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流7大刊的难解新名词，看了就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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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吧，不会吧，今年还有准研究生没有看“新传7大刊”？

对于新传领域而言，7大刊（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新闻界、新闻爱好者、新闻记者）无疑是最具有权威和影响的刊物，这对于我们新传真题方向也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前沿性。

所以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了46个7大刊物的名词解释，让大家直接名列前茅，提高20分！（按拼音顺序）

1

冰山说

冰山说由美国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研究者霍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的一种文化分析框架。这个理论假设认为，人类的文化和行为就像极地海域的冰山一样，既有可见的成分，也有不可见的成分。对人类文化而言，可见部分是我们生活和相互交流的方式、传统习俗、食物和服装等外在形式；而隐藏在这些现象下面不可见的部分，则是我们的偏好、意见、价值观、信仰和价值体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往往最先看到的是露出水面的可见部分的文化习俗。

例如，来自一种文化的人访问不同的文化时，可能会在注意到穿着风格、食物选择、生活方式和人们相互打招呼方式的差异时受到文化冲击。了解文化习俗的差异，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和行为。而要进一步了解这种文化，就必须深入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文化和社区中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最终，隐藏在文化最深处的是人们的心智模型，即支配人们行为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文化冰山模式认为文化的隐性部分常常通过显性部分展现出来，并且这一理论也告诉我们有时去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难度有多大，因为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其他文化的文化冰山中的显性部分，却不能立即发现支撑显性部分的隐性基础。

2

错失焦虑

2013年，学者普日比尔斯基等人提出了“错失焦虑”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焦虑，担心他人可能正在享受自己缺席的有益体验，其特点是渴望与他人的活动保持持续联系” ，其被认为是最早的正式学术研究。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更新和媒介环境的变化，多元化的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呈现，错失焦虑也从害怕信息获取量少的焦虑，转变为害怕错过更多信息的焦虑。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增加焦虑情绪。通过对韩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错失焦虑在Facebook使用强度和抑郁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另一方面，这种焦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用户不断点击和刷新手机、登录社交媒体等行为的发生，从而可能产生不理性的信息行为，甚至出现失眠、抑郁、情绪紧张、生活满意度降低等现象，严重影响健康。

3

错过喜悦

阿尼尔·达什于２０１２年在博客中首次创造了“错过喜悦”。该词之后被《纽约时报》所提及，列入２０１３年最值得关注的事物清单，并加入牛津英文词典中。2015年，它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代表了一种更有自主意识的参与社交媒体的方式。它是一种用户主动选择不去参与某些活动的心态，并享受“断开连接”的生活，与错失焦虑、社会焦虑、抑郁和孤独有适度的关系。腾讯研究院曾开展一项名为“社交媒体斋戒”的对照组实验，要求参与者在15天内每天使用微信少于半小时。研究发现，干预组的负面情绪和压力明显减轻。该研究从产品的角度发现，微信关系链的复杂性重塑了朋友圈的生态，朋友圈逐渐成为尬友圈。因此，可以说从“错失焦虑”到“错过喜悦”的心理和行为转变，是用户抵抗压力、减少负面情绪的一种具体表现。

4

城市漫游者

“城市漫游者”的概念源于本雅明(Benjamin)对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阐释。在波德莱尔看来，“城市漫游者”以一种“闲逛者”的意象观察城市，在类似于“拱廊街”的奇观化场所中，寻找与沉闷无聊的现实相异的游逛和消费作为补偿。有学者认为，“漫游”行为可以与第三空间那种“想象和真实”的探索联系起来，二者的相通性源于一种“边缘空间”的占据策略。在新技术赋权下，“呈现”城市空间的实践主体由曾经的权力精英转移至遍在的媒介使用者，媒介技术在空间生产和分解的基础上衍生出空间折叠与空间想象，推动着城市空间的再生产。由此，城市漫游者将对城市景观的在场欲望投向了新媒介技术所建构的媒介空间，他们演变为依赖媒介影像技术的“媒介漫游者”。一方面，在线空间中的观看者既在“观众”的视角上观看漫游者与城市，又实时进入影像构建的场景中，想象从媒介漫游者或影像生产者的眼光观看城市，甚至反看观者。

另一方面，媒介漫游者的阐释注重视觉消费与身份建构的关系，有学者在研究中将“城市漫游者”的视觉形象拆解为身体的漫游、身份的漫游以及他们在城市空间的漫游三方面。这三方面体现了媒介漫游者在“身体亲历”城市的同时，如何利用对媒介化城市的“视觉消费”和“想象观看”引导自身主体意识，并在身份的“切换”和“再生产”中建构认同。此外，对于影像生产者的情感体验而言，漫游特定城市空间有重要意义，如咖啡馆、文化老街等。漫游者在这些空间的主客体交往中构筑了一种包含具身性、仪式性和社会性的“地方情感”。

5

对话与撒播

彼得斯称灵魂上的交融不可能实现，批判“交流是心灵的共享”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比苏格拉底的“对话”观，彼得斯更加倾向于耶稣的“撒播”观。无论是《圣经》或《论语》，都有相同的特点，耶稣和孔子的话语是由后来的学生用对话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无论耶稣和孔子内心是如何对其自身的思想进行编码的，他们都选择用“撒播”的方式和后人“交流”，无论后人如何阐述他们的思想，他们并不在意。

