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我至今不甚明白：革命到来之前，人们那么热情地设计未来，为不同的方案而激烈争论；而在革命到来之后，人们却不再有那样的热情。这究竟是为什么？不错，因为皇帝已经退位，是否保皇的问题无须再争；因为新政府已经出现，是否需要政府也不再是问题；但是，那些曾经燃烧过的理想并未全部实现，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抛之脑后？革命发生了，关于革命理想的鼓吹却风平浪息。就在革命思想界沉寂的时候，保守主义者没有沉寂。这应该是一个激烈争夺的时刻。政治革命之后，文化上必然有一场争夺战。无论政治革命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不会放弃文化上的争夺。保皇派未能把皇帝保住，但在保皇的理想破灭之后，并未完全放弃“保教”的理想。他们是清醒的，没有因为失败而一溃千里，而是保持镇定，稳住阵脚，步步为营，不放弃任何保守的可能。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清朝统治者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的。即使是器物和技术层面的变动，开始也极不情愿，只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实在无可奈何。为了“富国强兵”，捆人的绳索也只好暂时松一松。于是缺口打开了，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获得了合法性。面对这种局势，卫道士们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唯一的希望在于：这是一场短暂的危机。即使在革命发生之后，这种希望也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所有的末世都会出现礼崩乐坏，天下易主之时必然伴随着种种混乱，但只要周期性的震荡过去，天下由乱到治，社会就会回到旧有的轨道。所以，礼崩乐坏并不可怕，一切都会随着社会由乱到治的过程而得以修复。然而，这次的情形却注定了大不相同。既然社会已经由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由乱到治的方向就会改变。传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现代制度也并非只是摆设。它必然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这样，在新体制框架确定之后，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由乱到治”的整合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根据新国体的要求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二是根据传统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的要求而改造新体制。一是革新，一是复旧。二者都要重建，但方向背道而驰：一是要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蓝本建设中国的新文明，一是要回归中国固有的传统。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变革。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现实条件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新旧交替之中，必然会出现混乱、惶恐和各种不适应。当向前的路受阻的时候，历史就会出现彷徨。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人心不古，世风而下，生活没有因革命而变得更好……这一切都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是否可以回去？当然有人愿意回去。政治革命中的失败者不会放弃这个时机。任何人都不难看到守旧者的努力。他们的干劲比革命者大得多。如果允许我用比喻的说法：这是革命过后的早晨，胜利者在睡觉，失败者却醒着。袁世凯这也是现代革命与前现代的改朝换代的不同之处。过去的改朝换代一般要以屠杀来完成，因而总是要及时镇压一切反抗，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反抗，为此不惜斩草除根——灭九族以肃清反革命的力量。而现代的革命不同，既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家一姓或某一个集团，而是为了国民，既然宪法已经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然国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一切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权利。然而，当一般民众还没有意识到写进宪法的这些文字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新制度的反抗者却已经充分利用它。1915年，也就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关于国体问题的讨论。如果在旧时代，对于筹安会很好处理：杀掉就是了。但是，如果大总统因此而下令杀掉杨度，中华民国也就不再是民国了。正因为新时代向前发展的努力，恰恰为旧势力的反抗提供了条件。这是陈独秀所熟悉事：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了分会,宗旨都是“挽救人心，维持国教”。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声称“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4月，康有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孔必须跪拜，若行鞠躬礼，即是“媚师欧美”。并说：“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10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其中十九条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11月27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祭孔令，称颂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不宜实行共和。8月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开始鼓吹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陈独秀于1915年6月从日本回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正是共和制度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所参与的，是一场新旧文化的争夺战，同时又与政治密切相关。