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齐哈尔到佳木斯有七百公里，走了一百零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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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11月7日0时35分，桦南县悦城健身体育馆部分坍塌事故现场完成救援。目前俱乐部负责人已被控制，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但据黄河客户端消息，网传视频显示，发生坍塌的体育馆顶部有厚厚白雪，桦南县宣传部一工作人员告诉黄河记者，房顶坍塌与降雪有关。
在这极度的冷与热里，很难不让公众疑窦丛生，不仅是将风险与东北地区司空见惯的强降雪量挂钩，更来自于今年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坍塌事件，不止发生了一次的源头追溯。齐齐哈尔，伊春南岔，佳木斯桦南，三场已知馆场坍塌的灾难事件发生横跨一年春夏秋冬。
情绪堆积，集体性氤氲着的信任悬浮从地表蔓延开来。
11月6日19时20分，黑龙江桦南县悦城健身体育馆发生部分坍塌。
政府认同的悬浮危机
这次事件的发生不难让公众联想到不久前的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据新华社报道齐齐哈尔事故原因：与体育馆毗邻的教学综合楼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置体育馆屋顶，受降雨影响，珍珠岩浸水增重，导致屋顶荷载增大，引发坍塌。
据悉，齐齐哈尔发生坍塌的体育馆已经建成二十多年，根据工程建设安全条例，对施工可能造成的是还比邻建筑物，施工单位本应采取专项防护措施，而面对这样一座老建筑，仍明目张胆的堆积负重，不计后果遭致惨剧发生。
齐齐哈尔体育馆场坍塌图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前者黑龙江齐齐哈尔坍塌事故的发生，勉强也可以说是大部分积弊成害，积害成灾溃于蚁穴所致的灾难，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现今竣工验收投入使用不足五年的再一次坍塌，挑动着忍耐神经。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39 条施工现场对毗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特殊作业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依据 JGJ 59《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检查标准》也规定施 工现场材料存放未采取防火、防锈蚀、防雨措施是不合格的；
依据 GB 50870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第 6.1.1 规定：安全技术措施实施前应审核作业过程的指导 文件，实施过程应进行检查、分析和评价，对应使人员、 机械、材料、方法、环境等因素均处于受控状态。
条条建设法律设问，在学校教学综合楼以及城区重大建筑施工中，到底有没有监理单位在场？
如果有的话，施工单位违规操作，是否被发现并予以制止，还是又一次“视而不见”，将违规操作的风险裸露在外？
还是涉及如地勘、设计院、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总多单位的互踢皮球“形式主义的检查”？
违背常识的野蛮施工，有风险隐患，有违规操作，前车之鉴为引一次又一次的家庭破碎后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谨慎处理核查？
事实上，以“人祸”灾难的循环往复就有“塔西佗陷阱”风险发生的可能，“塔西佗陷阱”的前置叙事是公信力的丧失，即公共信任产生风险。公信力意指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信任力，“公共信任问题是公众对负有公共责任的社会组织的‘公共质疑’的累积，是削弱社会整体诚信度， 引起社会道德危机的首因”。
从传播社会学角度来看，“塔西佗陷阱”表现出来的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风险问题、传播学意义上的舆论问题，在风险系统论的认知层面上，则表现为风险社会最大的风险，因而在风险社会化的今天， 风险意识、尤其是“系统性风险”意识，是克服这一负面社会效应的基本意识。
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诉诸此次黑龙江省体育馆的“豆腐渣工程”具体的公失信共事件，负面评价开始发酵，其后果则是风险传递及其社会性放大。若不以雷霆手段处理，社会与公众对于整个黑龙江省份的政治认同即会产生悬浮状态，“政热民冷”“治理低效化”“向心力式微”等情况随之产生。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政治心理，由公信力风险引致的认同缺失往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伸性，长期的认同悬浮很有可能塑造一种“一刀切”“一风吹”的社会评价，即以过往的政治失误衡量日后的政治政策与政治执行，以此时此刻的负面评价遮蔽政府他时他刻的政治努力，而要改变这种刻板印象， 往往具有较高的难度。
作为掣肘政治现代化建设的隐患，“塔西陀陷阱”内含的认同悬浮与政治冷淡困境，是从反向思维出发对政治认同重要性做出的有力确证。但在“全能政府”和“无限责任”的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监督批判的舆论状况更多的时候则体现着一种社会民众对政府处理问题的“公正期待”。
如何不怠慢这种处理期待，如何不辜负这种公正，不止于政府，更应该是建筑环节中涉事决策者的权利与责任。
