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 | 周令钊：为新中国造型
“国家名片、国家形象设计师”“公共艺术先驱者”“新中国设计第一人”，近日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尽管被赋予了诸多荣誉和光环，对于公众而言，周令钊的名字仍有些陌生。
“周令钊从不张扬，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画家黄永玉这样评价他。
的确，翻看周令钊的作品集，其成果可谓丰硕：
除了为国家形象设计，他还是一名革命者，以笔代枪投身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他是杰出的绘画大家，曾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绘制湘绣挂屏的画稿《韶山》，他创作的重彩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历史油画《五四运动》等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他也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一代名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艺术人才，其学生韩美林感念师恩，几次深情跪拜……
翻开这本厚厚的大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百岁老人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奋斗史，以及一生执画笔为国造型、为民族设计的爱国主义精神底色。
撰文 | 梁珊珊
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个小时，参加典礼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到来。
青年画家周令钊和新婚不久的妻子陈若菊，就站在群众游行队伍中间。
远远望去，天安门已经被装饰得焕然一新。广场上挥舞的旗帜、鲜花，还有一张张兴高采烈的脸庞，汇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城楼正中悬挂的那幅巨幅毛主席画像，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画像中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面带微笑，眺望远方。
站在广场东侧的周令钊似乎有些紧张，他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移向那幅毛主席画像。
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和妻子还在连夜修改画像，一直忙到天亮。
“像，真像!”“很有精神！”“那是一种胜利的微笑！”当听到周围师生同仁们对画像的连连赞美时，彻夜无眠的周令钊夫妇，才稍稍松了口气。
下午三点，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中，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是周令钊熟悉的湖南老家的口音。
随后，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全中国都沸腾了。
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周令钊凝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旁边的毛主席画像，内心是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
“我和若菊完成了我们人生中一个伟大的重要的工作。”周令钊后来回忆说。
大概二十多天前，周令钊接到了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
那时的他还是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一名老师。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升降机、放大机等现代化设备辅助创作，要完成一幅高6米、宽4.6米的巨幅画像，难度大，时间也紧迫。
“画像有两座房子那么高，我们两个人画了两个星期。”周令钊回忆，那些日子，夫妻俩几乎每天都是天一亮，就带上馒头和咸菜、提着一壶热水来到天安门城楼，爬上脚手架，一画就是一整天。途中他要一次次爬上爬下，查看画得像不像……
▲周令钊与妻子陈若菊
没有足够长的尺子，他们就像木工一样用粉线带画格子，怕普通画布不够结实，他们就选择用马口铁当画布……整个创作过程两人几乎全凭经验和感觉，以及一种“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的热情。
▲周令钊2008年回忆开国大典前夕在天安门上画主席像场景所画
到9月30日，画像基本完成，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看画像。
“他一看很高兴地说，画得很像，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毛主席的精神面貌也不错。”但凑近细看，聂荣臻也提出一个问题，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主席的领子还是扣起来好些。周令钊马上着手修改。
