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万圣节：倦怠社会下的集体狂欢与意义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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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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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是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通常来讲，万圣前夜和平安夜是这个节日最热闹的时候——不过，这里是中国，我们自然与众不同一些。目光聚焦于东部沿海地带，位于上海迪士尼、巨鹿路的年轻人们，已经先狂欢起来了。

线下嗨个不停，线上也是议论纷纷。有人斥责年轻人“爱过洋节”实属忘本，有人反驳“这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百变大咖秀！”来自于西方的万圣节，它神秘诡谲的面容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No.1

观照“疯节”：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

今年的万圣节格外不同，那英的好姐妹“这英”在街头演绎金句，现场纯享版“你XX”惹人发笑，安小鸟乘船和围观群众一起唱《采莲曲》，楚雨荨用喇叭喊《一起去看流星雨》中的出圈台词，想你的路牌混进了狂欢队伍，有人戴上李佳琦头像，有人身穿粉大衣模仿向太，还要“学建筑的”、“学规划的”、“学景观的”大冤种们齐蹲街头，最惨乙方强势出圈......

年轻人为何喜欢过洋节？

这要从宏观的社会性病理说起。当代著名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对今天的社会现状，尤其是人的精神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他认为21世纪并非由细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经元主导。各种精神疾病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它们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一种梗阻病，不是由他者的“否定性”（规训社会）导致，而是由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功绩社会）引发。

这种“肯定性”是由于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肯定性暴力，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倦怠综合征不是表达了精疲力尽的自我，而是表达了疲惫、燃尽的心灵。在忙碌之外，如何缓解这种倦怠？

本书也给到了两个方法。一是“学习观看”。这不难思考，在碎片化时代，沉下心免于表面的浮躁。二是“根本性倦怠”，意为对自我关注的弱化。我们过度积极推进自我发展，却一直不敢停歇，只有达到根本性倦怠，消极的倦怠，能够停歇的倦怠，不适的症状才能得到缓解。

上海万圣前夜狂欢，就是普通人寻求“倦怠自愈”的一条有效途径。

今年的万圣节却与以往不同，没有南瓜灯和“trick or treat”，横向对比其他国家的万圣狂欢cos，似乎少了点陌生，多了些熟悉：“这英”频频爆金句，仙剑三火鬼王神还原引发“集邮”。

这些“角色扮演”不同于二次元漫展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领域，而是让我们唤醒了对集体记忆的感知。对于“黄金时代”的眷念，演化成了实际的演绎，在万圣节这一狂欢广场中带领大众走向全民狂欢。万圣节被视为“狂欢节”，在特定的狂欢广场，人们以戏谑、自嘲、幽默的方式来举行狂欢仪式。

狂欢节，狭义上是指某一特定的节庆日，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一特定的时间里，人们可以纵情欢乐，摆脱日常的等级长幼尊卑观念的束缚，平等地亲昵地交往。在狂欢节里，核心是“狂欢仪式”与“狂欢广场”。狂欢仪式中举行的对“国王（小丑）”的加冕和脱冕，实际上是一种对鸿沟的填补。在万圣前夜狂欢广场，平日被簇拥、“高高在上”的明星人物成为触手可及、甚至是戏谑的对象。

狂欢式，按照巴赫金的理解，是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礼仪、形式的总和。狂欢式的形成，使狂欢节逐渐脱离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形式。对这一点理解的切入口就在于“全民性”与“平等性”。在万圣前夜狂欢里，只要是进入狂欢广场的人，包括参加仪式的人群和旁观者，都以平等亲昵的姿态来互相接触。

狂欢化，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在语言风格方面，巴赫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广场语言，它包括夸张、反讽、插科打诨、双关语等，与官方语言的规范、严肃、单一的特点相对。乙方、韭菜的自嘲，cos李佳琦“哪里贵了”影射“花西子事件”，都将万圣狂欢构筑成一个非理性视野下的文学镜面世界。

No.2

解构原型：跳脱西方节日框架的符号再构

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前提是对两种世界、两种生活的划分。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 ,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权力, 而平民大众则过着常规的、谨小慎微的日常生活, 对权威、权力、真理、教条、死亡充满屈从、崇敬与恐惧。

而第二世界(第二生活)则是狂欢广场式生活 ,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颠倒的世界”, 这是平民大众的世界。

万圣节作为天主教和东正教节日之一，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从节日起源来讲，万圣节是具有宗教内涵的。两千多年前，欧洲的天主教会将11月1日定为“天下圣徒之日”（All Hallows' Day）。但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转变为神怪、巫婆和鬼魂的节日。为庆祝万圣节的来临，小孩会装扮成各种可爱的鬼怪向逐家逐户地敲门，要求获得糖果，否则就会捣蛋。而同时传说这一晚，各种鬼怪也会装扮成小孩混入群众之中一起庆祝万圣节的来临，而西洋人为了让鬼怪更融洽才装扮成各种鬼怪。

