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国阿拉伯友好交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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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7-03-16 北大外文学堂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中阿文化交流史同样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
《汉书•张骞传》载，张骞通西域后不久，汉朝越发多派使节到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等国访问。派遣的使节有时每年多达十余批，人数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人。他们既是使节，也是商队。安息为古波斯人建立之王朝。古波斯人称阿拉伯为条支，中国把阿拉伯叫做条支乃沿袭古波斯人的称法。《汉书•张骞传》谈到的前汉遣使条支，是迄今为止中国使者前往阿拉伯的最早记载。
为建立中国和大秦之间的交通，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到了条支。甘英“临大海（波斯湾）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还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可惜，由于安息船人没有告诉甘英，至叙利亚和罗马的近路是横过沙漠或经上美索不达米亚的陆路，而只是强调海路既费时，又危险，以致甘英“闻之乃止”。否则，中国和阿拉伯必会有更多交往，对西亚乃至欧洲也会有更多的认识。《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达。”又鱼豢《魏略》说，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由此可以设想，安息人是有意不告诉甘英去叙利亚和罗马的陆路。安息人害怕中国直接与叙利亚的阿拉伯部落和罗马接触会暴露他们控制中国――阿拉伯和中国――大秦贸易的情况，从而使他们失去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而不能再图其利。安息的“遮阂”是促使中国和大秦去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因素。
甘英到条支后23年，条支的使臣可能来过中国。《拾遗记》记载，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条支国来贡异端，有鸟名鳷鹊，形高七尺，解人语。”
唐朝时阿拉伯来华使节频繁。据史书记载记载，在唐朝，自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间，阿拉伯帝国曾遣使来华达40次之多。公元8世纪以来，经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大多居住在京城长安及西域城镇。通过海上丝路来华的阿拉伯商人多侨居于我国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明州（宁波）等港口城市。据考，最早通过海路来中国经商、侨居的阿拉伯人多为来自当时以苏哈尔为都城的阿曼。故而阿曼人认为《一千零一夜》中那个曾七次航海旅行，并到过中国的传奇航海家辛伯达的原型是他们的祖先。唐时，中阿来往贸易的港口，在阿拉伯世界除苏哈尔外，还有巴士拉、巴林、亚丁等中国的商船可直通巴格达。巴格达有专卖中国丝绸和瓷器等货物的市场。亚丁也有中国商品。
宋代，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国际贸易，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商的政策比唐朝更为宽厚，国际贸易较之唐代更趋繁荣。因此，中国与阿拉伯关系进一步发展。来华的阿拉伯商人比唐朝更多，地区也更广，其势力居外国来华商人之首位。阿拉伯商人多聚居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仍像唐朝一样，自立藩坊。为了便于进行宗教活动，穆斯林社区内建有清真寺。除据说是建于唐代的广州的“怀圣寺”外，宋朝 ，阿拉伯穆斯林还在泉州相继建有“圣友寺” “清净寺”；在扬州建“仙鹤寺”。
元代，近古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来往关系进一步发展，臻于极盛，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发达，东西交往畅通，人员来往频繁。元代及其以前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从西亚、中亚迁到中国的阿拉伯人，有很多在中国安家落户。这些人也成为以后形成的中国穆斯林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西域（系指西亚、中亚地区）来华的穆斯林数量超过以往朝代。元朝初期来华的穆斯林的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大批阿拉伯穆斯林的来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功不可灭。如也黑迭儿丁是著名的建筑家、元大都（今北京城）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的组织者。
明朝最初一百年是中阿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特别是郑和的七下西洋，更是中国航海史上的空前盛举。郑和本人懂阿拉伯语，并随船队带有阿拉伯语翻译。这为他们访问阿拉伯世界带来很大方便。郑和船队的远航，加深了中阿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发展中阿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