【更多文章】李新宇：鲁迅在1927年的选择李新宇：陈独秀对中苏之战的见解李新宇：中苏之间的战争李新宇：陈独秀与《新青年》李新宇：从硝烟中走来的陈独秀李新宇：一个理想的重申李新宇：鲁迅为什么极力反传统？李新宇：鲁迅是如何看待“吃人”的？与李新宇去扬州，走大运河，寻汪曾祺500多年的王阳明，在今天为何被谈论？三联×读库×单读：理想主义派对顶级高校会让学生花一学期的时间读《史记》“不了解敦煌，就别说你了解中国”李承鹏：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邵燕祥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从1901年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陈独秀一直在为政治革命努力奋斗，当共和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他却从政治战场上撤退下来，进行文化革命。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该如何看待这个转向？在陈独秀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新文化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陈独秀却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改革开放之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启蒙的理由有三：一是启蒙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早已失掉了进步意义；二是启蒙运动关注传统的批判与国民性的改造，不但模糊了阶级阵线，而且有轻视群众的倾向；三是思想启蒙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一样，忽视革命斗争，所以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启蒙运动关注的是思想文化问题，进行的是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当然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一所谓“根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无论教科书还是学术论著，到处可见这样的解释：“陈独秀是把以往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归根于多数国民的觉悟不足；在这里，多少透露了他轻视群众的观点，……把距离基础越远的上层建筑越发看作更根本的东西。这是唯心史观的见解。”直到今天，这种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仍然常常要进行这样的批评：“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人由于文革悲剧的提醒而认识到启蒙的必要性，因而重新走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路。然而，刚刚开始就又遇到了新的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保守的意识形态，而且来自海外汉学界。一种貌似新颖的学说从1980年代中期即开始在大陆流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意识的危机”。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各种保守主义思潮汇聚的背景上，反省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时髦，五四新文化运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有人认为它全面反传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有人认为它开创了激进主义的传统，给中国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有人则断定五四的选择错了，致力于文化革命显然是一个误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新文化运动关心的问题的确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所做的工作的确是思想启蒙而不是革命鼓吹。那么，面对这一切，一个问题不得不思考：1915至1919年，陈独秀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我认为，陈独秀是对的。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新文化运动看作一场政治变革的舆论前奏，史学界的历史分期也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只要正视历史的事实，就应该承认，与其说新文化运动是一段历史的开场锣鼓，不如说它是一段历史的收尾工程。虽然它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后果，但在它开始的时候，并非要为一场社会变革充当先驱，而是要为一场空前的革命进行文化方面的补课。虽然这场补课没有完成就被打断了，但这不能改变它的性质，也不能改变它的历史定位。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其主要内容是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体制。但是，这场革命的确是一场条件不甚成熟的革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的确是一个早产婴儿。革命在缺少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到来，并且匆匆带来了最为先进的民主共和国，却没有为这个新国家准备下合格的国家公务员和合格的现代公民。革命胜利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出现于东方，现代体制建立了，公民的权利写进了宪法，然而，从上到下却都不习惯这种新的国体与政体。认真想来，这一切都不奇怪。一方面，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管理者，大都刚刚摘去帝国的顶戴，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由皇帝的臣民转变成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包括那些革命党人，有几个熟悉现代国家的管理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管理不可能迅速走上正轨，习惯的力量会制约他们不自觉地按照旧例行事。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国民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但大多数人不会在一夜之间站立起来。