6

对话新闻

对话（Dialogue）来自希腊语“Dialogos”，意为两个或以上主体之间的谈话、交流。国外苏格拉底采用问答式对话开启教育实践，国内经典著作《论语》用语录体的写作方式阐述儒家思想。学者奥伦·索弗认为“对话”是新闻民主的体现，是相对于长久以来客观新闻规范的另一种思维方式，于2009年提出“对话新闻学”。学者蒋晓丽和李玮认为“对话新闻”崇尚平等协商、相互交流、彼此纠正的精神是对19世纪末实证主义倡导客观、公正原则的反思。李希光教授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提出对话新闻旨在减少或避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屏障与误解。史安斌教授认为新闻是记者与采访对象对话的产物，与“客观新闻学”目的是传递信息给受众的首要功能不同，“对话新闻”旨在引发具有建设性的公众对话。

总体而言，对话新闻提倡建立平等多元的公共对话平台。记者扮演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参与者角色；受众不是“读新闻时代”被动接收信息的“单向度的人”，而是拥有充分表达权、生产权、传播权的“双向度的人”。从技术可供性视角来看，对话新闻对应的是数字媒体主导的“人人都是记者”“多音齐鸣”的新闻传播生态。当智能技术赋能新闻，新型媒介聊天机器人突破“人人对话”模式转向“人机对话”模式，新闻传播理念也需要跳出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客观反映论视角，走向“人机共生”的主动对话观视角。

7

第三场所

奥登伯格和布里塞特提出“第三场所”这个概念时，针对的是与城市化相伴的各种社会连接衰退的病症，也是对二战后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批判。在奥登伯格看来，这种发展模式强调经济效益，专注于发展高速公路网络、封闭的摩天大楼、私密化的私人住宅、不断扩张的郊区；它无视空间使用者个体间非正式的、随时相遇和“纯粹社交性”的活动，消除可能容纳并鼓励这类社会交往的“场所”，前所未有地限制了用户对空间的调适型使用。在奥登伯格看来，这一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导致了美国“非正式公共生活”的衰落。

奥登伯格和布里塞特认为，在家庭和工作地这两个站点之间，人们的生活还需要一些开放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悬置来自家庭和工作的结构性身份界定，展开“纯粹社交性”的交往，在其中追求愉悦、活力和慰藉。奥登伯格后来在《绝好的地方》一书中对第三场所展开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它们的公共性，认为在这些场所的活动有助于社区共同体的生成，成为社区运作的润滑剂，并可生成民主运作所必需的社会资本。他认为，自由、宽松、便利是一个实体空间成为“第三场所”的三个前置条件，在此的社交也是平等、开放的，能培育人的归属感。

8

反身性

海勒在研究控制论对后人类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传感器等智能化物体，也是一种自我传播的中介，它使人对自身的物质层面有了更多自我观察、检视的机会，甚至情绪与心理状态等，也可以被可穿戴设备量化。这也可能会促进人对自己的物质化状态的关注，促进“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的对话。

9

反消费主义

反消费主义站在消费主义的对立面，以反对消费主义所倡导的一切行为为宗旨，反对将个人幸福等同于物质产品的过度购买。反消费主义者认为，盲目消费会导致地球环境危机和人的意义危机。2000年，艺术家泰德在温哥华创立“不买日”（BuyNothingDay），宗旨就是反对消费主义。在“不买日”，人们举行各种集会和抗议活动，以引起大家对过度消费的关注，以“不买日”为起点，反消费主义的理念逐渐具体化，在全世界扩张开来。反消费主义是一种伦理立场，包括一整套的思想、情感、修辞、姿态、话语、专业知识模式和机构动员等内涵，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刻结合起来，在大规模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世界之外，预设了一些更大的意义或价值。按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反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10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由Kasperson等学者于1988年提出。SARF理论作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能够解释风险事件如何与个体心理、社会制度和群体文化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导致风险社会的社会放大效应。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其实就是风险的传播过程。Kasperson等认为,组成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征是决定风险的本质和严重性的主要因素。信息通过社会以及个体“放大站”加工。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了风险的社会体验。

Kasperson认为：信息流充当了风险放大的原动力角色。信息量、信息受争议程度、戏剧化程度以及信息的象征意涵作为信息流的主要属性，都会对风险是否被放大产生影响。人际流言、利益群体的关注或是社会信任等其他因素的加入，也会导致风险放大。需要指出的是，风险的放大并不只有一个向度。SAPF理论所指的风险放大的形成过程可以是扩大(放大)或降低(衰减)风险对社会造成的负担。风险的减弱也很重要。风险的减弱是隐藏型灾难产生的根源，当那些被社会削弱的“隐形风险”或“隐性危害”一旦爆发成重大危机，其后果不堪设想。

11

副文本

副文本是在文本的表现层面上显现出来的额外因素，也就是“框架因素”，一般能被直接看见，对于接收和解读符号文本具有重大意义。对于ＰＬＯＧ而言，副文本一方面是指创作者所输出的标题，如“今天吃什么？”“打工人的一天”，利用标题迅速吸引受众注意力，从而扩大传播效果；另一方面是指评论区的“课代表”的留言，他们以简练的语言提炼出ＰＬＯＧ作品的关键信息，比如ＰＬＯＧ中出现的穿搭和美妆品牌、博主所提到的要点等，通常会被ＰＬＯＧ博主置顶于评论区，进而收获大量点赞和好评。因此，副文本对ＰＬＯＧ作品具有意义增殖作用，能够进一步凸显作品的主题和思想，让观者深入了解博主及其作品。

