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环境并不差，为啥难见效？

假设作为一个纯局外人，理性的看待过去的几十年，会发现几乎年年有挑战，内部要改革，外部要抗冲击，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

上世纪90年代先是苏联解体、海湾风暴，国内价格闯关、物价飞涨；一度中央财政极为紧张，1993年三、四季度，总理带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个省一个省的做工作，在答应不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增量分配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分税制。

伴随分税制同时启动第二阶段国企改革，小镇在学校长大，从小听着大喇叭里“国企改革”长大的，小时候还特别奇怪，为什么“国旗”还要改革？等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国企”不是“国旗”。

仅物价闯关、财税改革、国企改革这三项就意味着多少激烈的利益重塑，与此同时还面临1996年台海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爆发了特大洪水，造成的经济和生命损失难以估量。

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又面临重大抉择，原本计划加入的关税总协定在1995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规则和标准上对我们而言更具挑战。当时国内极为担忧，担心被冲进来的狼吃掉，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如此强大，即使2001年的中国GDP也才排世界第六位，人均、科技、产业更别提了，那什么斗？

前天在《兴风作浪  生杀予夺》提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不过在保持A1评级不变的情况下，把展望调整了“负面”，过去历史上穆迪已经调整了12次，其中只对了5次，准确率还不如干脆掷骰子，就算这样穆迪还在报告中专门强调“A1评级的肯定，反映了中国有足够的财力和体制资源来管理有序的过度”等等。

中国很早就跟这些国际评级机构打交道，1999年标准普尔把中国主权评级从BBB+下调到BBB，当时正面临银行坏账危机，成立了四大资产公司处理坏账，同时为了推动市场全面化改革，启动了1998年房改，不管现在房地产有多大的危机，站在历史的角度，没有房地产的发展，就没有过去20年的飞速发展和住房条件改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相抵。

事实证明，中国人不惧任何挑战，加入WTO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过了几年蒙头发展的安生日子，2008年抗住了冰灾、地震，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全新风貌。

但2007年因为信用评级的滥用引发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又要面对新的挑战。还没等完全过关，美国又搞“重返亚太”，外部冲击加剧，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就这样一路走，直到2018年贸易战以及疫情的挑战。

简单梳理下来，过去30年，真不是和风细雨，但成就显著，现在的中国发展速度远超过去最理想的预期。从一开始GDP总量翻两番，调整到人均GDP翻两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也大为提前，而在诸多领域，比如科技、产业乃至军事建设，都远超当年最乐观的预期，甚至梦里都不敢想。

客观的说，今年的大环境还是不错的。

先说灾害，虽然有华北水灾，但由于多年来每年上万亿的水利设施投入，加上年初就提前应对，整体损失有限，今年也没有其他大的灾害，2023年夏粮产量仅比上年下降0.9%，仍然是丰收年。

注意：丰收不代表必须年年增长。

经济、社会流动以及治理方面，也放开了，对各个行业都是支持鼓励为主，在2021年窗口期启动的对多个行业的整顿也柔和了许多。比如房地产，2021年下半年开始就着手放松，2022年二季度进一步放松，允许少数优质房企发行债券，三季度设立了保交付专项借款，到四季度连续推出一系列支撑政策，比如“16条”等，今年刚刚提出了“三个不低于”。

互联网也被鼓励发展，增加了国际竞争的新定位。从年中开始，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性政策，着手刺激需求、改善预期。

而在外部，虽然要做好迎接狂风暴雨甚至是惊涛骇浪的准备，但由于某些国家自顾不暇，总的来说今年外部环境还可以，并没有那种特别标志性的冲击事件。

就有一个问题：按理说大环境还可以，推出的政策过去也一再证明非常有效，但为什么效果有限？

直接说小镇的看法。

关键是底层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如房地产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很有效的，放在现在就很难见效。比如过去只要放松下限购，房价压都压不住，现在有的专家已经提出干脆所有城市都取消限购，说这话有些不负责任了。

这位专家可以扪心自问，真觉得会有效？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放开限购，会吸引全国有钱人蜂拥而至，房价别说稳住不跌，短时间内涨几十个百分点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中国只有一线城市吗？本来就已经是存量有减，再让核心城市虹吸，其他城市不管了？

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底层的重大变化呢？

小镇才疏学浅，斗胆抛砖引玉。

第一：经济、人口、社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调整极为猛烈，出现结构性错位。

今年大学毕业生高达1158万人，明年预计达到1187万人，而由于生育高峰一直持续到2017年，加上录取率不断提高，预期未来高等入学率提高到90%并不奇怪，当然这里面包括民办、大专等。

按照18岁考上大学，22岁毕业的一般节奏，如果不发生根本的变化，比如整个社会扭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愿意接受职业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也得到充分尊重和发展，学校与社会的衔接更加顺畅，那么或许到2039年前后，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仍然保持在高位，1187万绝对不是最高点。

而今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已经超过新生儿数量。

这就有一个问题，能够吸收大学毕业生的最佳工作岗位来自于经济增量，从一般经验看，每1%GDP增长对应约200万新增就业。当增速放缓，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与已经工作多年的师兄师姐们竞争，就算有国家应届生补贴，就业压力也大得吓人。