他们不清楚自己与国家关系的变化，所以既不清楚公民的权利，也不了解公民的义务，更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纳税雇佣的国家官员。他们仍然以草民自居，习惯于奴隶地位，正像鲁迅笔下的阿Ｑ走上大堂时一样，官员们并不让他下跪，但他还是自觉地跪下了。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致力于旧思想和旧文化的批判，致力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引进，要革除陈规陋习，造就新的国民。陈独秀选择了青年，但目的不是煽动他们的政治革命热情。“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说的是心里话，当初真的不打算讨论政治。考察《新青年》所讨论的问题，陈独秀关心的是孔教问题、伦理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教育改良、文学改革……这一切都离政治甚远。因为陈独秀清楚，自己所要做的，是为政治革命进行一场文化补课。这是陈独秀的初衷，也是《新青年》的初衷。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显然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一种认识。随着革命之后出现的问题，陈独秀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国以来，总统之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也礼天；皇帝尊孔，总统也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陈独秀等人的目的是要维护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曾是共和制度的追求者，当共和制度面临危机的时候，又成了她的维护者。他们知道她来之不易，不愿看到她因与中国国情不合而夭亡。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不同，面对现代制度与传统国情的矛盾，他们思考的不是民主共和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是中国国情是否适应民主共和。在现代政治体制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袁世凯、杨度、康有为等选择了国情，试图改变国体以适应国情；他们选择了现代政治制度，要改变国情以适应国体。陈独秀等人的选择是理想主义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启蒙主义者本来就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抱定人的解放的理想，就不会从事启蒙的事业。这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往往顺应国情而不惜修改甚至放弃理想；理想主义者却总是为理想的实现而改变现实。陈独秀要通过文化努力去维护民主共和的本来品格，不愿新生的共和国被文化传统所扭曲或扼杀。陈独秀说：“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鲁迅说过：“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至于原因，鲁迅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钱玄同说过：“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中国人有理由为之骄傲。尽管它的成长困难重重，但哪一个新生儿是生下来就会飞跑的呢？从文化方面为其清除障碍、保驾护航，正是革命之后必要的工作。【更多文章】李新宇：鲁迅在1927年的选择李新宇：陈独秀对中苏之战的见解李新宇：中苏之间的战争李新宇：陈独秀与《新青年》李新宇：从硝烟中走来的陈独秀李新宇：一个理想的重申李新宇：革命之后的新旧之争李新宇：鲁迅为什么极力反传统？李新宇：鲁迅是如何看待“吃人”的？与李新宇去扬州，走大运河，寻汪曾祺500多年的王阳明，在今天为何被谈论？三联×读库×单读：理想主义派对顶级高校会让学生花一学期的时间读《史记》“不了解敦煌，就别说你了解中国”李承鹏：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邵燕祥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陈独秀的《新青年》努力倡导新思想，但在我看来，其实很少全新的东西。陈独秀所做的，主要是对一个理想的重申。那个理想是在革命高潮中诞生的。在1901年——1911年之间，它已经在以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中成长起来。伴随着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争论，留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以个人权利为根本诉求的思潮。他们的思考不再以强国为目的，而以立人为目的。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已经具有现代的观念：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有一位“佚名”的作者，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说国民》、《箴奴隶》、《公私篇》、《权利篇》、《教育泛论》、《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分别发表于《国民报》、《直言》、《浙江潮》、《国民日日报》、《大陆》、《游学译编》等报刊。《说国民》指出，国民与奴隶的不同在于是否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如果有，就是国民；如果没有，就是奴隶。文章对权利是这样解释的：“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一国有利，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利以求之；一国有害，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权利者，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夫然后乃谓之国民之真权利。若夫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至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是谓放弃其权利者也。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文章还说：“中国之无国民，不自今日始也。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赢秦以后无国民。斯言也，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所谓权也者，在君主之国须经君主与议员所承认，在民主之国须经国民全体代表所许可，定为宪法布之通国，彼暴虐之君主，专擅之政府，多数之党派，皆不得而破坏之、专横之、攘窃之也。要之，国民之权利，须经宪法法律所定者，然后谓之权，不然则否。