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长春宣布截至4月13日24时实现了社会面清零；直面香港的深圳也早在3月24日实现了社会面动态清零。在各城市从上到下共同努力下，强如奥密克戎仍然被中国遏制住了，这也为迎战即将到来的全球第六波疫情创造了条件。明明什么都不缺，但已经半个多月了，老百姓每天还要愁吃喝看病问题；来自全国的物资被堵在上海以外，仅仅从无锡到上海货运价格已经暴增至正常价格的近十倍，颇有些中美间跨洋海运的架势。而在上海内部，一方面是老百姓吃饭难，习以为常的街巷小超市大量关门，网络下单无人送货；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互联网经济核心城市之一，拥有极强的末端配送能力，但大量快递员、外卖员、闪送员被困在家中，通行证一证难求，能够上街的送货人员尚不足平时的十分之一，配送价格暴涨，有的外卖员一天收入能达到上万元。2022年3月27日，注定将被上海乃至全国很多人铭记，一夜之间，光彩夺目的上海被打落凡尘。过去的上海在各个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全国纷纷效仿的模范生，但半个多月来，在很多城市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上海反而大出意料。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上海过于强调行政和市场作用，而忽视了发挥社会的力量，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不断扩张下，社会自治力量严重萎缩，已经形不成稳固的三角结构，直接导致基层治理日渐衰败。上海今天的局面，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上海长期认为只要行政有效，基层治理也就有效，高效的行政力量不断向城市最末梢渗透，实现了一管到底，原本与行政系统并列的居民自治系统，被同化为行政系统的一部分，以街道为主对社区进行管理，直接导致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持续衰败。这次疫情就看出来了，面对数千人，社区仅仅只有几个人，要完成疫情防控、老百姓基本生活保障、心理疏解等等一系列工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上海一些社区工作者说：社区只是自治机构，没有实际职权，没法要求相关部门配合，但是现在什么事都压给社区，对市民也说找社区解决，但是社区连人手都没几个，又能怎么办？以行政化的思维去搞社区治理，显然是无法应对目前危机的。当然，社区治理的行政化和边缘化也是其他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没能有效解决，但终归比上海更加有效，在大多数城市的疫情防控中，社区居委会发挥了中坚作用，与医务人员形成了默契配合。全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有限，而且人员流动较小，社区人员结构稳定，熟人社会就意味着社区对辖区更为了解，甚至有多少老年人、多少年轻人，什么人有基础疾病，什么人热衷于社会工作等等都说得出来。而上海人口高度流动，很多基层社区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人户分离、人口规模远超社区力量，于是我们看到，都已经封控好几天了，上海还全市发通知，要求社区统计辖区基础病人员情况，这说明此前根本不掌握基础情况。这些工作只有社区能够掌握。当然，人口高度流动的问题在其他一线城市也存在，但城市基层治理要比上海有效得多。比如深圳，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城市，对国家政策执行度极高，尤其是相比上海弱化社区基层，深圳一直在进行强化社区，打造了著名的社区治理“深圳模式”；依托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发展极为蓬勃，首倡“志愿者之城”，还打造了专门的“深圳志愿服务精准匹配系统”。又比如北京，政治氛围浓厚，同样重视基层治理，推广“街巷吹哨、部门报到”“街巷长制度”，推动街道力量下沉；还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基层治理和志愿者队伍，以及成建制的群防群治力量，比如熟知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等。仅仅西城50平方公里就有超过7万群防群治力量，在北京街巷随处可见，还不算其他基层力量，算起来基层治理力量在人数上能够达到常住人口的10%。北京还有规模庞大的各类志愿者队伍、数十万各类协管员，再加上北京市民普遍更服从统一管理、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极高，这一切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有着极为扎实的基础。正是在基层治理和志愿者双重力量支持下，防疫工作得到了巨大支持，人力充足很多事就好解决了，更关键的是日常就有一支经验丰富有组织力的常备队伍，可以就地转为应对危机的中坚力量。同样是面对疫情，上海一个社区数千人，竟然只有几名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也需要临时招募，缺乏系统组织，往往第一天30名志愿者，第二天就少了一半；假如换成深圳或者北京，一线人员数量绝对数倍于上海，并且更加系统、稳定，哪里需要医务人员挨家挨户采样呢？不说北京深圳，就算一般的小城市，进行全城核酸检测医务人员只需要坐着采样就行了，其他人员组织、协调等杂七杂八的事情全部由社区居委会解决了，根本不需要医生张嘴说一句话。然而到了上海，竟然还需要医生去做居民的工作，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上海又是一贯的潮湿闷热，又怎能提高效率呢？