12

分叉路径叙事

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曾借用博尔赫斯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时间观念而提出了“分岔路径叙事”的概念，即“从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分岔———然后假设性地展现各个相互排斥的行为路线，导向不同的多重未来。”在跨媒体故事世界的构建中，多个文本间的时间轴不再呈现出“单线单向”的特征，而是以“分岔路径叙事”的方式从关键时间点出发进行“多线扩张”，其中每一个关键时间点都有可能引发新的“分岔”，使事件脱离既定的发展轨道，继而衍生出多重叙事可能。

13

赋权理论

赋权理论也被称为增权理论、赋能理论，强调通过个体自我实践和社会工作介入，增强个体的能力、权利和权力，实现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适用于社会生活中面临困境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如流动人口、老年群体及残障人群等。赋能/赋权既可以指向一种主观心理，即个体对控制效能的内心感知；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即个体对资源的实际掌握。

此外，赋权还可被视为基于传播行为的社会互动，即在关系网络中获得信念感与影响力的动态机制。如果说前两类定义更倾向于在个体能力层面展开讨论，那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过程的赋权，还启发了研究者的关系视角。在此维度上，传统赋权理论及研究多考察组织或群体内部的现实交往和互动，尤其是团体领导者赋予团体成员权力的机制。例如，Christens归纳了心理赋能研究中的社会交往、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等理论应用，进而提出关系赋权的概念，指出关系赋权主要体现为世代和人际间的互动与合作，包括向他人让渡权力、传递价值观，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感等。

14

过渡对象理论

温尼科特的过渡对象理论认为，婴儿容易将对家庭与母亲的感情寄托于拥有类似特质的物品上，例如泰迪熊、柔软的毛毯等。希尔斯和桑德沃斯在粉丝身上发现了类似的情感现象，他们认为，粉丝通常在倾慕对象身上寻找自己依恋的某些特质，并通过特定实践尝试建构它们与自己之间的联系。桑德沃斯甚至指出，粉丝实践中存在双重过渡。第一重过渡指粉丝个体在主要寄托对象（例如襁褓记忆中的母亲）缺席时将情感寄托于倾慕对象上，而第二重过渡则是当粉丝无法直接接触、结识倾慕对象并与其建立情感关系时，通过对包括海报、专辑、模型等粉丝物品的收藏与寄托来建立自己与倾慕对象之间的非直接关系。由此而言，粉丝实践的双重过渡分别指向的也是粉丝心理所有权两个层次的目标：实体层和符号层。第一重过渡对应实体层（明星真人），第二重过渡对应符号层（明星符号），而这双重过渡决定了粉丝对于两种对象的占有方式。

15

介入性新闻

介入性新闻的概念边界在于，受众参与行为必须聚焦于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事件，并对新闻业或社会价值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介入性新闻所关注的受众参与并非私人的阅读体验，而是公共的、具有生产性的新闻参与行为。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为介入性新闻所关注的受众参与行为如何彰显其公共性意涵；其二为介入性新闻这一生产趋势如何从理论上吸纳受众参与行为。在公共性维度上，介入性新闻对受众参与的关注始终面临着公共新闻运动的影响，这导致介入性新闻在美国新闻业研究中被研究者视作“公共新闻2.0”或“公共新闻的复归”。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新闻业藉由对公共性的呼唤来鼓励用户积极参与社会行动这一主张在数字时代具有更强的合法性。随着受众群体日渐占有更主动的话语权力，将新闻受众的态度、观点、经验纳入新闻内容之中，以更加激进的姿态挑战固有的信息传播秩序成为新闻业的一项直接举措。

16

跨媒体故事世界

“跨媒体故事世界”观念不同于传统的“跨媒体改编”，它并非是在不同媒介上“不断重复我们最喜爱的故事的一种模式”，而是在横跨多个媒介平台的同时讲述发生于同一世界的不同故事，其中“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基于这样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媒体集团通过探索构建跨媒体故事世界的方法延续故事的生命周期，打造更为广阔的故事空间。

17

空间媒介

“空间媒介”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法国空间哲学家列斐伏尔，他指出，空间是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一个这样的空间，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是政治的），又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现）。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作为媒介一方面意味着它是某种权力的工具，是某个统治阶级的工具，或者一个有时候能代表整个社会，有时候又有它自己的目标的群体的工具，比如技术官僚。另一方面，空间作为媒介还表示它是社会实践的场所与中介，它标示出了这种实践的范围。也即是在特定形式的空间中，相应的社会实践才可以展开、一系列社会关系才得以被建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空间还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整体进程，并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性关涉在一起，因而空间作为媒介还有一层意思，即是将空间化和空间生产过程视为（资本主义）各具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之“手段”和“中介”。

18

网络失联

在社交媒体时代，退出社交媒体、关闭微信朋友圈、关机24小时、夜晚入睡前强制不看手机等主动网络失联现象越来越多地成为网民的诉求和实践。不同于数字鸿沟中的被动失联，这些网络失联是主动的。主动失联是指人们“有意地、显著地限制媒介使用”，或回避特定的媒介内容，或避开使用特定的媒介平台。网络失联是连接的对立面，但它是连接的产物。目前，网络失联被划分为多种类型，Light依据个人与SNS内部、SNS之间、SNS和物理空间之间断连，划分了四种失联类型：个人与SNS断连、在特定的SNS内部切断连接、在不同的连接（网站、应用或SNS）之间失联，以及在SNS和物理空间之间断连。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尝试主动失联，网络失联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甚至论者认为它是媒介化时代的一种时代精神。

