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 | 第六章：“在炼狱中脱胎换骨做‘新’人”

必读：池氏文化精粹辑要（2019年1月31日收录）

池氏网推荐语：

写小说，当老师，生产皮鞋，做汽配……他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自己的特色；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厚德载福……他的人生格言里深藏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他是曾经跌入深渊仍然仰望星空的人；

年近七旬时，转型升级再出发；如今，他的企业是吉利控股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在台州企业界，他是“教父级”人物；他被“汽车英雄”李书福尊称为老师，被德国《法兰克福报》誉为中国当代杰出企业管理者；

他叫池幼章，1936年出生，现任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仍活跃于一线。

在1月28日发布其自传开篇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发布，欢迎各位宗亲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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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宗亲近照

“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六）

六、在炼狱中脱胎换骨做“新”人

作者：池幼章

1958年5月3日，慈溪县委组织部派了一位干部来打发我去浙江省第一劳动教养所。省劳教所设在慈溪的庵东盐场，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在肃反、反右运动中被打下来的反革命、右派等等二千多人，关押在这里强迫接受劳动教养。二十刚出头的我，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这里大门口有武装的公安人员站岗，劳动时也由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送着集体进出，住的是茅棚，睡的是地铺，外面还有武装岗哨通宵不断地站岗巡逻，晚上我们关进茅棚内的地铺上以后，小便桶却放在外面，要小便就得向岗哨报告：“报告班长小便！”几乎每个岗哨都一定会纠正道：“要说‘报告班长我要小便’。”然而要小便的人一次次说错，岗哨一次次纠正，也是一大诙谐之事。细想起来，正是苦中作乐，还带一点阿Q式的报复心理，令人发噱。

我从县城去庵东时，组织部干部顾用了两个担扶给我挑书箱行李，一直送到劳教所，这大概是劳改犯享受不到的待遇，充分说明“劳教”与“劳改”之区别。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宣布我们的劳教期限，有人说我们是无期徒刑，还不如劳改有期。当然都是私下说说的，谁敢去问呢？大家无可奈何，只好既来之则安之。

庵东盐场位于杭州湾南岸，一片海滩上寸草不生，更不用说树木，无遮无盖的，除了黄沙就是石子。海滩外面则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望无际，难得看见一两片帆影。这原本荒凉的地方，一下子来了二千多人，变得热闹起来了。我们的任务是筑海塘、造盐田、晒盐等等重体力劳动。第一天我的工作是挑砖头，天下着细雨，我穿着二舅母送的新布鞋，挑了五斤重一块的四块砖，手无缚鸡之力的我，在这么滑的泥地上即使只挑二十斤，也简直寸步难行，滑了不知多少跤，一双新鞋也成了泥靴，重得迈不开步，咬着牙坚持下来，觉得这日子实在难熬。晚上躺在茅棚里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浑身酸痛，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到与其这样超体力的劳动下去，遥遥无期，最后葬身海塗，还不如一死了之，死了总不再受苦了，死也是一种解脱。转而想到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我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岂不轻于鸿毛？屈原、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秋瑾，他们为国而死，虽然也都是屈死，但却轰轰烈烈，扬名千古。历史上那一个英雄人物不是受尽苦难，百折不挠的？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只要活下去，终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到那时候，我一定要把我的冤屈写出来，公之于世，警示世人再不能制造冤假错案了。我的亲身经历是多好的题材，写成小说定能轰动，怎么可以轻生呢？正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死了，要坚强地活下去，面对苦难，忍受折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经过这一番心灵的挣扎，我终于活了下来，而且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劳动，学会了坚强。由于年轻，在奴隶般的劳动中锻炼得身体也结实起来，力气也大起来，连自己都不相信能挑一百八十斤的担子、扛四百斤乱石了，我庆幸自己今后就是靠劳动吃饭也饿不死了。由于年轻，能吃苦耐劳，表现良好，加上有文化能说会写，终于被工区分队长看中，当时任分队长的是公安干部江苏人徐登高，这位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虽然表面对我们很凶、很粗暴，但内心却时常透露出对我们的同情，从不刁难我们，也从不打人。一年以后，他提拔我担任工区的统计，负责整个工区二百人的劳动安排，当时劳教队是有劳动报酬的，还要计算大家的计件工资，管理他们的金钱，安排劳教福利，允许我外出采购，算是一个半自由人了。虽然很忙，但很高兴，干得很卖力，因为我做事公平合理，还受到难友们的拥护。这一年强台风过境，管教干部们的家属子女包括许多青年妇女，都交给我把他们带出去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充份说明领导是很信得过我的了。