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和毕业生数量的对比，就不列了，政府工作报告里都有，这些新增就业岗位可并不是全留给应届生的，而且也是在变动中。

而根据智联今年报告，“选择”自由职业、慢就业的毕业生整体占比超过30%；而据北大《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数据，53.9%的职场人正在从事兼职，00后受访者占比也达到了54.5%。

当然这里面的兼职门槛比较低，但也说明，只做一份工作已经不足以满足对收入和生活的需求，也不满足抗职业风险的需求。

而与之相对的，产业升级进展相对顺利，14亿人口的激烈竞争市场，让我们的节奏远比西方经验快的多，有朋友曾说“在中国，摩尔定律不成立，中国速度只会更快”，但对于个体而言，快节奏的迭代变化就意味着很难放松，必须一直努力，不断学习，才能勉强跟上整体的进步。

这对刚刚离开校园的大学生很不友好，大学里太多老师自己离开校园都未必能在社会上立足，又如何教学生们闯荡？这就进一步拉大了高校教育与现实的距离，而产业更需要的拥有高技术工人，目前的职业教育还有待发展，对于技术工人的培养存在差距。

当然，总的来说，这还是好事。至少到2040年以前，其实不用太担心劳动力人口的短缺，“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但小镇更希望能够不要再说“红利”。

产业升级终归是为整个国家创造了更多财富，但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走出去，比如新能源汽车，能不能在未来两三年内抢得更多海外市场极为重要。

目前小镇与业内人士交流，企业还有电动汽车百人会等行业智库组织，都将接下来的重心转到开拓海外，至于动力电池规划、智能化等，这些问题很重要但都没有开拓海外重要，对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现在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已经足够先进了。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速度太快太猛。

之前谈到很多，我们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早在2014年就已经有所预期，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很多人还认为有些过于担心了。

但从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演变速度快的惊人，2023年巴以冲突又狠狠地踩了加油，其他地区的变化同样猛烈。

目前世界经济已经事实上分为了节奏不同的几大板块，主要的至少有三块：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板块、欧洲板块、北美板块，还有一些区域板块，各个板块的变化节奏都不同，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

而在这两年，有太多“谁能想到？”的变化，太多神话破灭，一些国家虽然没能提前预料到，但事实都摆在眼前了，当然会抓住。

第三、地方财政能力骤然下滑。

过去三年地方财政支出很大，小镇谈过《拉地方政府一把，让更多企业活下来》，不多赘述。

房地产、地方债、金融，这三个是绑在一起的，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或几个产业能够替代房地产，而房地产变化太快，从2018年到2021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基本维持在17-18亿平方米之间，呈上升趋势，而2022年降到13.6亿平方米，2023年前10个月只有9.3亿平方米，那么全年恐怕也就是10-11亿平方米。

虽然土地财政是量入为出，卖的地少了，支出也少，但要考虑到，土地原本是非常好的抵押品，很容易获得金融支持，但现在地不好卖了、也不好抵押了，很多事就不好办了，而地方债的利息已经基本把土地出让金抵消了。

地方财政不足，就需要中央救，还是要想办法化解。

第四、不确定性增大导致保守防御心态，需要时间修复。

即使在线性变化的时候，想抓住时代大势变化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过去几十年很多发财致富的其实糊里糊涂。那么在底层逻辑变化的时候，虽然不知道未来怎么变，但是能够感受到现在、未来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就是不确定性。

面对不确定性，条件反射的就是观望，这是天性。

想要调整，需要降低不确定性，需要有标志性的重大变革，又或者需要时间，时间能够化解一切，人性终究会重新恢复消费、恢复投资。

但几大变化合在一起，就复杂了。

怎么解决，不是小镇的水平能够妄论的，高度不够、信息不足、能力有限，更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决断力。

只是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如果让所有人清醒的明白面临的挑战不是几个月能够解决的，要做好更长期的准备，会不会反而能够安定人心？

短期恐慌过去之后，鞋子都落地了，反正也就是这样了，再怎样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有足够的底气，那就努力呗。

具体时间需要斟酌，定一个2年期限，行不行？

第二个想法：基于底层逻辑的变革，需要在底层上下功夫，比如小镇之前提到的，从过去投资物向投资人倾斜，拿出10%的基础建设投资，直接用于缓和全民生活压力行不行？（参见《【新思考】经济下半场的主动能》）

能不能从重视科研人员等“人才”升级为重视全民的“人力资本”？把这部分钱用于让毕业生能够有半年到1年进行技能提升的补贴，还有育儿补贴、技能学习补贴、特定工作岗位的补贴等等？

这绝不是直接发钱用于消费，而是有特定的要求，直接用于缓解个体在不确定下的安全感，本质是增大人的价值，而人是一切的根本。

投资物的上半场，房地产是主动能；那么下半场，有没有可能变为投资人，让人的成长成为经济的主动能？

但一定要坚信，当前所有国家都在面临挑战，我们已经是最有底气、未来发展前景的国家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身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大的确定性，努力就有希望，无非迎难而上罢了，这已经不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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