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叶夫列莫夫的《丑时》与20世纪苏联科幻小说的世界构建策略与历史观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大外文学堂 ,作者张晖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伊万·叶夫列莫夫(И. А. Ефремов, 1908—1972)是苏联20世纪中期最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之一,《丑时》(«Час быка»)是其创作成熟期的一部代表作。这部作品最初于1968—1969年连载于《技术—青年》杂志上,小说的故事背景延续了叶夫列莫夫的另两部小说——《仙女座星云》(«Туманность Андромеды»)与《蛇心》(«Сердце Змеи»),可以看作叶氏“宇宙科幻”系列的末篇。与前两部作品一样,《丑时》是苏联科幻文化热潮中的“畅销作品”。它们借科技的语言诉说了50—60年代苏联历史观的演变与调整。
在《丑时》中,作者描绘了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未来地球的乌托邦VS流浪于宇宙的反乌托邦。这两个极端从正反两面映照了作者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并预言了其未来的可能性——乌托邦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而反乌托邦则蕴含了作者对现实的警示。
《蛇心》与《仙女座星云》▲
一、《丑时》中的世界构建策略
科幻文学中的“想象空间”通常是由科技所驱动,这一点使其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想象文学。然而,科幻文学所关注的对象通常并非科技本身,而是科技驱动的社会发展对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影响。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科幻,其作为社会寓言的话题核心都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个体的命运。
乌托邦经典,如摩尔(T. More, 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的《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常常将理想世界隔绝于地理上遥远的秘境,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反乌托邦经典——如奥威尔(G. Orwell, 1903—1950)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Мы»)则偏好把黑暗世界放置于时间上的未来,从而促人反省现实的走向。
《丑时》的“文学时空”(хронотоп)包含了两个想象时空,故事的重点是这两个时空之间的互动:在两千多年后的“联手时期”(эра встретившихся рук),地球派出了一支由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来到位于一个暗物质星系的托尔曼斯星(Торманс)调查生命形态。托尔曼斯星的居民实为地球人的后代,他们在灾祸横行的“分裂世界时期”(эра разобщённого мира)逃离了地球,在殖民星球建立了国家,却在社会发展上远落后于地球,陷于“寡头专制”的困境中。
针对《丑时》中“正反并置”的结构,叶夫列莫夫本人作过专门的解释。他认为,当时的科幻文学呈现出两股潮流:反乌托邦小说总是沉迷于黑暗的描写而不关心历史的出路;乌托邦小说则往往将理想国的实现视作理所当然的事,而那社会中的居民却是庸俗之人。“这两类作品都体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的忽视以及对于人的不信任”。而如果说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更多是通过末世的演绎来表达对现代社会困境的绝望,那么《丑时》代表了面对困境的另一种态度,即积极的进化。
《我们》《1984》《乌托邦》《现代乌托邦》▲
二、《丑时》中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比
当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世界开始直面对方,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也就得以凸显。通过小说人物的互相观察与自述,未来地球文明的优势、托尔曼斯文明的弊病一一对应展现。未来地球文明三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包容、平等、诚实;而它们分别对应了托尔曼斯的封闭、分化、欺诈。
乌托邦人的包容体现在各民族的完全融合中,地球乌托邦的优势之一便是世界民族通婚所带来的基因多样性。不仅如此,包容还体现在地球人与外星的联系上,故事中的地球早已进入了名为“巨环”(Великое Кольцо)的宇宙社区中,为宇宙所认可,可与外星社会直接接触。另一方面,包容并不代表虚无主义或社会原子化,实现包容的基础在于统一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有自身的限制,例如各种宗教均被摒弃,只有表达积极情感的艺术才被允许等等。在作者的体系中,地球人的价值观即代表了宇宙的普遍价值观。
反观托尔曼斯,这座宇宙海洋中的孤岛为了回避历史而选择与世隔绝,最终陷入发展的停滞。