这一篇，小镇本想从上世纪80年代的社区改革说起，谈谈上海、沈阳、南京、武汉、深圳、北京等等城市是如何探索的，又是如何从单位制度解体，经过社区服务、社区建设逐步进化到现在的社区治理，谈谈这个过程中的社区的行政化与边缘化的两难抉择。但写了半天，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毕竟是一个与政府、市场并行的体系，过于复杂的体系，远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讲透的，还不如聚焦点，谈谈上海到底怎么了？上海现在的问题关键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大力量失衡，政府、市场力量过强，社会基层自治高度行政化，直接导致基层组织力量严重不足，这背后的根本就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区体系出现了偏差。目前全国社区体系建设有很多种模式，基本属于“试错”机制，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探索，发现失败了走不下去，那就分析是方向有问题还是整体体系有问题，然后不断改进。但无论有多少个模式，上海都是极为特殊的一个城市，关键就在于街道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城市，社区工作的主导权在社区居委会，社区拥有更多的力量；而上海作为“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首创城市，在社区工作中，长期以街道作为主导力量。谁做主导，差别很大。居委会本来面对政府就非常弱势，存在行政化倾向，如果以居委会为主导开展社区工作，相对还好些，但假如街道为主导，那必然意味着居委会更加行政化。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比如2003年，上海在居委会推行“议行分设”制度，在居委会设立议事层和执行层，这两者分工极为不同，人员构成也不同并且基本没有兼职，而在其他探索“议行分设”的城市，兼职非常普遍，这当然也有问题，但终归把权力和资源留在了居委会层面。本来制度上，执行层应该由议事层聘任和考核，隶属于议事层，但由于上海采取街道主导社区工作的模式，实际执行的时候，街道认为这两个是平行关系，并且牢牢抓住对执行层的实际控制权。这就导致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居委会议事层对执行层说话不管用，执行层直接受命于街道办，只接受街道办下派的任务，执行层凭借街道办的行政权力，在社区工作中反而压住了议事层，议事层说的话不管用，主角反而成了配角。在这样的体系下，本来按照国家社区治理规划，应该配给居委会的人力、物力、财力、沟通渠道等等，就被街道办转移到了居委会的执行层，事实上居委会就成了街道办的下属机构，长期缺乏资源支持的居委会也就不可能搞好社区工作，毕竟相比行政管理，社区更需要贴近老百姓一线生活，需要更加细致入微。当然，几年后上海把这套体系取消了，改回了“议行合一”的模式，但是原本的街道办和执行层的关系、原本习惯的社区工作模式，哪里是说改就能改回去的？反而基层组织不断弱化。相比这一核心问题，上海“小市民”、老年人多、海派思想影响等等都是次要的，或者说只是果，基层组织的长期衰落才是真正的因。最近小镇看大决战，1948年，在军力上，解放军仍然弱于国民党军队，所以电影中蒋介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但事实上，敌我力量早已发生根本转换，因为解放军不是仅仅靠自己在作战，背后有亿万的人民群众。比如辽沈战役关键的“塔山阻击战”，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解放军在极端时间内筑起一条长达8000多米的交通壕，在炮火硝烟中，担架民工队不仅抢救伤员，还在阵地上苦干3天3夜帮助部队修筑工事。到了淮海战役更是如此，当时部队为了抢占先机，每人只能携带3天口粮，粮食供应至关重要。当时仅仅山东就组织了规模庞大的支前大军，出动了88万辆大小车辆，向前线运送了2亿多公斤粮食，硬是用一辆辆小推车和扁担支撑了整个战役的进行。比如一位支前英雄唐和恩，他带着运量小分队一路走过4省88个村镇，昼夜兼程数千公里，部队打到哪，就把粮食、弹药运到哪，再把伤员转送回后方。辽沈战役是老百姓拆了门板抢修阵地打赢的，淮海战役是靠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更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而在更早的抗日战争中，游击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纵横，靠的还是老百姓。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了，但疫情防控同样是战争，再强大的防疫队伍也要依靠人民。2020年的武汉，来汉支援的医护人员从来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相对不发达的广西，硬是给来源医护人员提供了最强的后勤和伙食保障，短短十几天就把肆虐的疫情控制住了。
广西百色，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婆婆，拄着拐杖，挎着自己舍不得宰杀的一篮子鸡，到疫情捐款箱前捐款捐鸡
在全国支援上海的情况下，长春仅仅依靠吉林一省之力，也已经完成了社会面清零，沈阳4月11日一天，沈阳8个区就完成了第14轮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沈阳也即将迎来解封之日。为什么我们全力支援香港，最后香港还是走上了“共存”，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短短两个多月累计死亡已超过8千人。关键就在于外来支援再强，也必须在当地有根，必须有足够的后勤保障才能打赢仗。小镇相信，上海一定能成功控制住疫情，“动态清零”一定能够实现。但从长远来看，经过这次，倘若能够重新正视基层治理，从底层改变城市的运行逻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