人在患难时能得到领导的信任，倍感珍贵，我尽力把事情做好，不辜负他的信任。这段时间心情比较舒畅，生活虽苦，也不感到那么难熬了。加上这时住宿条件也得到改善，不再住草棚地铺，搬进了新盖的监舍，也有床睡了。因为我是工区的统计，就叫我和劳教队的医生俞致远同住一小间，他也是黄岩人，历史反革命，我们是同乡人，互相之间多有照顾，相处得甚好。由于环境比以前有所改善，于是一有空我就在房间里读古文，读《李陵答苏武书》、《狱中上梁王书》、《祭十二郎文》等，特别是屈原的《天问》，常常引起共鸣，读得涕泪滂沱。同时也醉心于唐宋诗词，特别爱读李煜、李清照的词，因为有了自己的切身体验，对于他们所描写的悲苦情景体会得就更亲切而透彻，并常常以此自勉，一定要活下去，也许能写出与他们一样的传世之作。早上迎着晨曦，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苦读，有时停电了就点蜡烛。就这样用读古诗词古文来打发空余的时光，即使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也从不间断。这一方面是为了排解，得到精神上的超度，另一方面是心灵深处的作家梦时时呼唤着我：不少世界名著不是在牢狱里完成的吗？司马迁那千古传诵的《史记》不也是狱中写就的吗？坐牢也是一种生活体验，而且是一般人得不到的体验。从体验生活的角度来思考，也不枉来此一遭了。这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吧！但是一旦思想升华到这一层次，即使面对苦役，也不再终日愁眉苦脸，而能超然处之了。

这段时间里，在心情越是苦闷的时候越怀念叶春妹，越是难忘那短暂的甜蜜的时光，她对我的柔情蜜意，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甚至常常梦见橘花香中橘林深处，执手泪眼相依相偎的情景。思念成了苦艰岁月中的最大安慰，醒来才觉已成遥远的梦，她已永远的离我而去。我没有恨，只有失落与惆怅，情不自禁的以泪洗枕。追忆总是又甜又苦，爱恨参半，然而不能忘却，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正在我心情有点开朗起来的时候，谁知好景不长，又一次小小的意外，剥夺了我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有一天，我出差采购，事情办好了，时间已过午，在一个叫周巷的小镇里看到一家小饭店，我想该美餐一顿来慰劳自己的肚子了。一看，饭店虽小，菜倒不错，花色品种蛮多，价钱也不贵，劳教队里的饭食实在吃得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了，看到这么好的鱼肉，怎能不馋？好在口袋里还有几个苦力钱，何不借此机会开开洋荤，尝尝久违了的美味！于是点了六只菜、一壶酒，正吃得开心、自得其乐的时候，不料劳教所里的一个干警小头目路过此处也进店就餐，看到我在大吃大喝，当时他也没响，我也理直气壮的：吃自己的苦力钱，难道也犯法？

谁知回到劳教所后，麻烦就来了，场部对我进行个别调查，要我交代与分队长徐登高的关系，有没有给徐送礼行贿？说是有人检举徐登高，追查他为什么这样宠我，偏爱我，放纵我在外面大吃大喝？我实在忍无可忍，硬顶了回去。我说：“怎么？我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吃自己卖苦力挣来的工资，又没吃公款，没贪污，你们可以去查的。”“徐登高叫我当统计，是看我有能力，我不是把工作做得很好吗？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管教领导与受管教人员关系。我是给他带过几包香烟，他都付了钱的。我们劳教人员还有钱来行贿吗？除了几本书，我是一无所有！”查来查去，实在抓不到我的辫子，但也总要给我一点惩罚，以示他们的正确，于是把我调出徐登高管的工区，调到第二工区，降职下放，当了个小组长。

常言道“祸从口出”，我却是“祸从口入”，吃饭吃出祸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二工区有位中队长名叫刘月锋，此人一派学者风度，表面上对我们很严格，训话时声色俱厉，煞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但骨子里却十分同情我们，没旁人时客客气气。他颇重才学，视我为知识分子，我这个小组长重活、累活又能带头干，所以蛮有些“先进事迹”，常常受到他的表扬。