19

微相学

“微相学”只是视觉文化的开始。在现代社会，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正源源不断地冲击着大众的视野。昔日以报刊、图书为代表的印刷物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照片、影视为代表的图像。然而，以现代社会现有的图景来看，图像与文字却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互文性。知识被蕴藏在图像的内部，需要主体的解读和转译。“视觉感知要超过理智思索，因为它实际上将读者吸引到景象的表面以及视觉经受冲击的抗力上，而不是直接引到其意义上去。”

20

链文本

所谓链文本，就是接收方在对某一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会主动或被动地将其他文本“链接”起来接收的文本，那些被“链接”起来的文本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受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比如，在微博、小红书社交平台上以“欧阳娜娜ＰＬＯＧ”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不仅可以看到欧阳娜娜本人分享的ＰＬＯＧ作品，还可以发现一些博主分享欧阳娜娜同款ＰＬＯＧ教程，这些文本都可以视为链文本。除此之外，备受欢迎的ＰＬＯＧ必然离不开滤镜美化，欧阳娜娜创作的ＰＬＯＧ胶片色彩浓厚，黄油相机作为添加ＰＬＯＧ滤镜的重要平台之一，为受众提供了海量精美素材选择。欧阳娜娜在一定意义上充当着“代言人”角色，受众为了获得与明星的“同款”就会主动链接到这些“商品”，并将原生文本的情感转移到媒介产品当中。这表明链文本对符号文本的再阐释具有延伸和引导作用，共同作用于符号表意的扩散。

21

流动的现代性

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以个体化社会、消费者社会以及全球化世界为基本特征。在此社会环境下，新闻媒体演变出新的流动性表征和伦理问题。其一，社会成员的个体化促使新闻业突破了旧有的职业角色束缚，赋予了多元主体成为传播个体的可能性，新闻伦理失范的主体及其行为也愈发显现出不稳定性的特征。其二，消费者社会是深度依赖市场机制的社会，新闻行业为顺应新闻消费市场中的受众心理和信息需求，会借助新的数字技术提升新闻生产的效率和新闻分发的精准性。但是，技术在带给新闻传播更广泛连通性的同时，也使其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具有了更大的破坏性。其三，信息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但人们对于“共同利益”不一定有普遍的愿景或追求，新闻报道的价值与意义在全球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检验和重塑，导致公共话语领域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且不可预测。基于流动性特征而产生的这三个媒体表征与伦理隐忧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阐释，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对当今的新闻伦理理念进行反思。

22

媒介情境论

媒介情境论是梅罗维茨综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和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之后开辟的媒介研究新视角。媒介情境论发展于电子媒介逐渐渗透现实社会的20世纪80年代，与彼时的媒介环境相比，智能媒介所指的情境与场景有区别，和基于电子媒介的情境已形成较大差异。个体在电子媒介前依赖中介化的视觉和听觉传播，根据媒介信息环境展开社会实践，被“搬运”的情境剥离了身体的在场感，缺乏即时互动。“场景”则是个体通过移动设备、社交软件等媒介游走物理场景的同时置身于媒介的虚拟情境中，一个人可以同时置身于多个场景中，场景是随着人移动、交织、拼贴和融合的，而且充满着即时互动。智能媒介进一步融合了时空场景，万物皆媒，数据与信息被瞬时调取、连接并协同，并使人具备技术具身的条件，无时无刻不在构建着瞬息万变的情境关系。

相较于电子媒介情境和移动互联网场景，智能媒介所建构的社会情境趋向虚实交织和多重并置，互动关系也由离身转向具身，形成身体在场，从延时到即时传播。传统媒介情境论的逻辑链条中，媒介、情境与行为之间呈现情境为中介的链式反应，而智能媒介时代，媒介、情境与行为之间的边界被打破，甚至彼此融合，彼此之间呈现出多向动态的影响关系，媒介本身的形态与内容、人的角色与行为都被裹挟在情境化社会的范畴之内，已然成为情境的一部分。智能媒介的情境是物理情境、信息情境、虚拟情境、具身情境的互动和嵌套，对“情境”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媒介情境论在智能媒介研究中的一种理论审视。

23

拇指经济

2005年，学界对拇指经济的定义是：指与手机短信业务相关得经济形势，用手指熟练操作手机写短信的人被称为“拇指一族”。随着移动通信业务发展，由手机短信构成的产业和市场，被称为“拇指经济”。拇指经济是体验型的经济，流行与消费是其核心表征，这主要是从它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而言，如果从生产供给的环节来说，打造流行便是拇指经济行为的主体。短短的几年里，随着科技的发展，拇指经济的载体以及表现形式早已从当初定义之时的手机发展到以移动智能电子设备为载体的，早已超越了单一短信传播形式为主的表现形式。

24

媒介善治

善治理念作为价值观影响着治理，是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结合善治的具体理念，媒介善治的内涵就是指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媒体功能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凝心聚力达成社会最大共识，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西方学者肖恩对“媒介治理”的层面进行了概括：“媒介对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与完善；媒介对于国家权力机关（政府）的监管与共治；媒介对于超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治理。”这就指明媒介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参与，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样场域中实现大众媒介、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合作共治。作为治理的载体，社交媒体存在三种场域形态：民意代理场域、公众对话资源、治理制度通道，这就要求媒介治理在民意、对话、制度三个方面加强。以上这些构成了媒介善治的要点。