结束后，他回到家休息。可刚爬上床，天安门的工作人员就来敲门，说，你先别睡，事情还没完哩！原来，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主席像下面“为人民服务”五个小字不太协调，去掉为好。
周令钊急忙赶回天安门。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开了，照得通亮。因为脚手架已经被拆除，工作人员就架了一个梯子，高度不够就把两个梯子接起来用。周令钊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笔晃晃悠悠地爬上去。
他先把那五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使之看起来“天衣无缝”。但由于画像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改完一部分，下来，挪一挪梯子，再上去，如此反复，直到看不出任何修改痕迹，夫妻俩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那一年，周令钊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作为一名画家，能用手中的画笔为新中国诞生这一重大历史时刻添彩，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和幸福感。
▲开国大典
走在群众游行队伍里的周令钊，看着眼前这一派喜庆气象，热血在心中沸腾。回想起过去的十余年来，他和无数志士同仁“以笔为刃”，艰苦奋斗，为的就是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以笔代枪”投身革命
纪实文学《苦难辉煌》最后一章《狂飙歌》中写到：“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以如此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周令钊即是从这样一个时代走来。
▲周令钊 《五四运动》 油画 155×236cm 1951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
连云山下、汨罗江畔，山清水秀的家乡美景，从小便给了周令钊美的熏陶。她的母亲是一名美术教师，在她的影响下，周令钊从小便背着画夹子到处写生，走到哪儿，画到哪儿。
▲《放排》（家乡平江黄金堰） 纸本•水粉 39×54.3cm 1983年
然而，本应无比美好的童年生活却屡屡被战火硝烟打破。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军阀混战，打到了周令钊的家乡湖南平江。
“老百姓被吊在房梁上挨鞭抽，满地屎尿，人间如地狱。”他后来回忆。
一家人被迫迁居长沙。而当时的长沙是中国重要的革命中心之一。
“那时候中国可以说是兵荒马乱，毛主席当年就在长沙搞革命，湖南许多进步青年都奔向革命、奔向共产党了。”周令钊说。
周令钊所在的小学，校门口挂着马克思、恩格斯肖像，他很喜欢，经常一个人站在画像前欣赏马克思的“卷曲大胡子”。
直到有一天，画像突然被摘下，街上还来了一支气势汹汹的行刑队。
老百姓被赶到街道两旁，“我们都不敢动，就看着这群人经过。”
他们押着一位相貌堂堂的革命者——赤膊、穿白大布长裤，被五花大绑。两边是凶神恶煞的刀斧手，骑在马上的是獐头鼠目的监斩官。
“是坏人杀好人。”这一幕在周令钊幼小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今天站在烈士纪念碑前还能想到他的身影。”周令钊回忆。
身处这样的时代环境，小小年纪的周令钊耳濡目染，渐渐地也被周围进步的革命气氛感召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令钊跟随老师学用美术字写抗日标语，画揭露日寇蚕食我中国的宣传画；他还加入了小学生宣传队，到公共汽车站讲演，散发传单，宣传抗日。
▲1936年武昌艺专师生画展在南京（前排右三为17岁的周令钊、右四为他的老师唐一禾，左一为时任校长唐义精）
动荡时局中，个人命运更加不可预测。
继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那时周令钊已经考到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半工半读，不曾想战火就在身边烧起来了。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上海连警报都没有，飞机直接在上海的上空扫射，炸弹乱飞，我住的房子的天花板、阳台都被打穿了。整个房子被打了个窟窿，再打个窟窿就到我床上了。家人让我赶快回长沙，不要在上海待了，我马上去坐火车。一到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根本上不去，敞篷车都坐满了，人都坐到火车顶上去了，我好歹年轻，挤上敞篷车就走了。火车一路开，日军飞机还跟着火车一路扫射。一听见飞机响，火车就停下，一停下我们就都跳起来，往田野四周跑，等到飞机过去了，再上火车继续往前开……”
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全无立足之地。周令钊怀着满腔怒火，冒死回到长沙。
