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陈独秀与《新青年》

Original 大家谈名师大家谈备用 2023-01-14

收录于合集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

想起陈独秀，就想起《新青年》。

陈独秀办过不少刊物，但在所有刊物中，最重要的是《新青年》。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几个报刊比它更重要。

面对这份刊物，我总是浮想联翩。那一排青年，并不整齐地坐在长案后面，他们是在聆听陈独秀的演说吗？陈独秀选定了青年做他的读者，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陈独秀究竟要对他们说些什么？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比较：“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陈独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对“陈腐朽败”之中老年的绝望使陈独秀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然而，青年的状况如何呢？陈独秀说：“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于是，陈独秀只能寄希望于“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其智能，对世间的种种思想做出选择，“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并且“自度度人”。

然后，陈独秀向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这里，陈独秀办刊的宗旨已得到充分体现。他所努力的目标也已充分显示出来。陈独秀谈的第一点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在他当时的思想中，人格独立是重中之重。陈独秀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而人与人之间则应该是平等的，任何人都“绝对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像此前那些在海外觉醒的留学生一样，陈独秀关心的仍然是国人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他说：“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陈独秀准确地指出，欧洲近代的历史是一部“解放的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人的进一步解放。

常常听人说到“解放”，含义却往往令我困惑。这个词应该非常美好，却也常常非常虚假，而且装饰着恐怖和血腥。也许是我的偏执吧！我不能忘记陈独秀的解说，不能忘记如此明确的话：“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的进一步解释是：“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在中国，典型的奴隶制度不知是否出现过，即使出现过，也似乎早已远去。但是，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处于奴隶状态。他说：“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陈独秀的价值观出问题了。轻刑薄赋，拜爵赐第，丰碑高墓，这一切都是国人梦寐以求的呵！在长长的历史上，除此之外，人生还求什么？所以，陈独秀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看法距离甚远。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生来就跪着的人，并不觉得跪着有什么不舒适。生来就套上枷锁的人，发育不会健全，却并不觉得枷锁沉重。那些生活于缠脚时代的女人，尽管经历过缠脚的疼痛，甚至为此而哭喊，但为了“美丽”，为了“得宠”，甚至只是为了生存，还是要忍受煎熬，让自己的脚小一点，再小一点，更小一点。枷锁，无论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只要戴在身上，而且已经习惯，就会成为难以打破的传统。置身于传统之中，历来如此，就成了天经地义。忠臣烈女流芳千古，爱将宠妃令人羡慕，陈独秀却将其斥之为奴隶。

如果以国人信奉的价值尺度衡量，的确是陈独秀的思想出了问题：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偏离了传统规范。他的目光变了，西方现代天赋人权的观念，西方关于个人价值、尊严和权利的思想使你具有了新的评判尺度。面对习以为常的传统生存方式，他看到了奴隶的不幸命运。

对于特别国情之下形成的传统而言，最有力的挑战首先来自比较。从祖祖辈辈在锁链之下跪着生活的人们，看到起立行走而且自由奔跑的人们，开始也许会觉得奇怪，视为异端，但总有一些人会很快滋生羡慕之情。所以，闭关锁国是保守的上策，对外开放是变革的先声。

我甚至想，如果当年清廷的立场更坚定一点，财力更雄厚一点，军事力量更强大一点，他们也许会坚持闭关锁国，不放进任何一只外国苍蝇。或者开明一些：引进电灯、电话、洋枪、军舰和电棍、手铐，而决不引进西方社会学说，也不派遣留学生。

遗憾的是，历史没让他们自己说了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本是一个如意算盘，却导致一代人受“西学”的浸染。他们有了新能力、新技术，却不愿再做帝国体制的维护者。几千年的帝国啊，可怜的爱新觉罗家族，无可奈何花落去，任江山改变了颜色。