25

奶酪比喻

学者玛丽－劳拉·瑞安(Marie-LaureＲyan)对此做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她将电影所描绘的故事世界图景看作是一块“瑞士奶酪”(swisschess)，上面“充满孔洞，而其他叙事文本的功能就是填补这些孔洞以使欣赏者们能够在头脑中形成关于故事世界更加完整连贯的景象”。在跨媒体的故事世界中，由多部电影作品所构成的“绝对时间轴”也并非是连续且完整的，而是充满了亟待补充完善的空白。

26

NFP

NFT（Non-fungibletoken）的全称为非同质化代币（也译作“非同质化通证”），本质上是加密货币的一种，国内称之为数字藏品。与比特币类似，构建NFT的数据结构与加密传输交易信息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因而具有数据化结构、分布式存储、加密算法和共识机制等特征。区块链由“区块”和“链”组成，本质上是一种旨在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安全可靠的数据库的技术方案。由于其具有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等特征，区块链在新闻传媒业中的应用前景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

27

女性赋权广告

女性赋权广告（又称女性广告），实践源于2004年美国品牌多芬（dove）发布的视频广告《realbeauty》，引发了公众对于女性美丽标准的讨论，并帮助多芬的销售额增长60%（Ciambrello，2014）。多芬此次具有女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营销所获的商业成功，引发了一系列跨国品牌的争相效仿，比如护舒宝（always）《likeagirl》、耐克（nike）《betterforit》等，女性赋权广告这一创新广告类型也应运而生，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讨论。“女性赋权广告”一词最初于2014年出现在网站“SheKnows”中，在该网站举办的广告周小组出现了相关的话题讨论。而女性赋权广告也被定义为“利用亲女性的演职人员、信息和形象来赋予妇女（包括女孩）权力的广告”。

28

前文本

前文本是指一种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现在的文本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在ＰＬＯＧ创作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本因素在ＰＬＯＧ形成前就显现出来。赵毅衡认为，前文本是指文本产生过程中所要承受的整个文化语境的压力，即文本产生前，由各种不同的文化文本构成的网络。前文本代表着一种“文化语境”，其重点在于此文本所依赖的整个文化体系。ＰＬＯＧ的前文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特定的媒介环境因素，ＰＬＯＧ并非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媒介形式，它是由文字博客和视频博客发展而来，吸纳了ＢＬＯＧ的文字叙事与ＶＬＯＧ的影像视觉文化，成为介于ＢＬＯＧ与ＶＬＯＧ之间的一种交叉媒介形式，具有多种叙事特征，进而构建出新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是ＰＬＯＧ创作者的个人经验和习惯，创作者会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和习惯为ＰＬＯＧ作品注入个性化的创作要素，形成具有标识性、差异性的作品。因此，前文本为符号文本的生成和解读奠定了重要基础。

29

数字私法行为

“私法行为”是一种自发组织的、未经授权的对社会犯罪或不当行为的惩罚。这些行为通常是在正规司法系统无法或未能充分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目的通常是恢复社会秩序、捍卫正义或强化道德规范。“私法行为”经常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包括攻击、恐吓、甚至谋杀———可能导致无辜个体受到伤害，严重损害法治原则，然而确实也包含了追求正义的可能性。在互联网普及后，私法行为衍生出了两个概念：“网络私法行为”，一般指现实中私法行为的网络对应物；“数字私法行为”，强调深度媒介化时代，当社交平台成为底层基础设施，媒介自身的特性与特定文化一起结构了网民的私法行为，使之带上了传统对应物不具备的特征。

30

数字死亡

“数字死亡”，这一概念出自本文所分析的一份自述材料，并在访谈和其他自述材料中被反复确证。与生物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相比，“数字死亡”是针对数字世界而言的，指的是个人被剥夺了在互联网上的生存权利。与线下亡者的线上遗骸、数字来生等讨论逝者的媒介在场研究不同，“数字死亡”是一种反向隐喻，是现实生者在某一数字平台上的“死去”。“数字死亡”的原因可能包括网站倒闭、注销账号、技术更新导致账号与数据丢失等，在本文的语境中，它特指由互联网平台对用户账号施加的永久封号。实际上，在线平台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死”来描述其兴衰，这套隐喻系统甚至被官方话语所采用。因此，可以说，“生死”是数字化生存的核心隐喻，它将账号具身化，并形塑了我们对于技术系统、治理规范和社会关系的想象。

31

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是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特定的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字凭证，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使用。“数字藏品”是一种存储在区块链上不可复制、不可篡改、不可分割的数据单位，是通过区块链技术得到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数字凭证，其核心价值在于资产的数字化映射。

32

数字身体

数字身体的核心就是数据化，同时也表现为“以计算物为本质的数码物”，包含“所有计算要素”的物都是数码物。随着数据对物质身体和空间覆盖点的数量增多，数据提取形式和数据追踪手段日益丰富，物质身体数据化的趋势就越显著。基于数据化的信息处理流程，身体从接触数据信息的那一刻始，就通过媒介不断地将人的自然属性的物质身体同化为信息属性的数字身体的过程。无论是在网络上的浏览、购物、社交、游戏的数字足迹，还是在线下的日常生活中对个体的生理和运动数据的收集，大数据、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等数字媒介，成为伴随和记录身体信息与生活足迹的实时记载者，其构建的液态监视体系使身体无时无刻不将个体的日常数据提供给媒介技术及监视者，后者力图建构的媒介生态链则将数据环境放大到极致，将身体编码并塑造为数据体，身体信息或身份识别特征也通过具身化的智能技术、生物识别技术等转换成数据，行动个体成为数字身体，后者以呈现主体的身份表征的形态存在。

