念中，“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3]。而在中国古代，与西方小说观念比较接近的是白话通俗小说，史志子部小说却有着与西方现代小说颇为不同的观念和很不相同的面貌。
在白话通俗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学界的看法相对来说较为一致，工作自然就顺手一些；而对于史志子部小说，大家的看法有较多的分歧，操作起来也就困难许多。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笺证》
如果我们承认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是小说，那么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就必须修正。而要维护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权威性，就必须舍弃一部分不符合西方现代小说标准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因此陷入两难处境，许多争论由此产生。
例如，有关中国小说起源的意见就至少有先秦说、西汉说、魏晋说、六朝说、唐代说等多种。而从文体着眼讨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大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除了古代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的差异之外，也存在今人对古人的误解乃至曲解。
古今知识体系的差别，也造成了今人对古代小说观念的隔膜。以今律古、以西律中成为普遍现象，妨碍了今人与古人的对话和交流，也降低了人们对史志小说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热情。
事情的尴尬和问题的复杂远不止此。西方现代小说在不断发展，中国现代小说也同样在不断发展，先锋派小说、实验小说、意识流小说、网络小说、手机小说、微博小说，等等，都在试图突破原有小说的模式和规范，“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的小说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
我们不仅不能保证100年后小说观念不会改变，甚至不能保证50年后小说观念不会改变。事实上，是小说的存在决定着小说的观念和小说的形态，而不是相反。正如50年或100年后，如果小说观念和小说形态发生了改变，人们不能因此说今人的小说不是小说一样，我们也不应该说古人当时所认可的小说不是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著，刘绍铭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美籍学者夏志清有言：“除非我们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完全公正的评价。”[4]情况也许正好相反，除非我们真正尊重历史，尊重古人，对古人有“真了解”，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真正客观的认识和完全公正的评价。
我们应该找到既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便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推动新时期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那么，如何寻找既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呢？
笔者以为，这种办法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古人，以历代正史《艺文志》的著录为依据，全面系统收集整理有关文献资料，并开展对它们的研究。
《兰台万卷：读〈汉书 艺文志〉》
因为正史代表着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而正史《艺文志》则代表着主流学术对当时知识形态的系统认识和学术分类。抓住了史志子部小说，也就抓住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形态；理解了史志子部小说，也就理解了中国古代主流学术关于小说的基本观念。
与其无休止地讨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应该是什么，哪些作品应该算做小说，不如先去了解古人到底将哪些作品归类为小说，尤其是代表正统思想的史志目录的子部小说（家）类究竟著录了哪些作品，这种著录在不同时代有哪些变化，这些作品的面貌究竟如何，时人或后人是如何认识它们的，等等。
弄清楚了这些问题，也就弄清楚了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弄清楚了中国如何从古代的小说观念演变至现代的小说观念，古今小说有何联系与区别，今天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等等。
这种方法，说到底，是一种历史还原的方法，其核心是以中国文化和传统学术为本位。当然，这并不排斥在认识和阐释史志目录及其作品时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思想和观念，从而寻找古今融通的渠道和中西对话的平台，以促进当下小说观念的发展和小说创作的进步。
因此，国家社科规划办将《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无疑是极有眼光和魄力的，势必极大地夯实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从而带动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
因为文献资料工作从来都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研究，才是扎实的，稳固的。
《汉书艺文志讲疏》
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文献整理研究是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大潮中，顺应本土化学术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一项文化基础建设工程。
它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准确、全面、完整、系统地收集整理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的全部文献资料，摸清史志子部小说的全部家底，全面清理中国古代小说遗产，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形态和民族特点，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而且能够促进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科技、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对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属于古体小说范畴，然而，它并非中国古体小说的全部，中国古体小说还包括历代私家书目所著录的小说，这些小说虽大多与史志著录相同，但也有不少并不为史志所收录。
《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如果说史志子部小说主要反映了正统小说观念，代表着官方的立场，那么，私家书目所著录的小说则主要体现了民间的立场和非正统小说观念。而正是官方与民间、正统与非正统的互摄互动，构成了中国古体小说的真实历史图景。
如果我们能够在史志子部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开展对私家书目所著录的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那么，中国古体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也更加丰富了。我们应该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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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固：《汉书》卷三十，二十五史本，第581页。[2]翟灏：《通俗编》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页。[3]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3页。[4]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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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11AZD062）的阶段成果之一。原载张三夕主编《华中学术》第五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