1961年，是所谓“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瓜菜代”，劳教所里当然也只能瓜菜代。繁重的体力劳动，肚子填不饱，人人骨瘦如柴，有气没力，得浮肿病的不少。我亲眼看到岱山县税务局一位姓曹的同志，实在饿得太狠了，看见池塘里的绿苔，大把大把地抓起来狼吞虎咽，看得人人掉泪，我心里说：“疯了！，正是饿疯了！”我们在盐田里劳动时，只要看见一只老鼠、一只蛤蟆或一条蛇，就会一齐放下手中的活，去打一场人民战争：围剿食物。捉到了，当场点一把火，烤了吃，正是美味佳肴，吃不到的人，眼睛都绿了。与我同组的一位老先生，六十岁了，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差不多，只剩下眼睛还会动，还当他是个活物。一个冬天的早晨，大家都起来了，他还没响动，不按时出工是要挨训的，我只得去摧他起床，谁知他已僵硬了。像这样冻饿而死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人死了还要大家唱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在劳教中也曾做过贼，偷过两次东西，这是生平仅有的两次。一次是出差途中，经过一家豆腐厂旁边，看见晒着两双旧草鞋，因我的草鞋破得拖都没法拖了，就顺手牵羊，偷来一双。另一次在中队长办公室开组长会议，开这种会我们一般都找个角落，靠壁而坐，恰好在我身旁有只坛子，坛里透出一股雪里蕻（干盐菜）的香味，伸手一摸，好家伙还有这么多，我就摸了两棵，塞在半高雨鞋的鞋筒里。回到住处，熄灯后才敢摸出来，一点一点慢慢地嚼，越嚼越香。这一夜真庆幸自己有这么“美味的夜宵”。古人云：“饥寒起盗心”，没有经历过的人怎知这句话是多么确切精辟！

还有一个“舔虱血”的故事，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我们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回来是一身臭汗，一身疲倦，又没洗澡的地方，日积月累，必然人人满身是虱。冬天穿的毛线衫，几乎每一个针孔里都埋伏着虱子，晚上，在灯光下一照，屁股里都是殷红的，那都是我们的血啊！下雨天不出工，一边学习，一边捉虱，掐虱子的声音哔哔剥剥的，比起彼伏，接连不断，几成乐曲，大家戏称之为“捉虱大合唱”。掐死虱子时，指甲上都留下一点血，鲜红鲜红的，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血，虱血大补，于是把指甲上的虱血舔得精光，人人如此，我也不例外。现在说起来，有点叫人恶心，但那时候，个个都说还有点甜！

劳教队领导发现这种情况后，下令开展大规模的全场灭虱运动。冬天休息的日子较多，就在每个工区架起烧饭的淘锅，叫所有劳教人员脱下内衣，放在淘锅里沸煮，终于实现了全场灭虱的目标。从这件事看，劳教所领导对劳教人员还是有人道主义的关爱的。

就在这一年的饥饿的冬天，我的久违了的母亲来劳教所看望我。当时，她已劳改期满，在杭州拱辰桥绸布厂留场就业，行动仍有限制，不能回家。母亲是好不容易来看我的，还不知怎么弄到五斤猪肉（当时居民每人每月仅有半斤肉票），烧好打冻，盛在一只土罐里捧了来，还带来一瓶蕲蛇药酒。刘月锋队长非常热情地接待她，可是我一见面，就无名火冒三丈，把一罐冻肉甩在地上。母亲痛哭流涕，跪在地上把肉一块一块捡起来，放在牙杯里。她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流泪。事后，我为自己的这种粗暴行为痛悔不已。当时我把自己的受罪迁怒于母亲，当年要是她不去大陈岛就不会判刑劳改，就不会害到我。况且又得知母亲已改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了，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越到后来越感到后悔。我当时没有体谅母亲的一片苦心，特别是她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的舔犊之情，我的粗暴行为无疑在她伤痛的心上撒了一把盐，我真浑！

我平静下来以后，母亲没有一点责怪我，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吃肉。猪肉在那个困难时期正是比山珍海味还要难以弄到的营养品啊！肚子里没一点油水的我，饕餮般地吃了一斤多肉，喝下了半瓶蕲蛇酒。母亲看着我吃得这样香甜，凄凉地笑了。

就在母亲探望我以后，劳教所宣布了我的劳教时间为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半，还有一年半即可解除劳教了。所有劳教对象都有了期限，我们不再是“无期”，终于有了盼头，好似一阵春风，给劳教所送来一片生机。劳教人员个个喜气洋洋，欢欣鼓舞。

1962年初春，全国都在“向党交心”，我们劳教人员也要“向党交心”，不管红的黑的，凡是心中想的都交，交得越彻底表明越靠扰党，越拥护党的领导。于是我只好把当年提审时说过的一套再重复一遍，大帽子一顶一顶再套一次，结尾还加上：“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思想反动，罪恶滔天，罪该万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挽救了我，对我从宽处理，不起诉判刑劳改，让我在这里接受劳动教养，把我从危险的绝路上拉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衷心地感谢党，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定好好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一番话把自已骂得狗血淋头，讲得激昂慷慨，于是中队长了刘月峰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我交心交得最大胆、最深刻、最彻底，号召劳教人员向我学习。