我国虽三代之隆，未之闻也。”他因此而得出结论：“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陈独秀手迹既然如此，为了中国的未来，就要造就国民，要造就国民，就“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他告诉人们，即使是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也与我国一样没有国民。可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努力，法国国民出现了，从而造就了今日的文明。在稍后发表的《权利篇》中，他开篇就说：“吾痛吾中国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胥一国之人以沦陷于卑屈，而卒无一人少知其非，且自夸谓有礼之邦，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礼者非从固有之物也，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于此！”文章认为，要打破礼法之教，救出国民资格，只有确立权利思想。“夫权利思想，即爱重人我权别之谓。我不侵害人之权利，人亦不侵害我之权利，设有来侵害我者，防御之，恢复之，不容少许假借，不准退委揖让，是权利思想之大旨也。”他因此而发出了“去礼法，复权利”的呼吁，并以西方现代国家为例指出：“不见泰西各国之宪法法律乎？一字一条，莫不为保护利权而立。”文章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于世界，所以有了家族、社会和国家，但社会和国家是为保障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对于国家，当然有应尽的义务，然而，“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文章认为权利之目的是“使人全其本性”，“宗教、道德、政治、学艺、实业，皆本诸人性而生，而归宿于人性者也。农工商非以供人之衣食起住为目的乎？学问非以启人之智为目的乎？医术非以驱除人之疾患为目的者乎？宗教非以安人之心地为目的者乎？政治非以保护人之福宁为目的者乎？战争非以满足人之胜心为目的者乎？婚姻非以满足人之爱情为目的者乎？一切人事皆以全人性之一部分为目的，人性曷若此之贵重耶！”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握了现代国家理念的根本，获得了现代社会以人为目的的思想核心。而且，文章作者显然已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有深入研究。他说：“权利之实质，即人之本分也。……全己之本性，与不损害于人，二者即本分。”在《公私篇》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糟糕，可以一言以蔽之：“惟公之故，惟无私之故。”这与一般人的认识大不相同。他说：“厉乎哉公私之界说之祸吾中国也。出一言焉，行一事焉，托于公则群称道之，邻于私则群非笑之，且不独非笑之，抑必排之斥之戮辱之。腐儒浅夫之守此学说，数千年于兹矣。”“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以私其国矣”。因此，他努力为自私自利正名，并以西语告诫人们：“生人之大患，莫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陈独秀手迹在创办《新青年》之前10年，陈独秀已置身于这种思想氛围之中。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许多消极之处，但它对旧传统的批判却足以给人启发。对旧伦理的激烈批判最先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他们从个人自由的理念出发，要打破过去历史给予个人的一切束缚。所以，不仅认为政府是多余的，而且认为家庭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种思考，他们对传统伦理发起了挑战。从当时的言论看，后来《新青年》进行的伦理革命和价值重估，比如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家庭革命、排孔、非圣等反传统的主张，早在1904年——1908年之间的《新世纪》、《女子世界》等杂志上几乎都已出现。1904年，丁初我就发表过《女子家庭革命说》，主张家庭革命、男女平等和女子解放。他说：“呜呼！革命何物乎，权利之代价，奴隶之变相，不得已而一用之爆药也。故今日非处专制压制之下不必言革命，非处再重专制压制之下，更不必言女子之家庭革命。”但家庭革命还是要进行，因为中国女子所受压制令人难以忍受。在谈到夫妻关系时，文章对东西方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入其室而和气迎人，登其堂而交际有节，觇其道路而同车携手乐意融融，欧美自由之空气，直弥漫于夫妇生涯；而胡以视吾中国，颜拘挛而足趑趄也。吾中国民权不复久矣，而独至闺房之内，俨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权，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对称贱曰“妾”，自号尊为“天”。呜呼！男子何修？女子何罪？吾叹中国夫妇之道苦，直起因于结婚之问题，而结果于相从地下。此身一误，蹂躏终生，悲哉！悲哉！……诸姊妹勿以革命为斩情之利剑，吾且欲扬家庭独立之旗，击鼓进行于女子世界，不忍使二万万个人天赋之权利，牺牲于独夫之手也。这种家庭革命的呼唤，也是从个人权利出发的。1907年——1908年间，他们已提出了“三纲革命”，发出了“排孔征言”，对中国文化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们指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因而主张：“一、人人平等，二、父子平等，三、男女平等。”（《三纲革命》）他们认为：“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者，政府是也。所倚有重轻，斯改革有难易。故宗教之革命难，而政治之革命易。政教分离之国家政治革命易，而政教混合之国之政治革命难。此皆征之历史而不爽者。”他们说：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呓立宪。为此厉阶者，亦非孔丘乎！孔丘之为宗教家否，吾不过问。惟自政府之所利用、人民之所迷信之一方面观之，虽喙长三尺者，能辨其无宗教之现象乎？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立宪党之如何舞蹈，吾不能知。独怪热心革命者，或发扬周秦诸子，或排斥宋元诸人，而于孔子则不一注意。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可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擒贼先擒王，不之知，抑毋有所迷信乎！吾请正告曰：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排孔征言》）无论他们有多少偏颇，都已为《新青年》充当了前驱。陈独秀，正是沿着当年活跃于海外的留学生们踏下的脚印，一步步走来。