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刘郁芬题赠清真寺“见义勇为”匾
"人文平凉丛书"之“平凉掌故”篇目
刘郁芬题赠清真寺“见义勇为”匾
——时下翁
走进原静宁清真寺高大巍峨的棂星门，返身观望，悬于正门门楣内的一幅上书“见义勇为”四个魏体大字、落款“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的牌匾，制作精良，十分醒目，似乎在向入寺的瞻礼者诉说着一幕幕情谊深长的历史往事。
牌匾的书写者刘郁芬，河北清苑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学堂，北伐时任冯玉祥国民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主席，为冯的“五虎将”之一。军旅之隙，潜心临摹《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名帖，颇有心得。1928年他为兰州铁桥题写了门额“中山桥”，在百年“老兰州”们的心中留下永难磨灭的记忆。同年，他赠匾静宁清真寺，成为西北民国史上又一佳话。
事情得从“王富德围城”说起。
这年农历五月初八，西吉回首王富德率众七百余人，围攻静宁县城。当时，县长杨书元、民团团长何希曾和刘警佐等带领群众，守城自卫，因武器简陋，力量悬殊，至下午三时许城被攻陷。为缓解敌对情绪，避免屠城悲剧发生，由地方士绅王干城(汉族)、雨沛清(回族)代表县城人民，筹措厚礼，迎接王富德进城。王手下一些悍将杀气腾腾，图谋报复，扬言如果在清真寺发现有隐藏的汉民，就要把全北街站院的回民清洗干净，叫北街站院血流成河。面对死亡威胁，北街站院穆斯林信众毫不畏惧，挺身而出，用各种方式掩护汉族人士。县长杨书元、民团团长何希曾等分别在马昌盛及赛富贵家躲避，绅士王干城、刘警佐及县政府的一些官员隐藏于清真寺内，好多汉民妇女戴上回民妇女的盖头风帽，吃住在回民家。在回族群众的鼎力掩护下，王富德部众虽说对商铺富户大肆抢掠，百姓财产受到极大损失，但人身伤害相对较轻，避免了一场屠城惨剧的发生，回汉族群众由此结下了生死与共的真情厚谊。之后，当刘郁芬得知静宁回民的侠行义举时，深为感动，于是欣然命笔，题写“见义勇为”巨匾，以志对全县伊斯兰教众的感激敬仰。
溯本寻根，静宁回汉两族人民患难与共之情谊，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久而弥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第三次“河湟事变”爆发，海原李昌发起而响应，“骚扰静宁，城中戒严”，士民惊恐不安。静宁个别当政者听信流言，简单急躁，对县城回民持不信任态度。时静宁县知事某，和新进进士王曜南（尚未赴任）以及地方士绅等，分析了本县民族关系的现状，取得共识，认为形势越是紧急，越是要对回民同胞坦诚相待，共度时艰，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终于化解了一场风波。
具有中国古建筑特点的静宁清真寺
民国十九年（1930），从开春至冬月，不到三百天内，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军土匪扰城达六次之多，其中尤以所谓讨逆军第十五路军第一路纵队司令马廷贤围城为甚，让部分亲历者至今谈虎色变。农历三月二十八日，马廷贤乘冯玉祥国民军空虚，由海原南下天水，途经静宁，欲顺手牵羊，一举占领之。时静宁守军团长谢玉麟，手下兵员只有一二百人，加上地方军警，不足三百，且装备陈旧，天时地利，均处劣势。在卸任县长隋兆善的有力指挥下，谢团士兵和街道民众同仇敌忾，凭高死守，州城有惊无险，终未攻陷。但经过三昼夜鏖战，谢团弹药不济，军民精疲力竭，孤城危在旦夕。为全城人民生命安全计，当局不得已决定暂时休战，派人和谈，用重金为筹码，让马部撤兵，换取和平。经商定，派回汉民代表各两名，赴敌营谈判。早有传言说，这位从临夏西川莫尼沟出来的军阀马安良的三少爷性格桀骜，嗜杀成性，何况又在静宁城下遇阻受挫，火冒三丈，前去谈判，无异是与虎谋皮，风险之大，童孺皆知。深明大义的回族士绅米振华、米进德、马国元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愿意膺此重任。在他们的感召下，汉族人士自然不甘落后，争先报名，最后选定王干城、李树模共五人带上绅商筹集的银元、食品，由北城角缒城而下，前往马廷贤的指挥部高城寨谈判。而自恃兵强马壮的马廷贤根本不把和谈代表放在眼里，三言两语，反诬五人前来是使缓兵之计，是施放烟幕云云。让两名代表回城报信，扣下其余三人，留作人质。同时，调整军事部署，加紧攻城。幸好此时国民军高树勋部率兵东下，驻留会宁青江驿。得到情报，迅即驰援。马廷贤见势不妙，仓皇撤围南退，一场劫难至此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静宁清真寺“见义勇为”匾虽然早已毁于“文革”，但标志着回汉人民团结互利、共存共荣的“无字碑”却永远矗立在静宁人民的心头，昭示百代，光耀人间。
参考资料：马存余、王乃学《静宁回汉民族团结的几件事》（1990年《静宁县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