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一个理想的重申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

陈独秀的《新青年》努力倡导新思想，但在我看来，其实很少全新的东西。陈独秀所做的，主要是对一个理想的重申。

那个理想是在革命高潮中诞生的。在1901年——1911年之间，它已经在以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中成长起来。

伴随着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争论，留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以个人权利为根本诉求的思潮。他们的思考不再以强国为目的，而以立人为目的。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已经具有现代的观念：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

有一位“佚名”的作者，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说国民》、《箴奴隶》、《公私篇》、《权利篇》、《教育泛论》、《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分别发表于《国民报》、《直言》、《浙江潮》、《国民日日报》、《大陆》、《游学译编》等报刊。

《说国民》指出，国民与奴隶的不同在于是否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如果有，就是国民；如果没有，就是奴隶。

文章对权利是这样解释的：“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一国有利，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利以求之；一国有害，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权利者，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夫然后乃谓之国民之真权利。若夫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至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是谓放弃其权利者也。无权利者，非国民也。”

文章还说：“中国之无国民，不自今日始也。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赢秦以后无国民。斯言也，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所谓权也者，在君主之国须经君主与议员所承认，在民主之国须经国民全体代表所许可，定为宪法布之通国，彼暴虐之君主，专擅之政府，多数之党派，皆不得而破坏之、专横之、攘窃之也。要之，国民之权利，须经宪法法律所定者，然后谓之权，不然则否。我国虽三代之隆，未之闻也。”他因此而得出结论：“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

陈独秀手迹

既然如此，为了中国的未来，就要造就国民，要造就国民，就“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他告诉人们，即使是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也与我国一样没有国民。可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努力，法国国民出现了，从而造就了今日的文明。

在稍后发表的《权利篇》中，他开篇就说：“吾痛吾中国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胥一国之人以沦陷于卑屈，而卒无一人少知其非，且自夸谓有礼之邦，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礼者非从固有之物也，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于此！”文章认为，要打破礼法之教，救出国民资格，只有确立权利思想。“夫权利思想，即爱重人我权别之谓。我不侵害人之权利，人亦不侵害我之权利，设有来侵害我者，防御之，恢复之，不容少许假借，不准退委揖让，是权利思想之大旨也。”

他因此而发出了“去礼法，复权利”的呼吁，并以西方现代国家为例指出：“不见泰西各国之宪法法律乎？一字一条，莫不为保护利权而立。”文章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于世界，所以有了家族、社会和国家，但社会和国家是为保障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对于国家，当然有应尽的义务，然而，“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文章认为权利之目的是“使人全其本性”，“宗教、道德、政治、学艺、实业，皆本诸人性而生，而归宿于人性者也。农工商非以供人之衣食起住为目的乎？学问非以启人之智为目的乎？医术非以驱除人之疾患为目的者乎？宗教非以安人之心地为目的者乎？政治非以保护人之福宁为目的者乎？战争非以满足人之胜心为目的者乎？婚姻非以满足人之爱情为目的者乎？一切人事皆以全人性之一部分为目的，人性曷若此之贵重耶！”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握了现代国家理念的根本，获得了现代社会以人为目的的思想核心。而且，文章作者显然已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有深入研究。他说：“权利之实质，即人之本分也。……全己之本性，与不损害于人，二者即本分。”

在《公私篇》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糟糕，可以一言以蔽之：“惟公之故，惟无私之故。”这与一般人的认识大不相同。他说：“厉乎哉公私之界说之祸吾中国也。出一言焉，行一事焉，托于公则群称道之，邻于私则群非笑之，且不独非笑之，抑必排之斥之戮辱之。腐儒浅夫之守此学说，数千年于兹矣。”“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以私其国矣”。因此，他努力为自私自利正名，并以西语告诫人们：“生人之大患，莫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

陈独秀手迹

在创办《新青年》之前10年，陈独秀已置身于这种思想氛围之中。

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许多消极之处，但它对旧传统的批判却足以给人启发。对旧伦理的激烈批判最先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他们从个人自由的理念出发，要打破过去历史给予个人的一切束缚。所以，不仅认为政府是多余的，而且认为家庭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种思考，他们对传统伦理发起了挑战。从当时的言论看，后来《新青年》进行的伦理革命和价值重估，比如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家庭革命、排孔、非圣等反传统的主张，早在1904年——1908年之间的《新世纪》、《女子世界》等杂志上几乎都已出现。

1904年，丁初我就发表过《女子家庭革命说》，主张家庭革命、男女平等和女子解放。他说：“呜呼！革命何物乎，权利之代价，奴隶之变相，不得已而一用之爆药也。故今日非处专制压制之下不必言革命，非处再重专制压制之下，更不必言女子之家庭革命。”但家庭革命还是要进行，因为中国女子所受压制令人难以忍受。在谈到夫妻关系时，文章对东西方的不同进行了比较：

入其室而和气迎人，登其堂而交际有节，觇其道路而同车携手乐意融融，欧美自由之空气，直弥漫于夫妇生涯；而胡以视吾中国，颜拘挛而足趑趄也。吾中国民权不复久矣，而独至闺房之内，俨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权，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对称贱曰“妾”，自号尊为“天”。呜呼！男子何修？女子何罪？吾叹中国夫妇之道苦，直起因于结婚之问题，而结果于相从地下。此身一误，蹂躏终生，悲哉！悲哉！……诸姊妹勿以革命为斩情之利剑，吾且欲扬家庭独立之旗，击鼓进行于女子世界，不忍使二万万个人天赋之权利，牺牲于独夫之手也。

这种家庭革命的呼唤，也是从个人权利出发的。

1907年——1908年间，他们已提出了“三纲革命”，发出了“排孔征言”，对中国文化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们指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因而主张：“一、人人平等，二、父子平等，三、男女平等。”（《三纲革命》）他们认为：“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者，政府是也。所倚有重轻，斯改革有难易。故宗教之革命难，而政治之革命易。政教分离之国家政治革命易，而政教混合之国之政治革命难。此皆征之历史而不爽者。”他们说：

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呓立宪。为此厉阶者，亦非孔丘乎！孔丘之为宗教家否，吾不过问。惟自政府之所利用、人民之所迷信之一方面观之，虽喙长三尺者，能辨其无宗教之现象乎？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立宪党之如何舞蹈，吾不能知。独怪热心革命者，或发扬周秦诸子，或排斥宋元诸人，而于孔子则不一注意。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可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擒贼先擒王，不之知，抑毋有所迷信乎！吾请正告曰：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排孔征言》）

无论他们有多少偏颇，都已为《新青年》充当了前驱。陈独秀，正是沿着当年活跃于海外的留学生们踏下的脚印，一步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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