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推荐 | 框架、情感与归责：焦点事件在政治话语中的意义建构
侯光辉
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通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安国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田怡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生
对焦点事件的“解读”（意义建构）是现代传媒与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政府对焦点事件的权威性报告，不仅影响着媒体和公众对事件的认知，从而决定危机的走向；同时也影响着在正式的政治议程内对问题的进一步反思，进而预示政策变迁的方向和方案选择。
焦点事件的意义建构是通过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实现的，并体现在各类政治文本之中。政府是否能为焦点事件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提出解决危机的合理方案，不仅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态度、情感，对于维护社会制度和核心价值的合法性也至关重要。
焦点事件的意义是由预设的“框架”（Frame）规定的。危机发生后，围绕焦点事件迅速形成社会辩论：事件暴露了哪些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围绕这些议题，政治行动者展开事件的建构（Framing），并依据建构的方式，决定危机的处置方式。对事件进行积极建构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不是事件本身（客观现实），而是公众对事件的感知和解释（受众现实），影响着一个焦点事件是否造成政治影响及可能的政策变迁。
焦点事件的社会情感过程有两个阶段：
（1）事件造成愤怒、悲伤、焦虑与恐惧等消极情感，进而影响社会认知。这些弥散的消极情感在促进团结、激发共同意志的同时，也提升了特定问题在政治议程中的优先序，支配着政治家的注意力分配，最终进入政治过程。
（2）政府、政治家和媒体等行动者通过将情感修辞融入特定话语框架，为焦点事件赋予情感色彩。
焦点事件的反思表现为归因与追责，其不仅是纾解社会压力、防治次生危害的重要环节，也构成后危机时期政府决策、政策变迁以及组织人事制度变革的逻辑前设。归因与追责是焦点事件意义建构的核心环节。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不同来源、量级的焦点事件在政治话语中是怎样建构的？采用了哪些话语框架、情感修辞与归责策略？在此，焦点事件有两个主要来源：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我们沿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四分类法，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我们借鉴广泛使用的五框架理论，并参考了刘一弘的“危机框架”理论，建构本文的双层分析模型。所谓“双层分析模型”是指，一方面，从“发生了什么”（性质与量级）、“后果是什么”（后果和损失）、“如何面对”（情感与道德）、“为何发生”（归因与追责）和“怎么办”（对策与方案）五个框架要素出发，全面分析政府对焦点事件的建构特征；另一方面，为深入理解话语框架选择、情感修辞和归因追责逻辑三者的关系，将传媒分析中常用到的“主题框架”和“情景框架”纳入我们的分析模型。见图1。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不同来源、量级的焦点事件将产生不同的政治过程，因而在政治话语中有不同的意义建构。
本文按照理论抽样的原则，遴选了四个焦点事件：“6·24”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灾害、“7·19”吉林市暴雨洪涝灾害、“8·12”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11·16”正定县特大校车事故。这四个事件在当时及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当地及全国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并引发了一定的政治后果与政策调整。我们一共搜集语篇206 个，各灾难事故的语篇分布见表一。
我们借鉴了Semetko 开发的框架编码方案，该编码方案围绕5 个框架（责任分配、人道主义、冲突、经济状况与道德规范）设计了20 个问题，编码者需要根据政治话语的实际情况回答“是”或“否”。依据本文分析框架，为每个框架要素分别设计了2～6 个问题，如“政府话语中有清晰的事故定性/定级吗？”（定性与量级）；“政府话语中有明确的人员伤亡和失踪统计吗？”（后果损失）；“政府话语中是否对受害者表达同情/悲伤的情绪？”（情感与道德）；“政府话语中明确提到事故本可避免吗？”（归因与追责）；“政府话语是否详细叙述了事件发生的事实？”（情景框架）；“政府话语是否从更广泛的背景出发，分析事故产生的原因？”（主题框架）。
首先，我们发现文本来源分布按照人为/强、人为/弱、自然/强、自然/弱的顺序递减，表明人为事故和量级大的事件更能引起政治关注和反馈。其次，在文本主题分布上，自然灾害主要集中在灾害本身，即发生原因、特征、后果与应急处置，语篇分布时间跨度也较短。人为事故的政治讨论超越事故本身，涉及事故原因认定、归责、违法违规行为、事故发生的制度障碍以及灾后政策和制度反思，相关文本分布时间跨度较长（参见表1）。
根据本文分析模型，将各事件的议题框架分布列于表1。
我们发现，无论采用哪种框架，正面、积极、乐观的语气在政府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总之，无论哪种事件，弱化事件定性和归因而突出党和政府的积极行动，反映出政府所持的立场和价值观，与政府积极形象的展示和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主旋律相契合。
在情感话语的运用策略上，政府注重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将党委政府人格化，拉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营造成“救苦救难”、“力挽狂澜”的责任政府形象，缓解公民对政府部门的刻板印象。
本文发现，自然灾害具有“自然归责”和“偶然归责”的逻辑（见表4）。对于带来广泛影响的特大人为事故，其归因具有“社会整体性问题”逻辑。
从问责对象和问责性质来看，量级越大的人为事故，问责对象的人数越多、职级越高，且涵盖司法、行政和政治问责多种类型。此外，量级越大的焦点事件，批示领导和派出工作组的级别越高，因而问责的范围越大、强度越高。最后，从归责的时间线看，问责事项可能针对预警失败和应对失败。预警失败和应对失败的焦点事件，问责强度和范围更大。这表明，量级大的事故，可能引起更大的政治注意力，造成更大的政治影响，因而导致广泛的政治讨论和政策变革。
（1）一个大事件被贴上“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的标签，意味着差异化的建构逻辑、情感呼吁和责任分配。无论哪种框架类型，正面、积极、乐观的话语策略在政府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政府以积极的形象和主流的价值观引导社会心理与舆论。此外，事件的量级对政府话语框架的采纳类型无显著影响。
（2）在政府的情感呼吁中，恐惧、焦虑、失望和无奈等消极情感绝少出现，而积极情感主导着不同来源和量级的焦点事件。在情感话语运用策略上，政府注重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将党委政府人格化，拉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营造“救苦救难”、“力挽狂澜”的责任政府形象。从话语框架和情感呼吁的关系看，政府运用“定性与量级”、“后果损失”、“归因与追责”和“对策与方案”框架，阐述事实、分析因果逻辑和提出应对方案，传递客观和积极的情感色彩；而借助“情感与道德”框架，传递“灾害无情人有情”和“人间大爱”，声讨和谴责责任方和社会不良行为，给舆论以积极的引导，起到动员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
（3）不同来源的焦点事件呈现归因追责的“差序格局”。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下，量级大的人为事故在归因上具有“社会整体性问题”的逻辑，而问责则具有“集体问责”的特征。批示领导和派出工作组的级别越高，问责的范围越大、强度越高。
焦点事件的意义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本研究有助于从话语角度提供危机治理的政策启示。有效的意义建构建立在如下过程中：
（1）对社会意义环境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作为意义建构的出发点。这要求政府在事件危机状态下，对社会信息需求和心理需要的全面关注，把握事件产生的环境特征和可能导致的次生影响，进而选择危机建构框架。
（2）选择恰当的意义建构方式和传播渠道。在事件性质、后果、原因和责任等事项上，采用恰当的框架，进行有效的意义建构和传播，能够避免信息真空，掌控舆论导向。
（3）意义的产生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这意味着危机管理是管理者与目标受众之间的意义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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