33

商品拜物教

作为消费理论的代表学者，让·鲍德里亚难以绕过。以《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三本著作为代表，青年鲍德里亚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基于马克思“拜物教”概念发展出了“符号拜物教”批判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奴役一切并获得多数人认同的机制。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一个思想前提就是要打破拜物教意识形态。然而，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拜物教已经延伸到了一切生活领域，且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将整个社会体系中的特权和差异作为符号价值，变成自己的崇拜对象。鲍德里亚用符号学重解了“消费社会”拜物教的内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鲍德里亚想强调，基于生产主义的真伪区分已经没有价值，重要的是符码的编码过程。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拜物教，是一种符号的编码结果，拜物教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符号的操控过程。拜物教不再是对特定物体或特定价值的神秘化，而是体系的神秘化——物体只有将自己置于体系中，通过差异与编码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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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即传播

身份即传播，人类活动中任何信息的传递中必然包括传播主体身份属性的传递。作为传播学的分支，身份传播学研究传播主体身份在传播各环节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与效果，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有身份地位与传播、身份类型与传播、身份关系与传播、身份传播过程和身份问题层面等。由此亦可见，在传播的过程中，传者传递的信息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同时也是将自己的身份属性作用于信息传播的过程。在不同的传播过程中，传递的信息在身份传播视角下可解读为身份信息，身份信息一词有双层含义：一层为该身份主体所传递信息的本质，即能表达完整意义的由符号组合成的信息流；另一层则是身份主体本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权威性、外在认同、喜好、所从事职业等表示个体差异的属性。传播过程的信息是本质信息与身份信息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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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勾连理论

萨马拉吉瓦曾指出，有必要将媒介技术的勾连区分为三个层面，包括媒介物品、媒介使用的符号环境和“程序性”信息。哈特曼在吸取了双重勾连理论以及萨马拉吉瓦想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勾连理论，包括作为物品的媒介(objects)、作为文本的媒介(texts)和作为场景的媒介(contexts)。这里新加入的“场景”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媒介和社会生活相互融合并嵌入的时空，通过行动者的私人实践以及网络关系被建构和重构。三重勾连理论主要关注使用何种媒介、媒介显示何种内容、何种场景使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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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媒介

“适宜科技”的概念帮助人们思考复杂科技从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过程中并不总是成功的原因（Mitchell，1976）。同理，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审视其他从中心到边缘的创新扩散的失败。“适宜媒介”往往具有因地制宜、低科技含量、受众规模小等特征（卜卫，2015）。当高新科技但复杂难用的媒介无法嵌入老人日常生活时，照护者被倒逼着不断寻找低旧科技但简单易用的媒介，以满足老人可能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需求。照护者能够逐渐摸索出老人自身的媒介偏好，进而将适宜媒介整合到老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认知衰退进程，老人会从曾经熟悉的媒介中不断撤退（retreat），适宜媒介也需要根据老人的实际状况不断被重新定义。照护者需要不断改造微观媒介环境来适应老人的需求，协助其发挥尚有的身体能力。而适宜媒介的特征主要包括两点：媒介的形式与内容能够调动老人早期生命的重要记忆。媒介有助于老人发挥仍有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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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性

从文化意义生成过程来看，地方是文化相遇的空间载体，身处异国的留学生的“文化肉身”移动到新的物理空间，遇到新文化，自然面临着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问题。广义上的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将其定义为“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与强调差异和共存，但对对话重视不足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同，文化间性承认差异，并以文化对话为基础，以沟通为旨归。文化间性的思想源泉主要来自主体间性思想。这一理论强调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即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交互活动和共同关系。文化间性的存在需要具备至少两个前提：第一是“差异”，指“自我”与“他者”在同一空间中相遇时“不同”的在场。正是因为存在差异并具有变化的距离，主体始终处于文化“之间”。第二是产生于相遇文化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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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两栖性

文化“两栖性”，即根据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信息和使用需求灵活切换不同的媒介（张少科，2018）。留学生对母国网络媒介的使用原因可用社会认同满足与传播互动仪式观两个理论来解释。前者认为人们会选择使用那些能够加强他们某一方面社会群体认同的媒介，并在此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同层面的满足（Harwood，1999）；后者强调了人与群体内成员的传播能强化自身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获得积极的情感能量，从而缓解文化环境改变带来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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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档行为

在21世纪初中国人肉搜索兴起之前，“泄档行为”文化早已存在———它本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流变（并非线性交替而是彼此重叠）：黑客文化、网络政治活动，以及泛化的、针对个体的身份资料曝光。在后两个阶段，“泄档行为”文化的确十分近似于中国的人肉搜索———尤其是在对政治腐败事件和特权者身份的揭露方面。然而若从词义上深究，“泄档行为”在操作上强调的是发布、曝光环节而并不强调搜集环节，更不强调搜集的手段———毕竟“泄档行为”源自黑客文化，对于这个技术能力较高的人群而言，目标信息的搜集工作通常一个人就能完成。而人肉搜索显然不仅强调的是搜集环节，更强调群体协作搜寻的过程———也正因为群体协作的门槛更高，所以发起动机常常需要更偏向公共性，通常与追求正义、道德批判等群体诉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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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本