所以，在神圣、严肃之下的狂欢节，其实更多是一种对权威的解构与反抗。进入中国市场后，“权威”的指向则变成了对西方节日的解构。

从形式上来看，万圣节流传至中国，却摆脱了原有框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宗教走向世俗，再从世俗走向特殊化语境，万圣节的形式不再拘泥于扮鬼、捣蛋，而是以“中国特色”方式表达“中国话语”。只有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才能理解其中内涵和笑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建构了中国人过洋节心照不宣的“共通意义空间”。

从节日符号来看，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结合。洋节在中国流行的不是它的所指，而仅仅是它的能指，洋节原有的所指意义即宗教意义被淡化，甚至消解，代之以节假日与朋友、情人甚至是陌生人来一起度过的轻松浪漫的节日气氛，人们享受的是用互赠礼物、共进晚餐、开派对等形式来表达深情谊。

经过中国人重构的万圣节与西方的万圣节大不相同，年轻人爱过洋节可以被视为“社会流行现象”的一面，而它也可以作为中国传统节日重家庭观念之外、现代意义社交的补充。

从本质来看，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而文化自信则是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和生命力的关键。

中国的万圣节中式化现象，正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它积极接纳了西方的传统节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式发展，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No.3

反思与对话

以狂欢理论观照任何节日会发现：其中无不激荡着狂欢的精神和独特的狂欢化世界感受。

首先是狂欢节的全民性与网络传播的自由开放性和交互主体性。从万圣节在各个社交平台中刷屏现象可知，对于今年的万圣节，大家是积极的参与者，为此乐此不疲。

巴赫金认为,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戏的演出,不分演员和观众。（谁还不是参与者，你我他都是，人人皆是参与者）人们不是消极地看狂欢,而是按照狂欢式的规律在过活。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的生活是一种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它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敬畏、虔诚和礼节。人们大可不必像平时那么严肃认真、呆板、教条,相反,尽可以在嬉笑打闹、放纵自我中释放心灵的快乐和生命的激情。这种生活就是“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

其次是狂欢节的仪式性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在加冕仪式中,受加冕者是同真正国王有天渊之别的人——奴隶或是小丑。脱冕的礼仪与加冕仪式恰好相反,要扒下脱冕者身上的帝王服装,摘下冠冕,夺走其他的权力象征物,还有讥笑他,殴打他。加冕和脱冕,是合二而一的双重仪式,表现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时也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

狂欢节庆贺的是交替本身,交替的过程,而非参与交替的东西。狂欢节不妨说是一种功用,而不是一种实体。在论述狂欢节的仪式性时,巴赫金还强调了面具在狂欢活动中的重要性（可以联想群体匿名性）。巴赫金认为,这种从古代膜拜仪式中流传下来的面具是狂欢节怪诞幽默的精髓,它与搞笑动作、鬼脸、漫画、怪异姿态、戏谑模仿密切相关。这种微妙的多种象征形式是对统一和雷同的否定,它与“欢乐相对性”、变化和再化身的乐趣、迁移和变形等紧密相关。

可以说,面具允许了多样化,允许了身份随意改变。综上所述,人们通过加冕、脱冕、化装、戴上面具,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与自由的美梦。这也是狂欢节乌托邦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狂欢的平等、对话精神体现了网络传播的内在要求。（平等性也是网络传播的共性）巴赫金指出,中世纪的人实际上面对着两个世界,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由此,狂欢节构成了人们的“第二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人们可暂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新型的彼此一律平等的相互关系。

就网络传播来看,狂欢的平等、对话精神显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网络构成了人们的第二种生活,在这个“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中,各种等级关系遭到颠覆。

由此,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和技术鸿沟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不平等正在日益扩大,一种新的称之为信息贫困的现象正在出现。”这种网络信息生产、流通的不平衡、不平等结构,显然是极其不合理的,也是与狂欢理论所追求的平等和对话精神背道而驰的。“

就当下全球网络传播的不平等格局来看,依旧是架构于核心边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西方/东方、强势国家弱势国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基础之上的,其思维方式仍然是一元论的、凝固化的、排他性的独白型思维,而不是承认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存在的坚持同他者交流和对话才能不断逼近真理的对话型思维。

由此可见,狂欢的平等、对话精神在全球普遍存在数字鸿沟的语境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体现了狂欢理论关切当下的现实品格。它不仅是我们顺应科技进步的历史潮流和信息传播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包括网络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原则,也是我们为改变不合理的旧的信息传播秩序而斗争的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韩炳哲,倦怠社会[M],中信出版社，2019.

2、陶慧杰,朱丽.跨文化视野下"洋节热"现象的媒介定位[J].青年记者, 2010(9Z):

3、刘晓.城市艺术节对文化资本积累与话语权建构的作用研究[J].理论学刊, 2021(2):8.

4、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J].复旦大学学报2006.

5、叶虎 ,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J].2006.

6、(俄)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习时期的民间文化[M].北京:文艺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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