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慈禧 光绪皇帝与西安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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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光绪皇帝与西安清真寺
在广州市光塔路56号，有一座我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进入怀圣寺的二道门，就可以看见一块大匾悬挂在三道门上，上面的题词是“教崇西域”。
许多清真寺里都有匾，而且不止一块。但怀圣寺这块“教崇西域”匾有好些特别之处。一是四周镶着六条龙，正下方还有一只龟头；二是上方正中有“御赐”二字，匾内正中盖有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写的红色印章“皇帝之宝”；三是题词上款有一行小字“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下款写着“怀圣寺恭承”。
那么，这块匾的题词是不是光绪皇帝亲笔写的？这块匾是光绪专门写了送给广州怀圣寺的，还是后人复制的？为什么与清朝其他皇帝题匾不同，用的是白底红字，而不是蓝底金字？——这一切，至今仍是谜。
关于这块匾是谁写的，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既有年月日，又有印章及龙饰，可以肯定是光绪皇帝写的；第二种说法是：从笔体看题词像慈禧太后的字，可能是慈禧写的、盖上光绪皇帝的章；第三种说法是：题词不像光绪的字，且有上下小字题款，不似原件，是复制品。
这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显然，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了解清朝末期广州伊斯兰教史，了解回回与清朝朝廷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当我从百度搜索“教崇西域”时，发现西安多座清真寺里都有这块匾。一些旅游网站还具体指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与光绪连夜逃往西安。第二年八月，慈禧和光绪准备离开西安回北京前夕，为西安的小皮院清真寺分别题匾。慈禧写的是“派衍天方”，光绪写的是“教崇西域”。但原件在“文革”中已损毁，现在只有复制件。
于是我把研究方向转向西安的清真寺。2011年，我首先去到北京市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接着又去西安市，实地考察清真寺，向当地伊协的同志、阿訇和乡老们了解有关“教崇西域”匾的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初步搞清楚了关于慈禧光绪与西安清真寺的一些问题。现将初步研究成果献上，以求教于各位。
晚清的朝廷，就像一座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破房子，不堪一击。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朝廷束手无策，慈禧带着光绪等连夜往西逃出北京城。据史书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日，美英意法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连夜仓皇西逃。途径怀柔、大同，于八月十七日到太原。在太原住了十天。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随行人员从风陵渡西渡黄河。九月四日，到达西安。
其实，慈禧早就做好了当八国联军犯京时逃亡西安的准备。1900年五月，军机大臣荣禄就密遣心腹到陕，会知陕西巡抚端云，做好迎驾准备工作。端云即在西安城内相度地势，拟定修建行宫蓝图。
但是没等建好，慈禧一行就要来了。慈禧一行到达西安前夕，陕西为支应皇差，特设支应局。 “甲寅，昭改陕西巡抚署为行宫。”（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35页）于是端方赶忙改建巡抚署为行宫。“九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行到达西安”。（《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慈禧和光绪在西安差不多住了一年。由于割地赔款的辛丑条约签订了，外国列强并没有追究慈禧和光绪的责任，慈禧感到放心，准备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十九日启銮回京。但由于“关中炎热，较上月尤甚。大雨之后泥淖弥最”，当地官员上书光绪，请求延期回京，“将回銮日期改至八月节，候俟天高地爽较为安适。”慈禧和光绪认为此议可行，表示同意。（见《光绪政要》第八册，1744页），过了中秋节后，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启銮离西安返北京。
慈禧 光绪与清真寺我曾经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以及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地方志馆和位于广州的中山图书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均没有发现有关慈禧和光绪在西安期间到过清真寺的记载。尽管行宫离清真寺都不太远。
但是，2011年6月初，我在西安清真寺调研期间，在同一些阿訇、乡老的交谈中时了解到，据民间传说，李莲英到过清真寺。当时，阿訇正在诵经，没有理他。等阿訇诵读完《古兰经》，李莲英问阿訇，你读的什么书？阿訇说：“《古兰经》”。李莲英又问：“书里讲些什么？”阿訇答：“希望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李莲英听到后，回到宫里向慈禧汇报，慈禧很高兴。因为那几年西北地区连年大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如果真的风调雨顺，那就会国泰民安，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也就无虞。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慈禧和光绪在西安住了一年后离开时，欣然为清真寺命笔题匾，以笼络人心，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陕西有一位布政使，名叫唐承烈，是山东人，穆斯林。他曾给大皮院清真寺撰写过一副对联，至今保存完好。