在长沙，他全身心投入抗战，起初他参加了湖南省抗敌画会，每星期与画会成员们赶出一个画展，到街头乡镇巡回展出。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宣传活动是在水陆洲，画会与音乐、戏剧界联合宣传，先是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招徕群众，随后齐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群情，再带领观众观看“抗敌画展”并详细为大家解说。活动结束后，群众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广州，他又加入“八一三”歌咏队，画了两幅大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挺起胸膛，按住疮伤，前进》。
在武汉，周令钊参与绘制了大型壁画黄鹤楼《全民抗战》。尽管这件壁画很快就被进犯的日寇破坏，但在留存期间却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1936年在黄鹤楼旧址蛇山护壁上的《全民抗战》图 周蓉（周令钊女儿）提供
周令钊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作画的情景——因为年纪最小，所以他负责画高处的部分。在黄鹤楼外墙垛上，用绳子绑一个梯子吊下来，周令钊就踩在悬空的摇摇晃晃的梯子上作画。彼时武汉正值处暑初秋，城墙晒得发烫，这一群年轻的画家们，背上被晒得像针扎一样疼，可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一想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他们就恨得咬牙切齿，途中没有一个人叫过苦叫过累。
此后，周恩来领导成立了抗敌演剧队，周令钊放弃了与朋友合开的小有规模的广告公司，带着七个正在上学的弟妹和堂弟妹们加入进来。
▲这是周令钊先生1938年为长沙儿童剧团设计的团徽，其视觉核心是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幼鸽，它两翼舒展，头上却戴着一顶钢盔，寓意热爱和平的白鸽在敌人的侵害下也要奋起抗争。和平鸽的红色眼睛，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一语双关，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令人动容的设计作品之一。
演剧队到抗战前线，部队战士挖战壕，周令钊和同仁们就在战壕边搭舞台，唱抗战歌曲，演抗战戏，鼓舞士气。周令钊主要负责画画，画战地速写和抗敌宣传画，也参加大合唱；演戏时他就负责舞美设计，画演出招贴，偶尔还客串替演个配角。
从桂林、柳州、贵阳、遵义、昆明、大理、保山、芒市，周令钊一路跟到了缅甸，在硝烟战火和遍地尸体的战场观战、作画，一直到抗战结束。
▲演剧五队慰问中国远征军滇缅行 《日寇炮击后炸断的凤尾竹》 纸本·水彩 1944年
解放战争时期，周令钊深入上海周边的农村，写生作画，创作农村题材，参与宣传土改；在上海、杭州，他还加入内战反饥饿的宣传。
▲《自画像》，纸本·水彩，35cm×27.4cm，1947年
1948年，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任教期间，周令钊参加起稿迎接解放的木刻宣传画；还带领学生们上街画宣传画，写标语。
周令钊回忆：“我们这个中心都是秘密行动，画的都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迎接共产党，解放北平这些，要是被抓着还得了。在家里关着门画稿子，人一进来我就把它藏到芦苇席子底下，不敢搁抽屉里也不敢搁桌上。”
▲《原中央美术学院》，纸本·水彩，21.2cm×32cm ，1953年
北平解放后，许多国家级重要会议都在北平艺专礼堂举行，艺专党组织和院长徐悲鸿经常将布置会场的任务交给周令钊，一些重要的宣传活动，也点名让周令钊承办。
1949年4月13日，国共代表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正式谈判。布置会场的任务落在了周令钊肩上。他为会场画了一幅毛主席像，戴红军帽，容光焕发，面带微笑，令满场生辉。
也许正是因为这次会场布置任务的出色完成，为开国大典画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才再一次交到周令钊手上。
为新中国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更多有关国家形象的设计任务亟待完成。
国徽，因为事关重大，所以直到建国后才正式着手设计。周恩来总理特地指示，中央美院和清华大学都成立设计组，集体参与设计。中央美院设计组由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组成，清华大学以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为主。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国徽设计方案二（复制件），1950年，中国政协文史馆提供
在张仃、张光宇的最初方案中，底下是天安门，周围是齿轮、麦穗，中间有一个五角星。周令钊提议，在此基础上把五颗五角星放在天安门上方。
“因为那时候国旗已经在天安门飘扬了。国旗上面是五个五角星，那越南呢它就是一个五角星。如果我们这个国徽再用一个五角星，那大家就一样了，于是我建议将五角星改成国旗，即五星红旗。”这个设计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徽审查组的肯定，并以此方案为主加以修正完善。
此后，周令钊又先后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主笔设计了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参与设计国庆游行及全运会团体操背景；设计了数套邮票等等。