【更多文章】李新宇：鲁迅在1927年的选择李新宇：陈独秀对中苏之战的见解李新宇：中苏之间的战争李新宇：陈独秀与《新青年》李新宇：从硝烟中走来的陈独秀葛剑雄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对陈独秀个人而言，《新青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言，《新青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世间的一切，很少有突然降临的。无论是一个物种，还是一种思潮，都有或长或短的孕育或演变过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透过近百年的历史，我依稀看到了陈独秀的来路：一个富有“龙性”的孩子，一个聪慧过人也倔强过人的孩子，一个鄙视科举和八股却以“不通”的考卷考取第一名的秀才，一个反复东渡日本求学的青年，一个制造过炸弹的革命党人，一个组织过岳王会的爱国者，一个安徽都督府代替都督发号施令的秘书长，一个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逃亡者……陈独秀是一个不会哭的孩子。根据陈独秀的回忆，小时候跟祖父读书，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望子成龙”，人之常情，看到孙子聪明过人，自然寄以更多的希望。他希望于陈独秀的，是举人、进士、状元郎；而陈独秀所选择的，却是康党、乱党、共产党。陈独秀的事业超出了祖父的期待，但是，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我没有成为强盗；也正如我所看到的，陈独秀没有成为匪。关于考中秀才的事，陈独秀说得很轻松：“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一次南京乡试之后，陈独秀不再沿着科举之路前行，而是于1898年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此举在当时尚属“不走正路”。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就在同一年，也就是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的时候，鲁迅离开故乡绍兴而进入南京水师学堂。他之所以告别科举正途，与家庭的变故有关——祖父既然因科场作弊被判“斩监候”，必然要严重影响子孙在科举道路上的良好感觉。陈独秀呢？我不知道陈独秀为什么也做出如此选择。因为隔了一个世纪，我能看到的只是废科举应是“维新乱党”的企图，而在陈独秀奔赴杭州之际，他们的意图已经失败。在老佛爷的英明领导下，大清帝国一举粉碎了康党颠覆爱新觉罗江山的阴谋，严惩了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一切新政被废除，秩序得以恢复，经济蒸蒸日上，社会欣欣向荣……就当时的情景看，谁能预料科举制会在短期内废除？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陈独秀却离开了科举之路。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去日本留学。入学的时间是1901年10月，学校是东京专门学校。为了陈独秀的学籍，我做了不少无用功。因为有人说陈独秀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有人说陈独秀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有人说陈独秀进的是弘文学院，我被弄得晕头转向。经过多方查证，最后还是难以弄清。我只能依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认定陈独秀进的是东京学校，入学时间是1901年10月。我之所以选择这份文献，是因为其中的材料都是留学生本人填写的。东京学校也叫东京专门学校，它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但是我想，陈独秀大概未必能算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是1902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的，而陈独秀在1902年春天已经离开日本回到了安庆。这次到日本留学，除了学习日语之外，陈独秀大概没学多少专业知识。不过，他的眼界因此而大开，知识结构因此而大变，政治热情迅速高涨。陈独秀接触到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西方现代名著，接触到留学生办的新报刊，参加过留学生中的组织励志社，并且与张继等人一起成为其中的激进分子，并且不满于该组织中的主要成员过于保守而退出。回国之后，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开始进行反清活动。关于陈独秀这个时期的活动，后人有如此评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因为陈独秀的活动为官府所忌，他只好再次东渡日本。1902年9月，陈独秀回到东京，与潘赞化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又很快与秦力山、张继、潘赞化、蒋百里、冯自由、苏曼殊等组成了“中国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组织。就是这次留学，陈独秀做了一件事：与邹容、张继一起，给监督姚文甫剪掉了辫子。此之前不久，来自浙江绍兴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剪掉了辫子。他因此而被警告，因担心停官费或遣送回国而惴惴不安。就在这时候，陈独秀和张继、邹容等人做的一件事把剪辫子的同学们从恐惧中解脱了出来。监督姚文甫处处钳制学生，自己却生活腐化。陈独秀与朋友们忍无可忍，决定采取行动。我是从章士钊的笔下看到的：“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代价非常大：他们三人被强行遣送回国。陈独秀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出国留学之际，恰逢革命高潮到来。这使陈独秀像许多留日学生一样，志在革命，而无心读书。在当时的留学生中，这是普遍现象。且不说像陈独秀这样被迫出逃的学生，就是官派公费因而有理由牢记“皇恩浩荡”的学生，也大多忘记了“皇恩”，纷纷投身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帝国很不合算。他们派出留学生，本是为自己的国家造就维护者，却没有想到，归来的并非维护者，而是它的掘墓人。回国之后，陈独秀在安庆组织拒俄集会，激烈的演说导致官府的追捕。不得已逃到上海，正好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想起陈独秀，就想起《新青年》。陈独秀办过不少刊物，但在所有刊物中，最重要的是《新青年》。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几个报刊比它更重要。面对这份刊物，我总是浮想联翩。那一排青年，并不整齐地坐在长案后面，他们是在聆听陈独秀的演说吗？陈独秀选定了青年做他的读者，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陈独秀究竟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比较：“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