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原题“先生意气之王人博”，转自天涯社区
我于何时第一次听闻王人博老师的大名，至今已不记得。模糊地推断起来，大概是在法理学的另一位教授张永和老师的课堂上。那是大一，张老师教我们《法学导论》，他的讲课风格可谓天马行空，或者说云山雾罩：从教科书上的一个观点起步，然后无限延伸，最后多半回归到国内外法学界——乃至社科界——的名人逸事。这种教学方式可能为某些正经的学子所不喜，被指斥为不务正业与离经叛道，但对于我这类不学无术之辈，却乐意听这位长发飘飘的中年男子的胡吹神侃。今日念及往事，亦是心存感激。如刘小枫和邓正来等人的名字与著作，都来自他的热情介绍——他将这两位先生赞誉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美丽邻居四川外语学院近20多年来走出的最杰出的两个人物。外校的如此，本校寥若晨星的名家自不待言。估计“人博兄”的大名与事迹，他当年没有少提。只是我那时年少轻狂，以为中国法学家的书基本可以不读，因此未曾记在心间。
但我却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王老师的情境。
是刑法学家陈忠林教授的讲座，王老师担任主持，卢云豹老师等人为点评的嘉宾。陈教授所讲的题目是“关于启蒙的启蒙”，很深沉也很玄虚，在务实的法学院却极有卖场。我和三五好友早早赶到举办讲座的学术报告厅，等到七点钟，几位老师穿过拥挤的人流和热烈的掌声，艰难地走上前台现身。陈教授和卢老师是熟识的，前者为我所就读的法学三系（后改称法学院）的系主任，后者对我有启蒙之恩，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一途。在他们两人之外，有一位极精神的先生，个子不高，消瘦，一幅大眼镜，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半点也没有大学者的风范，而接近于一个落魄的商人。这样说未免有些对长者不恭，好在王老师从不以为忤。后来我才晓得，在接人待物，无论高低贵贱，他都是和善而亲切，哪怕是批驳别人——如在那场讲座上对陈教授含混不清的启蒙论的评点，也是温文尔雅的说理，决无真理在握的飞扬跋扈。当然，他也有壮怀激烈的时刻，有一次晚上的选修课，说到学校的行政制度，他甚至爆以粗口。然而正是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形象的汇聚，才使得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生机勃勃。
大学四年，我一向是自己读书思考，交流仅仅限于一个五六人的小圈子，极少与学校的老师亲密接触。与王人博老师的交往，更是止步于公共的课堂，即听他讲授一门令中国人伤心不已的课程，“西方人权史”。这门课没有固定的教材，他主讲时似乎从不备课，两眼望着西南最大的教室的天花板，神情有些呆滞，嘴巴却毫不迟缓，出口成章，行云流水，于听者实在是惬意的享受——在西南学子的民间评选，王老师是最受欢迎的十大教师之一。
彼时我只是认真听讲，有疑问自己下去琢磨，枉费了向他请益的好时机。记忆中仅有一次，待听课结束，随几位同学陪王老师在月光下走了长长一段路。那时正风传他要步程燎原等老师的后尘，离开生活20多年的西南，奔赴邱兴隆教授执掌的湘潭大学法学院。流言可畏，大家在依依不舍的情绪之外，总有些对于出走者背叛家园的牢骚，但很多话都闷在心底，无法开口。一路沉郁，我只提了一个关于福柯著作译本的问题，他依然耐心作答，间或还调侃了两句。谁也没有料想，在那年夏天，他竟黯然离别，去的不是谣传中的湖南，而是西南的夙敌中国政法大学。
王老师在西南的口碑之好，估计没有几人可以比肩。与他齐名的，是西南最具学者之风的程燎原老师，他们合著的《法治论》堪称法学界的一块耀眼的路标，而他们亦可并称西南的两大精神领袖（在他们走后，才是卢云豹、赵明等人，还有一位喊出“西政不死，生生不息”的激情洋溢的张绍彦教授，最后也去了北京）。
他们受学生尊重爱戴的原由，学问之高倒在其次，首要的是具有一个精彩鲜活的完整人格：独立、自由、不畏权势，勇于批判和说出真相，真正做到学术与生活的合一，而不是如某些学者，理念上主张自由主义，现实中却大拍上位者的马屁。一种是人格整全，一种则是精神分裂，孰大孰小，终究逃不过人们雪亮的眼睛。但追求学问与生命的统一是何等艰辛，最后闹得在人生的第二故乡无处容身，只好选择逃离。据说王老师在北京生活得相当安乐，一样受学生欢迎，这总是好事情，而如他的老搭档程燎原，于湘潭大学中转了数年之后，还是回到重庆，但不是母校，却是毫无名望的重庆大学法学院。再对照西南近十年的荣枯，不免让人悲叹。
王人博老师的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坦率地讲，《法治论》只算一本应时之作，所论的是浅白的常识，并无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这本书在1989年出版，却散发出明亮的光芒，因为当时中国新时代的法治进程刚走入黎明阶段，尚是一片幽暗，该书适时而出，成为指引航向的路灯。
三十年飞逝，到了中国法治的正午时分，《法治论》依然一版再版，作为法学入门的读物，它的价值仍不可小窥。不过比较起来，王老师转向宪政研究之后所撰的两本著作更对我胃口，这就是《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和《宪政的中国之道》：前一本是专著，后一本是论文的散编。
前一本侧重描述1840年以来从西方舶来的宪政观念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以及因之而生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传统，还有那一代代宪政人的学理：从康梁，经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和胡适。该书最好与程燎原的《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放到一起阅读，方能相得益彰——审视20世纪前后的中国宪政转型，不能只看重梁启超与严复等人，他们只是铭刻着宪政文化花纹的硬币的一面，沈家本等践行者与杨度等迷误者则是镜子的另一面，两面相辅相成，缺乏其一，很可能要引发偏见。
至于后一本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书名是“宪政的中国之道”，而非“中国的宪政之道”？一个以“宪政”为主体，一个以“中国”为主体，尽管方向一致，但路径却差距千里。
中国的宪政专家们有一个沉积的病灶，那就是“理念先行”：预设好一套宪政的架构，然后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资源中取舍材料，这样做会导致一种坏处，即死搬硬套：符合西方宪政观的，保留，否则便一律舍弃，而有些东西，不管是否为建构宪政国家所必需，西方有，中国无，便准备大兴土木，移植重建（如基督教）。我们不禁要问：宪政本身难道没有伤口或毒素？难道是完好无缺？为什么不试图在借鉴的过程中做一些适当的修补？如果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型，那么即便实现了宪政，中国的主体性又将何在？——最后一个问题应该引发了王老师的焦虑，《宪政的中国之道》中所收录的《宪政的中国语境》、《民权词义考论》——特别是那篇《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都可视为对宪政转型中的中国人的主体性危机的成熟回应。而说到底，宪政之道，非常道。
最后录一段王老师的自我简介——我最早是在大学时评选十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宣传单上读到的，与下面这个版本略有不同。但那种质朴而幽默的情怀却没有丝毫改变，那正是一个学者的真实写照：
“王儿黻（王人博），来自北方小村，现居北京。年过不惑，仍是迷迷糊糊。生命的流程是这样的：该上学时在种地，该赚钱时在读书。如今大家都忙了，我仍闲着，除了看点书、教点书、写点字外，还想点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人生还有所体味的话，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自己写的所有文字未必较前20年所收获的地瓜和玉米更有价值。或许因了这一点，我一看到男人留的长胡子，就想到地里长势挺猛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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