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相关报道截图
媒介化愤怒下的正义诉求
处于风险社会之中，灾难接踵而至，蛮横闯进人类视野中，避无可避，核废水、空难、疫情、流感、地震，建筑坍塌，每一个词语都让人心悸。
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的进化史可以称作一部灾难抗争史，由于灾难的突发性、公共性和不确定性，在灾难发生时公众容易产生恐慌，对于信息的需求和关注度也会远高于平常，灾难报道中新闻媒体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凸显。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大众能够亲眼目睹类似这些违反道德原则和法律法规的灾难，更频繁地唤醒愤怒情绪，公众通过社交平台发声，媒介充当发声的呈现界面，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议程设置影响着发声的渗透力和穿透，沉默螺旋下的群体情绪发声共建造就了极大声势。
Z世代首当其冲，当前青年群体敢于发声、 善于发声，受意见领袖的情绪感染强调主体性与发声客体互动耦合的双向传导，坚持主动且感性化的发声声色。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感特质已被研究者注意到，愤怒占情感特质中的重要位置，同时媒介传播的内容是否能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议程是否更容易成为公众议程是成正比的。
如杨国斌所说：“古往今来，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都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行动”。愤怒、怨恨、不满等都是产生网络发声的情感动力。
但媒介化愤怒除了所生产出人们的义愤情绪，它的价值更多在于愤怒的背后包含了人们对事件的理性认知，比如同一种处境下的情绪的共鸣，对正义和公平遥遥期待，对社会更好的祝愿。
古德温等学者将愤怒归为道德情感（moral emotion），认为若某件事违背了人们默认的共同的道德原则，公众则会对此事件采取强烈的行动和反应。
媒介化生存时代，灾难必须通过叙事才能被建构为“人类受难事件或道德邪恶的符号”，将灾难叙事化为“事件”的过程是现代社会对灾难进行理解的重要机制，如何加工报道是一大难题。
避免灾难新闻报道“新闻异化”现象导致的新闻伦理让渡新闻时效，节奏赶工消磨新闻职业理想，新闻故事遮蔽新闻事实，表达愤怒以维护大众利益的同时也会会有引发“虚拟暴力”和“虚拟报复”
但当公众面对一些灾难新闻异化，新闻加速现象，我们并不能说以适当的媒介化愤怒是背离了团结动员社会力量的初衷。
学者范以锦曾说过：正面报道负面报道这个问题应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那就是：报道什么？怎样报道？报道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比如天灾人祸的报道，如果只是关注“报道什么”这个层次，那很快就会形成负面报道。
但如果能够在“怎样报道”上做文章，就可以有效地把控正面报道的方式方法，促使其产生相应的正面效果。如果正面典型报道得当，会产生正面影响，反之报道不当，比如任意拔高或者时机不当，它会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灾难新闻报道来说最大的价值，应该是激发职能部门和公众的反思，避免灾难重蹈覆辙。
重大灾难也不应该只作为衬托工作有效性的工具，而是要及时全面地展现灾情信息，持续频发的媒介化愤怒亦或是社会共情也会导致受众自设应激反应机制，不利于对现实状况的正确判断和认识，也不利于今后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和救灾工作的开展。
救援情况
公众安全感不应“坍塌”
东北地区有一种神秘力量，叫做黄桃罐头，在明黄色的食物和液体之外，它承载着大众的集体记忆，一疼一闹感冒发烧吃个黄桃罐头就好了，黄桃罐头会保佑每一个来自东北的小孩，是东北地区一种默认的祝福说法。
在齐齐哈尔34中体育馆栅栏围墙之外，当时满满当当摆满了黄桃罐头，记忆犹新，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暝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和期待往也时常没有实际的验证和美好的结局，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可黄桃换头寄托的应该是遥远游学思乡务工或学子们的甜蜜慰藉，不应该是摆在冰冷建筑前头的黑白缅怀，这种缅怀本也不该再次上演。
正如总书记所警示的，为了避免“霸王别姬”的出现，我们现在频繁提及“塔西佗陷阱”出现的可能，应该也是完全必要的。为此指出“（要）对各种风险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坚决防范各种风险失控蔓延， 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
从实践层面来看，以人民为基点，彻查相关部门是否存在失职渎职并减少形式主义的怪圈，对于类似于体育场馆等多热活动中心，大型建筑需要经常进行“体检”，修缮、维护工作绝对不可放松，处理舆情的手段应是做好事情，而不是一而再三而在的以家庭破碎为建设基石。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是一句贴在墙上的无情口号。任何责任单位无视施工作业风险，罔顾预警信号，心存侥幸抢工期赶进度，躲不开海恩法则的魔咒，更逃不掉恢恢法网的严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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