乌托邦人的平等,指的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充裕的资源,可以实现高度的个人发展。但是这样的平等并不接受懒惰,在作者的想象中,地球的民众像书中的科学家一样,对科技、艺术方面的智力活动有着持久的热衷。
而在托尔曼斯,阶层的分化根深蒂固,托尔曼斯的人口依据功能分为“长寿者”“短寿者”两种:“长寿者”是从事智力工作或拥有高级技能者,他们可以用劳动赚取生命;而“短寿者”只付出机械性劳动,在体力衰减时便被剥夺生命。产生这一律令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过剩,资源短缺。然而托尔曼斯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漠视不仅无利于创造力的培养,反而催生了反社会的暴徒,进一步浪费了资源,从而进入社会退化与分化的恶性循环。
乌托邦人的诚实,同时体现在精神与身体上。在作者的设定中,未来社会中,谎言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无用的——乌托邦居民的心理学智识已经达到了非凡的高度,可以轻易地识破谎言、看透人心。而在身体方面,地球人已经消除了禁忌与羞耻心,并不耻于以身体示人。而且,即使是在这样高度透明的环境中,地球依然需要设立安全机关——“诚信与权利委员会”(Совет Чести и Права)以监督人们的言行,从而避免往日灾祸的重演。
反观托尔曼斯,这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文明,统治者的主要工具便是信息操纵,以此在人群中滋生恐惧、羞辱与神秘。
“巨环” ▲
《丑时》中两个世界的对比核心并不在于科技发展与社会硬件的差距,而是伦理与价值层面的差别。作者以科技为驱动力所虚构的跨时空对话,事实上探讨了人性飞跃与升华的潜力与理想。
人性的终极理想,这正是俄国乌托邦文学,乃至整个俄国文学一贯关注的问题。评论家卡尔梅科夫(С. Калмыков)曾经提出,对人性至善与终极正义的关注,使俄国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西方乌托邦传统。如果说西方乌托邦从源头上(柏拉图)所追求的是政治学与认识论层面的“真理”,那么俄国乌托邦所侧重的便是伦理学层面的“真理”。
三、《丑时》中的反乌托邦警示
《丑时》中,地球代表了历史的主流走向,成为了未来的常态,而托尔曼斯则代表了对历史轨迹的偏离,成为了未来的非常态。地球科学家的使命是拯救这个被历史遗弃的孤儿,帮助他加入“巨环”这个宇宙家庭。
从这一叙事层面出发,有必要将《丑时》与同时期的另一部重要科幻小说——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成神颇难》(«Трудно быть богом»)进行比较。《成神颇难》的发表时间比《丑时》早了四年,叙述的是一个地球公民独自在外星城市执行秘密任务的故事。这个名为阿尔卡纳尔(Арканар)的城市无论是社会风貌还是政治体制都体现出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特点,因此可被看作是地球的过去。就其实行的极权制度而言,它类似于《丑时》中的托尔曼斯。而地球公民唐·鲁马特的使命是伪装成城市中的宫廷侍卫,秘密保护与遣送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出境。与《丑时》中的科学家一样,上级命令他不得使用任何暴力干涉外星城市的生活。
可以说,这两部小说借“历史穿越”这一设定探讨了同样的“殖民合理性”问题:自认为先进的文明是否有权干涉其他的社会形态,而被认为落后的文明能否借助外力实现历史的跳跃?
然而,无论是在讨论的形式还是结论上,两部作品都有诸多不同。
体裁上,将背景设定为中世纪的《成神颇难》在体裁上参考的主要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文学以及古典历险小说,化名为唐·鲁马特的主人公无论在举止还是性格上都带着唐·吉诃德的影子;而《丑时》在体裁上则较为接近苏联典型的生产小说,兼有政论文学的风格。
结论上,《成神颇难》最终质疑了成功干涉的可能,在唐·鲁马特的失控报复中,我们看到“先进”的文明不仅未能将他人救出泥淖,反而可能沉入他人的深渊。《丑时》的结局则是乐观的。在小说的结尾,托尔曼斯在地球科学家的长期干预后最终冲破了黑暗,重回历史的正轨,历史的病变得以治愈。作者的信息十分明确:人类的终极命运是共产主义,然而在通往命运的进程中,他们必须克服托尔曼斯所呈现的各种偏离倾向。
《成神颇难》▲
当然,叶夫列莫夫并没有具体描述托尔曼斯实现蜕变的过程,小说的基调始终是文明与蒙昧之间的对立,最后的突破显得突兀。因此,小说并未回答怎样走向文明的乌托邦问题,而是着重解答了如何不堕入蒙昧的反乌托邦问题。
在作者的描述中,托尔曼斯的未来社会融合了官僚资本的贪婪与极端集体主义的盲目,其中不少细节暗讽了20世纪美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托尔曼斯专制制度的许多特点,如官僚腐败、信息封锁、虚假宣传等,也影射了作者身处的60年代晚期苏联社会,反映了停滞时代逐步出现的困境。托尔曼斯的反乌托邦既反映了60年代冷战焦灼状态中的时局关系,也透视出苏联在国际宣传事务与第三世界影响进程中的焦虑。
小说的一个核心场景,是地球科学家代表、女历史学家法伊·罗吉斯与托尔曼斯君主乔耀·查加斯进行的会面。在会面中,查加斯向罗吉斯透露了政府向大众隐瞒国家历史的原因。原来这是当时从地球逃亡而来的第一批移民的决定,他们为人类的堕落痛心,决定抛弃自己的人类身份,将地球历史的相关记录都封存起来。查加斯向罗吉斯展示了先人封存的影像,人类历史上的灾祸——从冷兵器时代的屠城到现代的核爆炸一一展现。在这一场景中,独裁者查加斯完成了对人类群体的沉默的审判。最终查加斯选择了自我“神化”,用自己的“奇迹、神秘与权威”来保护子民。与此同时,出生于乌托邦的历史学家罗吉斯得以直观人类历史的黑暗面,从而重新度量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历史的失忆最后走向了历史的重演,而真正的文明只有在对历史的不断回忆中保持自省,这是叶夫列莫夫带给我们的反乌托邦警示。