▲1950年中国共青团团旗设计，周令钊为设计主笔
▲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设计主笔（陈若菊参与设计绘制）1955年
在周令钊的诸多设计作品中，不得不提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票面的整体美术设计。
1950年，中央开始酝酿币制改革，设计一套新的人民币就被提上日程，这项特殊且需要严格保密的任务交给周令钊。周令钊瞒着妻子陈若菊住进了北京印钞厂。第二套人民币整体设计原则是突出“人民钞票”的属性，形式上更要具备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
周令钊说，当时北京印钞厂设计室里有一个本子，里面有角花、边饰、底纹等一些钞票设计图案。设计师们去挑选的时候，发现大都是美元样式，还有法国、英国、德国的钞票样式，资料里唯独找不到中国人自己的图案。
为此，他们与北京印钞厂的设计、雕刻人员到故宫、颐和园、云冈石窟去临摹古建筑、石雕、石刻、铜器以及长廊里的彩画中的花纹和图案，还对敦煌壁画进行了潜心的研究，速写本画满了十几本。
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比如，两元券背面景框源自故宫的窗棂，三元券背面的边框取自敦煌壁画中飞天的飘带。
他们还把面额数字用纹样围了起来，外形如同中国传统的灯笼。
这些构思都赋予了第二套人民币富丽典雅的气息，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由于三元券、五元券、十元券是在苏联印制的，当票样被送到苏联财政部长手中时，他惊讶并高兴地说：“这才像中国的钞票，非常美丽。”
1958年第三套人民币，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等主题。
为了画好主景图案，周令钊曾亲自到炼钢厂、石油单位，观察炼钢工人、车床工人、拖拉机手，之后这些都成为他绘制图案的主要素材。
▲第三套人民币2元票面总体设计图 5.5cm×13cm 1960年
1978年，第四套人民币开始设计，主题是各民族大团结。本来定的最高数额就是五十元，五十元上画着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三个人的头像。
后来中央下来指示，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加印一百元的。可是票面上各民族人物已用到“极致”了，还能画什么呢？周令钊冥思苦想。某天，他看到电视节目中抬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横排浮雕像走过的国庆游行队伍，心生灵感：为何不把四位领袖画上人民币呢？
▲周令钊，第四套人民币壹元券正面画稿，23x30.7cm，1979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藏
▲周令钊，第四套人民币壹元券背面画稿，23x30.7cm，1979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藏
▲周令钊、陈若菊，第四套人民币贰元券正面民族纹样“竹林绶带”设计稿，35.8x23.5cm，1979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藏
他大胆提出了创意。这一建议最终获得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像做图案的先河。
“我认为第四套是最好的，各民族的头像都画得非常好看。”周令钊笑言。
绘画，一直在路上
“有哪一位艺术家有如他那样，涉猎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而多样的领域，完成难以数计的或为重大或为平凡的艺术项目的创造，却都能达到至精至善。凭在战争年代，在实际工作中，在神不知鬼不觉间完成了他智慧和功力的积累与冶炼，成就了一代大才。”画家侯一民由衷地敬佩周令钊的绘画功力。
很多美术界的同仁称他是“多面手”。的确，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周令钊还主持创作了许多重要的壁画和公共艺术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更加个人化的作品。
比如，1951 年他应邀为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油画《五四运动》，以鲜活生动的画面感再现了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迄今仍然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典范。
他还为家乡“代言”，许多作品的题材是都是描绘家乡平江以及岳阳乃至三湘的人物风情的，像《沅江水暖》《澧水花繁》《连云茶香》《汨罗江上磐石湾》等，不胜枚举。
大型山水画《汨水平江永流芳》是2006年周令钊和妻子陈若菊，在耄耋之年重返故里，踏遍平江的山山水水后，花费三年时间精心创作的艺术作品。
▲《 白云黄鹤》（彩墨 黄鹤楼陶板壁画整理稿-周令钊陈若菊画）纸本彩墨171×96 cm 1984年
▲鹤楼《白云黄鹤》9米陶板壁画制作现场
▲《世界人民大团结》楠木立粉勾金重彩壁画设计 900×1000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59年
