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79级本科生，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昨天下午3点49分，老卞发来微信：同学群里说，严端老师昨仙逝。无比震惊之余，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随后不久，就看到了大学校方发布的消息。顿时泪水模糊了双眼，太难受了！！
严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作为法大79级的本科生，那时的我们很幸运，授课老师都是大家，响当当的名字。我们班的证据法学就是严先生教的，整整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是严先生的证明理论，以及她主张的证据两性说。
1983年，我本科毕业，最初被分配到了司法部，彼时司法部还是法大的领导。据说因为嫌分去部里的女生多了，我和其余四位女同学竟然又被退回了学校，换走了已然留校的五位男生。我找到当时的主管校领导问究竟，给我的理由是因为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留校，第二志愿才是司法部。由于先期留校的同学都已经安排了岗位，有教学岗，有行政岗，回来的我被告知不好安排了。既然回到了学校，我当然想从事教学工作。考虑到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环境保护法，情急之下，我找到时任经济法系主任的徐杰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去严先生家，冒昧得很。听完我的来意，徐老师告诉我，指导我毕业论文的老师刚刚工作调动去了外单位，加上当时经济法系已经留下了一位女生，接收不了我了。我当场差点急哭了，这时徐老师叫出了正在厨房炒菜的严先生：“老严呐！你看看你们刑诉能不能要了她？”至今记得那个生动的画面！严先生扎着围裙，手里举着炒勺，看了看我，说：“我们刚刚留下了一个男生，行！再来个女生吧！”大恩吶！承蒙严先生不弃，收留了我，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刑诉教研室，走上了刑诉的求学、从教之路。 在此，也向徐杰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没有他，我不会进刑诉教研室，也不会有机会追随严先生。望他老人家节哀！保重！留校之后，遵严老师安排，我先是做了一年的行政秘书，从1984年秋天开始给本科生授课，讲授刑事诉讼法。上讲台之前，严先生主持了我的试讲。由于过于紧张，没有经验，本该讲一节课的内容让我二十分钟就讲完了。准确地说，是念完了。心知不妙，忐忑不安地看着严先生。记得当时在场指导我的还有周士敏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严老师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笑着宽慰我：没事儿！没事儿！你就是语速太快了！周老师也和蔼可亲地安慰了我。接下来，严先生拿走了我的教案，逐行逐段地审阅、修改，在每一页的左侧，隔一段写一个字：慢！再隔一段，再写一个……一直写了一本教案。
记得当年我申报讲师职称时，严先生介绍我的时候说，“其他人每节课的教案只有4000字，刘玫的教案有6000字。”这是真的，是严先生核数过的！一页一页审阅过的，一字一字修改过的！ 严先生与江平先生和陈光中先生有数十年的深厚友谊，我是直接受益人，后来更是有幸成为了陈先生的博士弟子。由于自感本科毕业生教本科生很吃力，希望深造，我有心报考85级硕士研究生。当时教学一线教师匮乏，大学的政策是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安心教学，不鼓励报考。我又一次去了严先生家，表达了执意要报考的愿望。严先生非常理解和支持，当着我的面，她给时任校领导的江平先生打了电话，说了她的态度，并推荐我去见江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单独与江先生见面，先生只要求我两点：第一，只能报考一次，考不上就安安心心教学；第二，考上了也不能转关系，在职学习。岂有不答应之理？我点头点得磕头捣蒜一般。经过大半年的复习备考，刑诉专业当年有十一个录取名额，我考了第九。但还没等我松了这口气，就被当时的导师组组长告知，因为我在职，不予录取。迎头一闷棍啊！走投无路之际，严先生又一次救了我。她打电话给时任研究生院领导的陈光中先生，让我去见他。那是我第一次见陈先生，去了他教育部宿舍的家。记得那天先生很晚才下班回家，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先生当即表示既然成绩合格应该可以录取，并答应过问一下。之后的一切顺风顺水，三位先生圆了我继续求学的梦。几年前我在香港，听说江先生要去深圳参加一个活动，我和大学同学专程从香港过到深圳，去见了他。席间我提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恩情，江先生笑着说：我都不记得了。但我记得！记一辈子！他们是我在法大求学、从教四十余年来的三位恩人，感激不尽！ 昨夜11:51分，陈先生给我发来微信：“我们交情深厚，实在太令人悲伤。”我知道，此时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还是宽慰了先生：严老师溘然长逝，没有受苦受罪，是福报！您节哀！上面是我珍藏的一本杂志，《百科知识》1990年第9期。严先生指导我撰写的文章刊在第一篇。法大刑诉教研室历来有定期开展学术研讨的传统，1990年，时值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例会上提交了一篇小文，关于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会后，严先生把我单独留下，谈了她对文章的修改意见，并建议我加上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相关内容，由她审定后联系合作发表。我受宠若惊，不敢怠慢。于是就有了这篇“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这也是我与严老师唯一的一次合作发文。几十年中，搬了几次家，这本杂志我一直保存着。
我最初对于职业装的认识来自于严先生：永远的深色西装，剪裁合体、讲究、熨贴，内搭亮色尖领衬衫，领子外翻。多数时候衬衫是浅色、单色的，少有花色，因严先生不喜花哨。陪衬她几十年不变的干练短发，额头展露，发根外扬，纹丝不乱。她老人家个子高，腰板直，笑声朗，站在哪里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出众、亮眼，想忽视都忽视不了。严先生虽然是老师辈，但可能因为同为女性，她有时会跟我聊到时尚和流行等话题，裙子的款式、凉鞋的质地，皮包的颜色、发型的保持…甚至讨论时下流行的化妆品。严先生关于女装搭配的一个观点影响了我几十年：身上的颜色不能超过三个，否则“就怯了”（先生原话）。先生喜裤装，我印象里好像没有见过她穿裙装。但她曾经教诲我：要有条黑裙子，百搭，永远不过时。要知道，那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多年前我们教研室一位女老师有个随严先生出访欧洲的机会，需要置装。严先生建议她找我做参谋，我于是奉命陪着这位老师去了刚开业不久的北京燕莎商城，帮她从头至脚、由里到外置办了两身行头，据说出访时好评如潮。这位老师满意之外，严先生还特地夸奖了我，说我的眼光和品位不错，不由得令我小得意了一阵子。去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同学生谈事儿，同事鲁杨匆匆赶来，告诉我在楼里看到了严端老师和徐杰老师，我俩赶忙乘电梯下楼，想去看望他们。就这么巧！我们从四楼乘电梯下楼，下行至二楼，门一开，严先生和徐老师正在外面等候。严先生一眼认出了我，甚喜。我和鲁杨又激动又高兴，一边一个搀着严先生走出科研楼。可能因为我穿了双高跟鞋，严先生侧脸看着我认真地说：刘玫，你长个儿了。我说：怎么可能呢？严先生思索了一下，说：哦！那是我缩了！一句话把我们都逗乐了。那天沐群陪同他们前来。我抽空问了她二老的身体状况，她告诉我一切都好，我很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