1933年出版的《月华》杂志第五卷，刊载了王曾善写的《长安回城巡礼记》。其中谈到：“西安的清真寺，不论大小，其殿门之外均悬匾二方：一曰‘派衍天方’，一曰‘教崇西域’。闻系庚子年慈禧与光绪蒙尘西来时所赐之御笔。青模金字，方正端严，亦颇雅观。”（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80页）
慈禧为什么给小皮院清真寺题“派衍天方”这几个字？在小皮院清真寺保存的万历年间碑记《重修真教寺记》中有 “天方之一派，肇于唐初”的字样，可能慈禧受到这几个字的启发而题写“派衍天方”匾。
离开广州前，我从网上发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西安清真寺的旧照片，上面有“派衍天方”和“教崇西域”两个匾。可惜的是，当我到西安进行实地考察，企图找到那两块匾时，不禁有些失望。慈禧写的“派衍天方”匾还在，尽管已经斑驳陆离、破旧不堪，但字还是可以辨认出来。但跑遍回坊9间清真寺，也没有发现“教崇西域”这块旧匾。据阿訇及乡老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清真寺所有的匾都被拆下来集中堆放在大寺，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其中有的被“破四旧”而砸烂。有的丢失。“教崇西域”匾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毁（或丢失），荡然无存的。现在大寺有一块匾，上面写着“教崇西域”，正中有一个红印，但四周没有龙饰。匾很新，字体也与旧照片中的四个字不一样，显然是复制品。在另一间清真寺大殿前也挂着一块“教崇西域”匾。这块匾有题头、有落款。从中可以知道，这是1996年去麦加朝觐的哈吉送的。
慈禧 光绪与穆斯林官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不信伊斯兰教。但太后和皇上都给西安清真寺题匾，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显然，只有有机会见到太后和皇上的人、或有机会与太后和皇上说上话的人、或有机会托人把话传给太后和皇上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人是谁呢？
据我分析，可能是这两位穆斯林。一个叫马福祥，一个叫唐承烈。
关于唐承烈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现在说说马福祥。马福祥，字云亭，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初十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其父马千龄，通晓武事，工于心计，同治年间参加回民起义，后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青海撒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举行反清起义时，马福祥征得父亲同意，招募“义勇队”，协助清军镇压起义队伍，战功显赫，深受朝廷宠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马氏兄弟率部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其兄马福禄在正阳门阵亡，马福祥接任指挥。8月15日，北京陷落。马福祥等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华门出逃，精心护驾直达西安。到达西安后，马福祥带领的军队又担任宫禁警卫及北辕周围防务长达一年之久。次年又护驾返京。对此护君之功，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慈禧以“马福祥兄弟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积功以提督记名，不久补为副将。而马福祥，在政治上虽然几易其主（后来，辛亥革命发生后，他又率先通电“拥护共和”），但他在血缘上毕竟是穆斯林，无论是稳定回回军军心也罢，为个人今后更好地升迁也罢，由他向太后和皇帝提出为清真寺题匾，都是有可能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福祥在西安护驾期间，与慈禧近侍太监张兰德（小德张）结为换帖兄弟，关系不同寻常。马福祥如果有什么要求，请张德兰向慈禧提出，也是最方便不过的。
当然，唐承烈对穆斯林及清真寺怀有深厚感情。在慈禧和光绪离开西安前夕，作为地方官，代表穆斯林提出希望太后和皇上赐墨宝，而慈禧和光绪欣然应允，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以上只是分析，尚无充足的史料佐证。留后待考。
此外，关于广州市怀圣寺的题匾的出处，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以上是粗浅的研究成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为写作此文，我在北京、西安、广州等地做过一些调查，许多同志提供各种方便，给以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鸣谢。他们是：吴克赓（国家图书馆）、马希平（陕西省伊协）、苏萌（陕西省伊协）、陈晓平（西安收藏家）、海保荣（西安清真大寺）、李全福（西安大皮院寺）、马景亮（西安中寺）、马文清（西安小学习巷寺）、王红（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马强（陕西师范大学）、王文杰（广州市伊协）、保延忠（广州市伊协）等。
1，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西安地方志馆编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叶林生著：《光绪皇帝》，黄山书社1985年版
3，《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西安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1996年版
4，李兴华、冯金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胜迹：《穿越历史品味宁静——记西安小皮院清真寺》，网络文章
6,《马福祥》，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