型文本是指由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是文本与文化的主要连接方式。在创作时，ＰＬＯＧ创作者会有意将作品进行分类，那么ＰＬＯＧ的类型和风格都属于ＰＬＯＧ的型文本。从ＰLＯＧ的类型来看，ＰＬＯＧ的题材广泛，包括旅行、学习、美食、穿搭、职场等。与之相对应，小红书平台具有学习、美食、彩妆等分栏，各种类型的ＰＬＯＧ会被纳入不同的分区，受众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寻求自己感兴趣的ＰＬＯＧ。与此同时，ＰＬＯＧ创作者也会在文末带上“＃旅行ＰＬＯＧ＃”、“＃穿搭ＰＬＯＧ＃”等标签，这些标签可以映射不同的群体目标。就ＰＬＯＧ风格而言，每个博主都拥有专属自己的风格，他们善于将多元的图片、文字、贴纸、涂鸦等文化符码编织在一起，形成极简风、韩系风、胶片复古等风格。这样，ＰＬＯＧ的型文本不仅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还可以吸引更多目标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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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移植

“语境移植”，即借助便捷的图像生产技术，提取原初场景（多数是私人场景）中的角色展演作为原料，制造新场景中的新角色展演的社会行为。这里的“新场景”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前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将局限于某一范围的聊天记录传递给原始成员之外的他者；后者则是指将过去的言论提取到当下情境中，即通常所谓的“挖坟”。语境移植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从口耳相传的八卦消息到法庭质询中的证人证词，人们一再将某些原本局限于特定情境中的社会行为公开给第三人或更多人，但这种语境移植往往依赖泄密者的转述。随着私人交流日益借助传播介质，偷看日记、公开私人信件、电话录音、电脑截屏、转发邮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将个体的角色展演从原始场景中抽离出来，移植入新的社会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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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重构

语境重构是解释后现代文本包括媒介文本的有力工具。语境重构又称再语境化，是指从原语境中提取文本、符号或意义（去语境化），以便将其引入另一语境的过程。语言学家里奈尔（Linell，1998：154）将语境重构定义为某一语境中的话语或文本向另一语境的动态转移和转换。由于文本和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它们的语境指涉，因此再语境化意味着意义的改变，并使话语的收缩和扩张力量被表达出来从而改变传播的目的。里奈尔将语境重构划分为三个不同层面：文本内的语境重构、互文性语境重构、话语间语境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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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说

这种假说是荷兰文化学者冯·特姆彭纳斯在与另一位学者查尔斯·汉普顿-特纳合著的《驾驭文化浪潮》一书中分析民族文化差异时提出的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文化就像洋葱一样，由外层、中间层和核心层组成，要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你必须一层一层地剥开它。其中，外层是显性文化。这一层包括外人对这种文化的第一印象。它是这种文化的语言、建筑、房屋、纪念碑、食物、农业、神社、市场、时尚和艺术的可观察现实；换句话说，主要是这种文化的“产品”。中间层是显性文化所反映更深层次的文化，包括各种规范和价值观。文化的核心层是人们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生存。人们的生存方式，是他们根据所处的环境和资源现状，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解决方案，只有不同地区的人们为应对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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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心灵

1998年，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和大卫·J.查默斯认为，盲人的拐杖构成了他的内在思维与外部世界相互合作的一个互动系统。此时，盲人的心灵、身体、拐杖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被持续地协商，从而完成一个功能性目标——稳定地行走。两位学者将拐杖称为盲人的“延伸的心灵”（theextendedmind）。以此类推，他们认为如今我们每天不离手的智能手机也是我们延伸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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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自动化

保罗·维利里奥在《视觉机器》(1988年出版)中首次完整使用了“知觉自动化”这个词汇，指一切的“不用目光就能获得一种视觉的可能”，他的知觉自动化理论是对其早期视觉化理论的补充。在维利里奥看来:“所谓视觉化，是指对现实的译读变为自动化的这样一种科学。”事实上，在今日，用“视觉化”来形容这种注视变得自动化的倾向并不准确，学界已经普遍使用其“知觉自动化”这个术语。在传统的感知中，视觉往往特指眼睛的观看，是“一种光线和神经的脉冲”，它的拥有者是以人为代表的动物;而在维利里奥那里，人工视觉的诞生使“注视”这一行为不再是以人类为代表的动物所特有的。机器也拥有了视觉，这种视觉相较于眼睛视觉更辽阔、更深入、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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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损耗理论

自我损耗理论（ego-depletiontheory）认为，个体的自我调节依赖于有限的认知资源，这种认知资源会因自我控制耗竭并导致随后在其他自我控制任务上表现更糟。当出现双重动机冲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自我损耗（Fujita，2011），即必须通过压制其中一个动机来满足另外一个动机，需要消耗大量的心智资源，其中调节情绪、抵制冲动都会导致自我损耗。

参考文献:

[1]陆涛.从“可读”到“可见”:后人类时代的身体图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报),2023,45(10):34-42.DOI:10.19997/j.cnki.xdcb.2023.10.016

[2]齐伟,孙靖媛.跨媒体故事世界构建与“影剧联动”创制新观念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10):86-93.DOI:10.19997/j.cnki.xdcb.2023.10.007

[3]刘俣孜,管亚文.“自下而上的信息流”:社交媒体中的阶层间仪式性交往——以春节微信拜年为研究对象[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10):124-131.DOI:10.19997/j.cnki.xdcb.2023.10.009

[4]文远竹,沈颖仪.人机共存的困惑：机器人新闻的著作权归属与侵权危机探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09):28-35.DOI:10.19997/j.cnki.xdcb.2023.09.016

[5]武晓立.从“错失焦虑”到“错过喜悦”：感知超载对社交媒体用户使用心理的影响[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09):140-149.DOI:10.19997/j.cnki.xdcb.2023.09.010