接着因为我的班组所晒的盐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在全劳教所二千余人的大会上，叫我典型发言，介绍经验。我说了一通什么领导英明，组员团结，苦干加巧干，不怕苦不怕累，以实际行动向党表忠心等等，受到劳教所最高领导的表扬，说我是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老老实实地重新做人，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党的挽救，号召全场劳教人员以我为榜样，向我学习。

这样做似乎还会产生意外的收获，其实是我的劳动表现和为人处事获得了群众的信任，1962年初，劳教队的伙食要实行民主管理，从劳教人员中选几个伙食管理委员会委员，我得了最高票，从内心感到非常欣慰。

这时劳教所对我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许多领导都给我们讲“理想教育”课，于是留下了劳教所里盛传的“蔡队长的共产主义”的故事。蔡队长五十岁左右，南下干部，在共产主义教育报告会上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就是男的住东边，女的住西边，一个月只有一天在一起，这叫高度集中，高度纪律，知道不知道？”呜呼！共产主义乃共产党奋斗之终极目标，联想起谭震林在浙江万人大会上作大跃进动员报告时说：“共产主义就是人人睡老虎毯，吃老虎肉，喝虎骨酒，要什么就拿什么。”反正是虚无飘渺的，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实在令人笑破肚皮。

1963年2月，我因劳动好，工作好，“思想改造”好，刘月峰队长在全工区劳教人员大会上宣布给我提前一个半月解除劳教。号召“全体人员都要学习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早日解脱！”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回想起这五年炼狱中的劳教生活，感触良多，在这所特殊的社会大学里，使我初步懂得了社会之复杂，生存之不易。

第一个感触是管教人员并非铁板一块，个个都是凶神恶煞，他们当中也有一些颇有一点人情味的，讲道理，尊重事实，对人对事都实事求是，懂得尊重人格，十分同情不幸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徐登高、刘月峰等。他们也是共产党员，也是公安干部，但他们首先是人，有人性的人。还有一位宁波地区的公安处副处长，是长征干部，也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劳教所当普通的管教，为人非常和善，对任何劳教人员都很客气，也很关心，不幸在一个夏天的中午被暴雷打死，几乎全场的人都失声痛哭，哀叹：“好人不在世！”大部份管教人员，平心而论也不能说特别坏，只不过他们身为专政工具，干这一行，吃这一行饭，一切得听上头的指示，上头极左，他们也不得不左，不左就要检查立场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可怜的执行者罢了，账不能算到他们头上去。当然也有个别不把人当人，任意打骂，刻薄刁难，以虐待折磨人为乐事的魔王迫害狂，那是又当别论了。

第二个感触是劳教人员相互之间大多互相尊重，同情弱者，慷慨助人，心地善良，二千多人中没有发生过告密的卑鄙勾当。年老、体弱、多病的难友都能得到别人的体谅、帮助、照顾。有一件事记忆特深：我们组里六十岁的王老先生冻饿而死，全组人都痛哭流涕，为他丧葬之事奔走劳碌，如丧亲人，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第三，走过这许多坎坎坷坷的道路，经受过这许多风风雨雨波波折折，我真的把自己“改造”了一番，学会了且把良知、真诚、正义、道德、人格、尊严等等所有真实的珍贵的东西全部埋葬，脱掉“长袍壳”，撕下脸皮，紧跟着指挥棒，把自己塗得越黑越好，骂得越臭越好，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脚，水浇火烧。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会了“造假”，要造出一个连自己都认不得的自己来，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才能在专政的夹缝里求得生存。我不无痛心的说过：一个最伟大的政党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把一个本无罪过的人，改造成自认为罪恶深重并愿意接受改造的人。我暗笑，我庆幸自己这演员当得不错，可笑又可悲的“劳教先进人物”，什么人权、人道、人本、人性都喂狗去吧！我为道德沦丧，是非颠倒而悲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那里去了！我问自己：你还是知识分子吗？还是一个民族中有文化、有良知、有灵魂的先进部份吗？泯灭了良知、丧失了灵魂还称得上知识分子吗？我为自己感到悲哀。

第四，劳教所里什么饭最美味？答曰：大米饭烧大头菜，如果有一点鱼肝油当油炒一炒，那就是人间最佳食品，任何山珍海味都为之逊色。常忆几个难友凑份子煮大头菜米饭吃得津津有味的情景。然而回来后，特地按此食谱烧起来，却食不下咽，此中哲理颇为深长。身在福中要知福啊！

既读了不少诗词古文又体验了生活，这是我多于旁人的收获，对我不灭的作家梦，大有裨益。此乃苦难之中意外的收获，聊以自慰。

精彩连载，敬请期待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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