四、《丑时》中的辩证历史观与宇宙主义
如果说小说中反乌托邦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于历史记忆的态度,乌托邦的形态则表现了其面向未来的史学观念。作者的史学观虽然在本质上复刻了50至60年代的苏联历史观,然而也体现了其对于俄国哲学传统的独特见解。
辩证法是叶夫列莫夫历史观的核心。叶氏有另一部作品名为《剃刀之刃》(«Лезвие бритвы»),形象概括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辩证法指的不仅仅是历史的三段论式递演,还有道德的理想状态,即在永恒的矛盾中保持微妙的平衡与和谐,仿若在刀刃上行走而不堕入两旁的深渊。
在《丑时》中,地球科学家所组成的微缩社会便处于“剃刀之刃”的状态中:虽然在托尔曼斯人面前他们是近乎全知全能的神,但他们永远处于自省与辩论的警觉状态中,从不无条件地接受既定规则。面对异族无尽的欺瞒与戕害,他们也偶尔憎恨和冷漠。他们尊重自己博学的领袖——罗吉斯,但也在行事上遵守民主程序。科学家团体的行为准则是地球辩证式伦理的缩影。当查加斯询问罗吉斯地球上幸福的定义时,罗吉斯答道:“幸福一方面来自于舒适、宁静和自由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来自于最严格的自律,对自我的永不满足,以及丰富生活、扩充认知和拓展世界疆界的渴望。”
《剃刀之刃》▲
与此同时,叶夫列莫夫对历史的构想并不止于辩证法,而是拓展到了俄国哲学传统中的普世主义领域。在《丑时》中,叶夫列莫夫与俄国文化史上的各种普世主义思潮产生了对话。
例如,作品中的乌托邦想象体现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流行于俄国的宇宙主义的许多观点。在作品中,人类之所以实现了“宇宙团结”,离不开各民族智力与文化财富的共享。科考队之所以执意要帮助外星“同胞”实现社会进步,哪怕同时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迫害,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类的共同命运以及共享知识的权利。在此作者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与掌握视为人类实现自我突破与解放的标志。
在《丑时》中,盲目的“炼狱”将人禁锢在欲望与暴力的牢笼中往复而不得出路,要想打破囚笼,只有像宇宙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通过认知来驾驭自然的创造力,通过创造赋予自然万物以人性。叶夫列莫夫还在书中列举了航天工程、基因技术、材料工程方面的众多突破,同时还预见了数据在社会规划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使用机器预测社会动态的假想。当然,宇宙主义绝不等同于启蒙时代的理性至上,也不仅仅关乎人类面对物质世界的能动性。《丑时》中,科学家的使命是建立在人性认同的责任感上的。如果将托尔曼斯看作地球在历史层面上的祖先,那么科学家们所面临的正是一场救赎祖先的任务,而最终目标便是将他们重塑为像自己一样的“人”。
《丑时》与俄国普世主义中“美”的概念也颇有联系。在俄国乌托邦传统中,美与真理是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已经将“美”提高到了真理的高度。这里“美”的所指固然有人的心灵美,由爱而生的美,但同样也包括美的创造——艺术。在19世纪俄国乌托邦小说,如奥多耶夫斯基(В. Ф. Одоевский, 1803—1869)的《4338年,彼得堡书简》(«4338-й год: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исьма»)、乌斯宾斯基(Г. И. Успенский, 1843—1902)的《纠正》(«Выпрямила»)中,艺术对人的改造力都是一个主要话题。就《丑时》而言,艺术对人的改造发生在两个层面:作者叶夫列莫夫试图用兼具神性与个性的完美人物来打动读者,而故事中的科学家则希望借助未来的艺术形式影响托尔曼斯人的价值观。
《纠正》与《4338年,彼得堡书简》▲
前文中提到,未来的地球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民族融汇,但这样的融合并没有带来人类形态的多样性,而是选择培养出了完美的形体,各民族独有的特征在多代的交流后几乎消失了。
由于两性社会角色的趋同,新人类的性别差异也逐渐消退。小说的第一主人公罗吉斯既是“男性气质”、意志力和权威的集中代表,又表现出女性的“外在魅力”。这样的“兼性特征”使人联想到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ев, 1853—1900)在《爱的意义》中对于性别的思考。索洛维约夫提出两性之爱的终极意义在于使彼此获得个性的互补,在保留个性的同时获得缺失的另一半自我,从而在个体中重建完满的神的形象。这兼容了个性与共性的美正是叶夫列莫夫在《丑时》中所展示的美学理想,乌托邦中的人物本身成为了艺术品——美的化身,乌托邦理念的象征。
这一美学理想在小说伊始就呈现在读者眼前:在托尔曼斯星的故事发生多年之后,一群学生来到地球科学家的纪念碑前,瞻仰昔日的英雄。在这个雕塑剧一般的场景中,叙述者仔细勾勒出每个英雄的面貌,而读者也跟随着学生的目光长久地凝视着这些象征胜利的艺术品。在故事中,同样的凝视转移到了托尔曼斯人的身上:当地球的来访者在舞台上展示他们未来的舞蹈时,托尔曼斯的观众感到震惊、羞辱,但同时也被深深吸引。对表演者来说,他们达到了预期的艺术效果,即在陌生化的演绎中带来美的理念上的认同。
本文节选自《中国俄语教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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