[6]田莺,丁和根.新媒介技术在传统媒体的扩散研究——基于江苏两大传媒集团新闻生产者的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09):150-158.DOI:10.19997/j.cnki.xdcb.2023.09.009

[7]陈秋心.“人肉搜索”语义嬗变：基于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方法的探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09):36-45.DOI:10.19997/j.cnki.xdcb.2023.09.007

[8]王琦,徐金玉.消费社会视域下PLOG的符号景观构建与逻辑呈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08):49-56.DOI:10.19997/j.cnki.xdcb.2023.08.014

[9]闫岩,尚佳,刘佳雯等.“我给你看截图”：作为中区展演的语境移植研究[J].新闻大学,2023,(10):46-60+121.DOI:10.20050/j.cnki.xwdx.2023.10.009

[10]姬德强,蒋效妹.数之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技术与城市[J].新闻大学,2023,(07):1-13+117.DOI:10.20050/j.cnki.xwdx.2023.07.010

[11]莫莉,卢咏珊.文化间性与回归：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网络媒介使用、双文化认同整合与跨文化传播意愿[J].新闻大学,2023,(06):18-31+116-117.DOI:10.20050/j.cnki.xwdx.2023.06.004

[12]邓建国.“延伸的心灵”和“对话的撒播”：论作为书写的ChatGPT[J].新闻大学,2023,(04):25-37+120.DOI:10.20050/j.cnki.xwdx.2023.04.006

[13]李龙飞,姜薇.互联网使用态度差异与数字化代际冲突——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新闻大学,2023,(04):103-118+123.DOI:10.20050/j.cnki.xwdx.2023.04.010

[14]杜莉华,吴世文.退隐互联网：主动网络失联的演进、实践与论争[J].国际新闻界,2023,45(10):6-27.DOI:10.13495/j.cnki.cjjc.2023.10.004

[15]方惠,吴尚蔚.“故园荒芜”：“数字死亡”的记忆与遗忘[J].国际新闻界,2023,45(10):28-48.DOI:10.13495/j.cnki.cjjc.2023.10.001

[16]王田,谭添慧.创造新女性:社交媒体女性赋权广告的后女性主义话语与受众的意义生产[J].国际新闻界,2023,45(09):48-70.DOI:10.13495/j.cnki.cjjc.2023.09.005

[17]董天策,何璇.消费主义逆行：基于豆瓣反消费主义小组的网络民族志观察[J].国际新闻界,2023,45(05):75-95.DOI:10.13495/j.cnki.cjjc.2023.05.004

[18]张宏莹.秩序修辞与协同:社交媒体语境下政府公共传播的逻辑重构与多元实践[J].国际新闻界,2023,45(09):140-162.DOI:10.13495/j.cnki.cjjc.2023.09.001

[19]杨家明,景宜.媒介行为：认识“空间媒介”的“第三重进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08):46-62+126-127.

[20]金圣钧,李江梅,李宇皓等.空间漫游与想象生产：在线影像中“网红城市”的媒介化建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05):53-74+127.

[21]乔丽娟.相亲角还是会友场?三重勾连的交织与时间场景的纳入——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05):75-92+127.

[22]卜玉梅,周志家.风险的社会放大：考辨、批评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04):17-33+126.

[23]章玉萍,吴心越.不如“游牧”：照护情境中的认知症老人媒介生活研究[J].新闻记者,2023,(11):71-82+94.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3.11.008

[24]於红梅,潘忠党,陈意如.探寻第三场所：一个空间可供性的视角[J].新闻记者,2023,(07):45-64.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3.07.007

[25]李秋霖,卜彦芳.占有的情感实践：明星粉丝心理所有权的生成与表达[J].新闻记者,2023,(10):81-96.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3.10.003

[26]郝雨,文希.AIGC一个“特类”：再论ChatGPT应用新闻生产新模态[J].新闻爱好者,2023,(09):14-17.DOI:10.16017/j.cnki.xwahz.2023.09.003

[27]钟知伦,周祉含.“刷礼物”：网络直播中的符码操纵与拜物迷思[J].新闻爱好者,2023,(09):39-42.DOI:10.16017/j.cnki.xwahz.2023.09.008

[28]付麟雅,王炜.元宇宙空间：游戏数字藏品的功能聚焦与价值审视[J].新闻爱好者,2023,(09):90-92.DOI:10.16017/j.cnki.xwahz.2023.09.026

[29]单燕萍,刘宣妤.文化分层视阈下国际传播的影像语言策略——基于李子柒系列视频节目跨文化传播的考察[J].新闻爱好者,2023,(07):65-68.DOI:10.16017/j.cnki.xwahz.2023.07.041

[30]韩文静,喻馨君.从“场景”到“情境”：智能媒介研究的新视角[J].新闻爱好者,2023,(06):30-33.DOI:10.16017/j.cnki.xwahz.2023.06.010

[31]牛静,胡文韬.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新闻伦理的理念反思与维度重构[J/OL].新闻界,1-10[2023-12-15]https://doi.org/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1213.001.

[32]雷思涵.关系赋权：老漂族微信朋友圈的脸面运作研究[J].新闻界,2023,(09):83-96.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0927.003

[33]王涵,王科.媒介善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探赜[J].新闻界,2023,(08):61-69.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0904.002

[34]田浩.以亲密关系重塑公共生活:介入性新闻的观念、实践及创新限度[J].新闻界,2023,(08):14-23.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0731.003

[35]赵海明,郭小安.液态监视情景中数字身体的技术宰制与自主性之辨[J].新闻界,2023,(06):62-72.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3070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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