陈独秀，正是被西学浸染的一员。《新青年》，则要浸染更多的青年。

陈独秀说：“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

面对陈独秀的如此言说，今天的时髦学者会斥他为西方中心主义。因为眼下的流行做法，是拒绝进行这样的比较。眼下的所谓新鲜货，仍然大多来自西方，但今天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却比他们那一代人聪明得多。他们清楚地知道贩运什么货物更受主子青睐。所以，面对现代文明主流，他们装作看不见，而把目光投向大学里的杯水风波，把放大镜对准那些现代文明主流价值的批判者。陈独秀那一代的保守派说过一句正确的话：“西方也有臭虫。”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的臭虫正多。而且，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聚集到西方去的，带着各自的部落胎记，以及精神病基因。他们与西方社会的反叛者一起，在现代文明的肌体上边吸边咬，将其涂抹得一片狼藉。时髦的人们看到这样的货色既不违禁而又有利可图，因而开始大量贩运，使这些或“新”或“后”的东西广泛占有市场，直接影响着一代人。

在这既“新”又“后”的新一代眼里，陈独秀应该属于“文化买办”，或者是“文化殖民”的急先锋。

这并不冤枉陈独秀，因为他的确接受了西方话语，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如果他能认定民族的就是神圣的、传统的就是不容动摇的，如果他对传统的制度、规范和习俗都有足够的自信，就不会赞同那样的比较，而且不难发现为旧制度和旧文化辩护的思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传统和国情，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判断优劣也应该有不同的标准，拿西方的现代标准衡量中国传统文明，自然是卖国贼……

但是，在陈独秀生活的时代，就连那些最最聪明的无行文人，就连那些最不要脸的哈巴狗，也还没有这样聪明。何况，陈独秀本来就不是聪明人。他的思考直来直去：无论制度、习俗还是价值观念，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和民族，只要它有利于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有利于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站立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就是好的，就应该学习和仿效。陈独秀不是文化本位主义者，所以关心的不是文化；他的思考是从人出发的，所以关心人，关心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他不是民族主义者，所以关心的不是民族文化主体性，而是人的主体性。

正因为这样，陈独秀强调“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亦半焉。”一些话如果放在今天，仍然会让一些人吃惊：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

我身边的一位教授，就曾面对陈独秀的言论大惊失色，惊诧于陈独秀竟然毫无“民族立场”和“爱国心”，竟然把八国联军进北京也称作“福音”！

他当然不知道，在陈独秀那个时代，这种言说其实算不了什么。持续的破坏和退化，已经造就了一代新的教授，他们是真正的井底之蛙，从小学到大学，目光都被限制在井筒之内，而且井筒是被反复修饰的。不断的黄牌警告，不断的鞭影刀光，使他们在思想上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在陈独秀那个时代，甚至在陈独秀之前，人们的头脑中却还没有那么多的绳索。在陈独秀之前，面对甲午战争的结局，谭嗣同写下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

这段话告诉我，从谭嗣同到陈独秀那代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已经改变。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国将不国”，而是“人已非人”；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富国强兵”，而是“人的解放”。“富国强兵”如果与“人的解放”背道而驰，这富强就是可怕的。如果国家是摧残和扼杀人的工具，“国将不国”自然是人的福音。

因此，他们成了世界化的推动者。在陈独秀看来，世界化是不可阻挡的，也是不应阻挡的。在世界化背景上，任何强调特殊国情的做法都是愚蠢的。他说：“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也许正因为这样，陈独秀求助于科学。这是陈独秀对科学的界定：“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陈独秀说：“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科学的对立面是蒙昧与迷信。陈独秀庄严宣布：“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说起五四，后人往往只记得“科学”与“民主”。但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最先使用的两个词是“科学”与“人权”。如果要概括《新青年》的努力，用“科学”与“人权”，可能更准确。因为从当年发表的文章看，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显然超过对民主的关注。

为国人争人权，同时要帮助国人摆脱蒙昧，那是陈独秀的初衷，也是《新青年》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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