此外，周令钊还致力于壁画艺术的复兴，继1938年参加武汉黄鹤楼《全民抗日》壁画创作后，1959年他又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创作了金丝楠木立粉勾金重彩的《世界人民大团结》壁画；1984年为新建黄鹤楼设计并制作《白云黄鹤》大型彩色陶板壁画，等等。
▲1973年在全国政协礼堂画油画《韶山》
绘画，是他一生的热爱。
青年求学阶段，迫于连年战乱、颠沛辗转，他坦言自己走得更多的是“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路子。后来他回忆道：“这段生活对我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真正的美存在于大自然、大社会，学校启发你认识美，你得行万里路，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美、体现美、创造美。”
1954年，周令钊曾和妻子陈若菊身背画板和行囊，脚蹬黄色跑鞋，冒着酷暑，汗流浃背地跋涉数十里，爬上了位于重庆大足山区的石窟，还没等喘过气来，他们就开始了写生。
一天又一天，他们早出晚归。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啃口冷馒头。当时那里还没怎么开发，食宿条件很差，他们不顾蚊虫叮咬，夜以继日地临摹，一尊又一尊，一幅又一幅，不管花费多大精力，吃多少苦，都要把这些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的石窟造像艺术学到手。
▲《大足石窟佛头像》，纸本·水粉，54cm×38.6cm ，1955年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些苦心孤诣的临摹和写生为我们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派上了大用途。”周令钊如是说，“特别是临摹到又一幅吴道子的真迹，更是受益终身。”
几乎每年，周令钊都会挤出大量的时间去采风写生。
▲1963年和夫人陈若菊在广西漓江
▲《若菊在青岛海边写生》，纸本·水粉，41.8cm ×29.7cm，1962年
▲《程阳侗寨（柳州三江）》，纸本水粉，36.3×53.5cm，1963年
▲周令钊1980年绘敦煌乐舞
纵观周令钊的作品，民族化一直是他创作的方向。
“他对传统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从不缀手的速写本收录了数量庞大的民族文化素材，他深入到祖国各地搜集传统图案，记录了全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装饰特征，从服饰到建筑，从生活起居方式到他们日常使用的工具。这些庞大的资料，通过他的整理，融合到他的绘画上，因此，他的绘画中的民族感觉是自然而流畅的，绝对没有猎奇的矫揉造作。”艺术和设计理论家王受之谈到。
▲《织网》，纸本·丙烯，45.1cm×44.3cm，1981年
▲《踩歌堂》，纸本·丙烯，60.1cm×59.3cm，1983年
▲2002年夫妇二人在岳阳合作壁画《天下忧乐情满楼》
先生一直在路上。84岁时他曾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创作壁画浮雕稿《松》、《竹》、《梅》，87岁时绘制彩墨长卷《玉龙雪山丽江春》、《汨水平江永流芳》，93岁开始创作、94岁完成北京6号线朝阳门地铁站大型陶瓷浮雕壁画《凤舞朝阳》、《京东粮道》；99岁还设计了戊戌狗年生肖犬小版邮票，为当代中国艺术再添一笔。
▲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地铁现场环境图，周令钊创作
▲2018年，周令钊设计戊戌狗年生肖犬小版邮票
就像郭兰英最怕被别人唤作“歌唱家”“艺术家”，周令钊同样害怕别人称他为“画家”“艺术家”，他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有机会为国家做设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大家都说好，我就会更开心。”
他更愿意单纯地把自己看成一个作画的人。“我只是教员，是老师，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当。”
与他共事多年的画家黄永玉，打心底里钦佩这位老朋友：“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
2018年夏，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周令钊被点名表扬。收到回信，老人热泪盈眶。他说：“国家、人民养育了我一生，草木也会成为有用之材。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有过曲折、有过艰辛，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对艺术的认真、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我还要为美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
※部分图片、资料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微信公众号
监制 | 项 飞
制片人| 石 岩
主编 | 李 姌
责编 | 桂姝蕾
记者 | 杨晓宁 裴斐
编辑 | 梁珊珊
运营 | 邓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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